章太炎的经济学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些有识见的文化分子提出向西方学习，走以工商立国的道路。这一思路为未来中国指出了一个广阔的前景目标，也是当时深重民族危机的直接反映。章太炎在举世攘攘、追慕欧风美雨的历史年代里，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学说。
章太炎的经济学说，是在研究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他没有走“重商主义”者的欧化道路，而是针对中国生产不足、人口众多、贫穷愚昧的现状，作了综合性思考，并突破狭隘的经济领域，将目光指向了更为宽广的诸如政治、社会、人文等领域。这不仅仅使他的经济学说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精神，也使他的思想出现了前期与后期的不同。在其前期（1903年以前），他的目光主要是放在注重生产的增长上，在其后期（1903年以后），他的目光则移向了注重分配的均等。
一 前期：追求生产的增长
生产的增长有赖于农、工、商的全面振兴，传统“崇本贱末”的经济模式，显然不利于国民经济与生产的增长。因此，理顺农、工、商的关系，将是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
传统的“崇本贱末”思想，实是一种政治的、伦理的经济思想，其理论依据是工商末业徒事机巧，败坏人心，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风俗的淳朴。章太炎认为这一思想“其议虚憍，近于无端崖之辩”。[1]由此，这一传统经济模式，便为章太炎所不取。其云：“夫天地有百昌以资人用，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置舫人之官以通川泽，骖服
牝以达原阪，人不极劳，而足以穷泰远，剂其所产，以龚服御。”[2]他认为农、工、商均为生民所资，缺一不可。关于农、工、商三者之关系，他在主张三者兼重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应以农为本，其云：
夫通四方之珍异，使五金、百卉、皮革、丹漆，昼夜相转乎前，而上榷税之，民得其养，上得其用，均输之术，于是乎两便。然计本量委转输之，久而出者必穷。是故终南之山，今无檀柘者，会稽之壤，今无竹箭者，取之尽也。然则商非能自通也，孳殖于农，而裁制于工，己则转之。[3]
在章太炎看来，工商待农而兴，无农，则工商不兴，农是成工、通商的基础。所以，他主张“重农”，认为重农“是为知本”。[4]章太炎又说道：
夫既有工艺矣，则一方或有余，而一方或不足，而求之者则固相等，于是，商贾操之以征贵贱。[5]
在工、商二者之间，商之兴又有待于工之成。综合来看，章太炎关于农、工、商三者的关系，是以农为本，工次之，商为末。这一从农→工→商的顺序，仅是一逻辑顺序，三者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章氏对农、工、商三者关系的重新界定，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崇本贱末”思想，他之主张“重农”，不过是将“农”当作工、商的本源来看待的，在他看来，如果农不兴，则工、商所赖以成、通的资源就会枯竭。
仔细分析一下章太炎的“重农”思想，我们发现他所说的“农”，并非指狭义的“农耕之业”，而是带有明显的泛农色彩，如章氏曾经说道：
古之所谓农，非播稼而已，蔬屮之丰，园圃毓之；桢榦之富，虞衡作之；鸟兽之蕃、鱼蛤之孳，薮牧聚之；麻枲之坚、蚕桑之晠，妇工成之；数者，非三农之职业也，而隶于农。故诸农之所隶籍者，一切致筋力以厚其本，则百货逢涌，不知其所尽，而商旅通矣。[6]
他将“播稼”之外的园圃、虞衡、薮牧、妇工等业，一切皆视为“农”。在他所规划的《均田法》中，他将“坑冶”与“露田”、“草莱”等量齐观，[7]将“坑冶”当作《均田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来看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章太炎所谓的“农”，与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农”，差别是很大的。他所说的“农”，实际上指的是人类直接面对自然、通过利用自然力而获取物质资料，或者通过开掘自然本身所蕴藏的资源（如矿藏等）而获取物质资料的经济行为。换句话说，他所说的“农”，指的是生产工业产品所赖以取资的一切原料的经济行为。因此，在章太炎眼中，“农”位于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级，这是人类直接面对自然所进行的生产活动，在这里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工”则位于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二级，其经济行为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即是人们在生产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因为工业产品制作的过程，虽然表现为人与物质资料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这一物质资料并非直接取之于自然，而是由人类的第一级经济活动所提供的，由第一级经济活动提供的物质资料，已经凝结了第一级经济活动者的劳动力，这一物质资料已经不是“自然之物”，而是“人化的物”，因此，第二级经济行为所体现的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则位于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三级，其经济行为也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章太炎对人类经济活动的三级划分，将“农”置于第一级的位置，显示了他对物质资料生产的高度重视。
章氏在农、工、商兼重的同时，特别提出“以农为本”，其目的不过是为工、商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的物质资料。章氏云：
乌乎！今中国金币之泄于异域者，不可画箸计也。议者病夫商旅之不远出，而欲致行之，顾未尝以器之良楛、物之盈绌为计。彼苦荼与丝者，非园夫红女，将曷成者也？逾淮、汉，甫草之地，丵狱大数十，桑麻不殖，牛羊不下括；车陟乎桃林，甫草之地，丵狱大数十，蒲桃不成，牛羊不下括；商虽通矣，其何取以运？[8]
“重商主义”者以“商战”为务，在章太炎看来，如果没有“农”所提供的丰富的物质资料，没有“工”所提供的精良的工业产品，将失去它的根基。那么，同西方进行“商战”，将借何以成？所以，“重商主义”者的主张，在章氏看来便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主张。只有以“农”为本，将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一、二两级（第一级尤为重要），这样才能为同西方进行“商战”提供坚实的基础。由此，章太炎的经济思想与“重商主义”者的经济思想便恰好相反，他将重点放在“第一级”，主张“重农”，主张“以农为本”，所以，我们可将他的经济思想看成是一种“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章氏的这种“重农主义”的经济学说，将物质资料的生产放在首要位置来考虑，同时兼重工、商，其目的是为了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在同西方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这一思想较之当时 “重商主义”者的经济思想来说，实有着更加独到的眼光。
由章太炎这种“重农主义”经济学说，不禁令人想起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资产阶级重农学派的经济主张，两者表面上看去是极为相似的，但仔细分析起来，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本质区别。以魁奈、杜尔哥等人为首的法国重农学派，在人类经济行为中追求的是“净产品”的增殖。他们将人类的经济行为分成“生产者”与“不生产者”两类。所谓“净产品”，指的是“财富的净增值”，重农学派认为：“每种生产事业必然要有某种开销——某种损失，换言之，在财富的生产过程中，有一定数量的财富被破坏，这个数量应该从所生产出来的新财富的数量中减去，两者之间的差额构成了财富的净增值。”[9]他们认为这种“净产品”只限于一种生产部门，即农业：“只有在农业中，所生产的财富大于所消耗的财富，除非发生意外事件，劳动者的收获总多于消费，即使把劳动者全年的生活维持费用计算在内而不是仅仅计算收获和耕作季节劳动者的开支。正因为农业生产具有提供‘净产品’这个独特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经济才成为可能，人类文明才会实现。其他生产部门，无论是商业或运输业，都不是这样，因为在这里，人类的劳动显然什么也没有生产，而只替代或移动已经生产的产品。工业也不是这样，在这里手工业者仅仅把原料拼凑在一起或仅仅是进行加工。”[10]因为只有“农业”才能提供“净产品”，所以，他们将农业劳动者称为“生产者”；由于工商等业不能提供“净产品”，所以，他们将从事工商等业的称为“不生产者”（虽然从内心来说他们是极不情愿这样做的）。由于对“净产品”的追求，重农学派对工商业者往往流露出一种鄙夷之情。章太炎虽然也“重农”，但他并不鄙视工商。重农学派追求“净产品”（“财富的净增值”），仅仅将目光限定在财富的增长上。由于章太炎在重农的同时，兼重工商，从逻辑上来说，章氏就不仅仅追求财富的增长，他更加注重的是追求价值的增长及价值的实现，也即在“农”提供丰富物质资料的基础之上，通过成工、通商，在市场的互动中获致价值的增值与价值的实现。这是他们两者本质区别之处。章氏的这种“重农主义”经济学说，较之法国“重农学派”来说，可以说更加本质地反映了近代工业文明之下经济行为的目的追求。但由于两者都注重对于传统的继承，将近代工商的发展奠定在农业基础之上，这说明两者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唯其如此，也导致了两者命运的极其相似，重农学派之遭受启蒙思想家的反感，章太炎之一直遭受世人的曲解，其故也即在此。
既然将生产的增长确立为经济行为的主要目标，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生产的增长呢？章太炎主张通过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来实现生产的增长。生产工具是生产技术水平的重要表征，为了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章氏非常重视生产工具的改进。他对挟着近代生产工具（近代机器）雄霸全球的“维多利亚大风”特别赞美。[11]并且，对中国历史上为生产工具的改进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所谓“畴人”表示敬意，主张修史应为“畴人”列“传”，为“工艺”作“志”。他自己曾发愤要修撰一部百卷《中国通史》，这部著作虽然未能修成，但在章氏所拟定的“目录”中，赫然将“工艺志”及“畴人别录”列为重要内容，[12]由此也可见章氏重视生产工具改进之一般了。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人类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愈益增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章太炎认为“作力剧而器用匮”，[13]在生产力水平愈益提高的情况下，如果不适时地进行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生产的增长，就会产生器用匮乏之虞。“夫古器纯朴，后制丽则。”[14]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看，生产工具也是愈益趋于精巧便用。人类社会的早期历史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的演化过程，[15]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历史演化的必然趋势。那么，怎样才能促进生产工具的改进，从而推动生产技术的革新呢？其一，章太炎主张“合群”，其云：
余读《胡非子》曰：“一人曰：吾弓良，无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无所用弓。羿闻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以此知古之初作弓者，以土丸注发，古之初作矢者，以徒手纵送，两者不合，器终不利。此所谓隐匿良道，不以相教，由民不知群故也。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故羿合之而械用成矣。惠施有言：“城者，或操大筑乎城上，或负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三者亡一，城不可就。”[16]
在章太炎看来，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社会化的分工合作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之所以会落后于西方，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不能合群以张吾学故”。[17]其二，章太炎主张“竞争”，通过“竞争”来促进生产工具的改进，从而推动生产技术的革新。其云：“人之相竞也，以器”，又云：“竞以器，竞以礼，昔之有用者，皆今之无用者也。”[18]他认为在我国传统礼制中所使用的礼器，其本初原为生产工具，是在竞争中被淘汰不用而化为礼器的。换句话说，生产工具则是在竞争中不断得到改进的。
对于生产技术进行改进的思想，终章氏一生均无变化，在其晚年，他仍然在反复不断地强调要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以为我用。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章氏实际上是将生产技术的改进当作促进生产增长的一个最重要手段。除此之外，章太炎还注重消费效应、政策调适以及人口质量对生产增长所起的作用。
我国传统的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由于生产严重不足，导致了消费的低下，与此相应，便产生了“崇俭黜奢”的传统消费观。关于“奢”，章氏以其独特的历史主义眼光，对之重新作了界定，其云：
顾势也，浸久而浸文明，则亦不得不浸久而浸侈靡。而所谓侈靡者，其称固未有定也。成周之世，食大牢而奏《韶濩》，自茹毛饮血之世视之，而侈靡已甚矣；今自大秦以西，一醧而金百溢，自成周之世视之，而侈靡又已甚矣。必举成周之俗以訾今人，则亦将举茹毛饮血以訾成周，而递訾之，至于无穷，则有耦鼯鼬而伍羝羊者，而茹毛饮血复有訾其侈靡者矣。然而天下无所谓侈靡也，适其时之所尚，而无匮其地力人力之所生，则韪已。[19]
章太炎认为“奢”是一历史性概念，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要带来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无所谓“奢”与“俭”。只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适度的消费”，便是一种正确的消费观。所以，他不赞成传统的“崇俭黜奢”的消费观。从章太炎主张进行“适度的消费”来看，对于“崇奢黜俭”的消费观，他也是不赞成的，因为这种消费观超过了时代生产力水平所能提供的消费水平。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现状是消费严重低下，所以，章太炎目光所注仍然是放在鼓励消费上。其云：“兴时化者，莫善于侈靡。”[20]鼓励消费，是为了矫正传统的“黜奢崇俭”的错误消费观，更为重要的则在于通过扩大消费促进生产的增长。章氏云：
古者，于山之见荣茂草乔松之为煤者，未尝求；于良工精材虽求之，而未尝致；非夫假修纯白之谓也，其用未侈靡，则啙窳偷生而已足。然而人非草形之虫矣，慧亦益启，侈亦益甚，则定质之弃于地，与诸气诸味之弃于地外者，必将审御机数以求之。是故侈靡者，百工之所自出也。[21]
在此，章氏正确地摆正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低消费是与低生产密切相连的，生产的增长，有赖于消费水平的提高，两者相互依住，不可分离。章氏主张“适度的消费”，其意正在于通过消费效应来促进生产的增长，以改变传统经济格局下生产的严重不足局面。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传统农业大国，在传统的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人口众多而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由于传统经济结构下粮食生产的严重不足，由农业所提供的粮食资源，基本上被国人简单的生存需求消费掉了，甚至还不能维持国人最起码的生存需求，使国人的消费水平永远处于一种低迷状态，这不仅使传统经济走不出低消费、低生产的循环封闭怪圈，也有力地限制了生产的进一步增长。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为生产的进一步增长打下坚实基础，章太炎主张通过政策的调适，也即充分发挥政策的干预作用，带领传统经济走出这一怪圈。
在传统的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中，一方面是粮食生产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则存在着土地资源的开发不足及土地资源利用的非合理化倾向。章太炎说道：
逾淮、汉，甫草之地，丵狱大数十，桑麻不殖，牛羊不下括；车陟乎桃林，甫草之地，丵狱大数十，蒲桃不成，牛羊不下括。[22]
这种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现象，随处而有。章太炎又说道：
闽土非甚硗确，民亦不绵力薄材，而食谷必转于近省，甚哉，烟草之为害烈也！田莱一倾，三谷而七烟。……烟叶之苦泽，下毒其壤，数年不能成菜茹，虽欲反而树稼，其道无由。[23]
这种“三谷而七烟”土地资源的非合理化利用倾向，恐亦并非仅只限于闽省。土地资源的开发不足及土地资源的非合理化利用，无疑会加剧传统经济格局之下人口众多与粮食短缺的矛盾。章氏以为：“吾以为农官不设，农事不能以大举。”[24]因此，他主张设立“农官”来领导并调节农业生产，从而做到土地资源的充分合理化利用，并减少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现象。
昔者北方之砂砾，蓟丘之左，自虞集始营度之，至于今二十世；天山之水泉，若古勿导，导之自林则徐，至于今再世；而其效特局促于是也，非设农官无以为也。[25]
对北方砂砾之地以及天山等地的大规模开发，对淮、汉、桃林等山原之地开发，章太炎认为非设一“农官”来领导，则事不可以“大举”。关于“烟草”，章太炎则主张由国家颁布禁令，严禁种植。其云：“下令之岁，已栽者不芟，明年无莳，莳以番薯蓣，足以代谷，三年而腊毒尽，则壤可稼矣。……犯禁：三亩者，伏通衢；五亩，捶；十亩，罚白金五两；二十亩，官笞之，没其地入里校室。”[26]
设立“农官”来领导土地资源的开发，以及对土地资源的非合理化利用进行政策性干预，固然可以缓解人口众多与粮食短缺的矛盾，但是，由于清朝政府当时实行的是自康熙以来一直奉行的“摊丁入亩”的“一条鞭法”，加之官吏在征收赋税时之“公取平余”、“私索耗羡”，使土地的赋税负担非常沉重，加之土地占有的不均，这就容易引发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造成社会的动荡。章太炎认为：“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27]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则社会有可能会在难以弭平的周期性的动荡中元气耗竭，这就更加谈不上促进生产的增长了。所以，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章太炎主张必须实行均田政策，制定合理的赋税政策，使民“乐其生”。通过与孙中山的商讨，他拟订了一份“均田”草案，其内容如下：
凡土，民有者无得旷，其非岁月所能就者，程以三年，岁输其税什二，视其物色而衰征之。
凡露田，不亲耕者使鬻之，不雠者鬻诸有司。诸园圃，有薪木而受之祖、父者，虽不亲邕，得有其园圃薪木，无得更买。池沼如露田法。凡寡妻女子当户者，能耕，耕也；不能耕，即鬻。露田无得佣人。
凡草莱，初辟而为露田园池者，多连阡陌，虽不躬耕，得特专利五十年。期尽而鬻之，程以十年。
凡诸坑冶，非躬能开浚硩采者，其多寡阔狭，得恣有之，不以露田园池为比。[28]
透过这份“均田”草案，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章太炎注重已开发土地资源的高度利用（“凡土，民有者无得旷”）；第二，鼓励开发尚未开发的土地资源（“草莱”、“坑冶”等）；第三，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凡露田，不亲耕者使鬻之”）。这一主张的提出，一方面当然是为化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在周期性的动荡中耗竭元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土地资源，从而为生产的进一步增长提供有利的条件。
夫农耕者，因壤而获，巧拙同利。一国之壤，其谷果桑榆有数，虽开草辟土，势不倍增。而商工百技，各自以材能，致利多寡，其业不形。是故，有均田，无均富；有均地著，无均智慧。[29]
在主张“均田”的同时，他反对“均富”、“均智慧”，反对抑制工商，这说明章氏的“均田”思想，是作为发展工商的基础而提出来的。推行“均田法”，也可谓是他注重了政策的调适作用，但这一主张由于是基于社会的稳定来考虑的，所以，它本身已经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范畴，带有浓厚的政治目的性倾向。
如果说政策的调适作用对促进生产的增长有着直接影响的话，那么，人口质量的提高，对生产的增长将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为了提高人口的质量，章太炎一方面主张采取“优生”政策，另一方面则注重开启民智。关于前者，章氏云：
核丝（指细胞核——笔者）之远近，蕃萎系焉；遗传之优劣，蠢智系焉；血液之袀杂，强弱系焉；细胞之繁简，死生系焉。[30]
他从近代西方的细胞学及遗传学等知识获知，人种良否，与人类的婚姻制度存在着密切关系。“欧洲父族母族，七世以内，皆禁相婚，以血缘大近故也。”[31]下一代的健康（“强弱”）聪明（“蠢智”）与否，由于同父母的遗传存在着密切关系，所以，章氏主张禁止近亲结婚，并且禁止“童昏”（痴呆）、“嚚喑”（聋哑）、“焦侥”（侏儒）等天生生理上有着严重缺陷的人结婚。[32]从而培育出“人人皆角犀丰盈”，[33]也即健康聪明的下一代。章氏的这一“优生”思想，直接受之于西方近代的细胞学及遗传学的启示，他之主张推行“优生”政策，反映了他对提高人口质量的高度重视。
性犹竹箭也，括而羽之，镞而弦之，则学也，不学，则遗传虽美，能兰然成就乎？[34]
人口质量的提高，除了有待于“先天的遗传”之美外，章氏认为还同“后天的学习”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在主张推行“优生”政策的同时，又极力主张开启民智，提高国人的智识文化水平。关于开启民智，章太炎的言论颇多，然其所取途径不外乎“立学会”、“建学堂”、“广宣传”等。[35]
培育体格健壮、聪明智慧的国民，可以为促进生产的增长，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从而有效地医治传统农业文明之下中国人民贫穷愚昧的顽症，使中国经济走出低消费、低生产的封闭循环怪圈。
追求生产的增长，目的在于实现财富与价值的增殖，其终极目标则在于富国阜民。在“国”与“民”的关系上，章太炎又将“民”放在主体地位，而“国”则被放在客体地位。在他看来，先须“阜民”，而后才谈得上“富国”，追求“富国”不能以牺牲“阜民”为代价。因此，他反对一切损害国民利益的经济行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制币”思想中清楚地看出来。
鸦片战争之前，王鎏为了缓解清朝政府的财政危机，曾提出过发行纸币的主张。他认为发行纸币“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这是一种掠夺国民的货币思想。这种货币主张遭到了章太炎的激烈批评。章太炎认为纸币虽有轻便之利，便于流通，但纸币的发行必须要以“帑廥以为本”。其云：“今东西虽异度，其储藏固足以相任，以中国之匮乏，官无见钱，率然以纸币下行，其无根株也，泛泛如海闾屈龙乎？”[36]由于当时中国库藏匮乏，章太炎认为中国发行纸币的条件还未成熟，所以，他反对发行纸币，而主张“铸金”。章氏认为铸造金币，一方面可以防止在国际金本位体制下中国利权的隐受损害（章氏云：“西方之金，一两当银十五两，其与吾易，则当三十两，所得倍称，故泰西隐益，而中国隐损。”——见其《制币》一文），同时，也可以防止滥发纸币、掠夺国民的弊病。等到库藏既足，中国发行纸币的条件成熟后，才可以发行纸币。等到那时，章氏云：“吾乃陟高丘而宣言曰：纸币行矣！”[37]才能确立一个健全的纸币制度。“神州之商，潼滃蔚荟，相集相错，以成大群，而后可与西商格拒。”[38]这样，纸币的发行，不仅成为富国的有力手段，也成了“厚生之大衢”。[39]
追求生产的增长，以富国阜民作为终极关怀，又将“阜民”当作第一义而揭示出来，这反映了章太炎的经济思想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精神。正是由于这一“人文”因素的影响，使章太炎的经济学说在其后期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即他在追求“生产的增长”之同时，又开始注目于“分配的均等”，并将“分配的均等”置为其视角的中心。
二 后期：注重分配的均等
1903年，发生了著名的“苏报案”。因“苏报案”，章太炎被判三年监禁，在上海西牢中，度过了漫长的铁窗生涯。1906年获释以后，章太炎来到日本东京担任《民报》主编，主要从事领导革命的宣传工作。这一时期，由于他置身于日本，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开始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成为促使他经济思想重心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透过章太炎前期的经济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虽然主张运用政策的干预作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总体上来说，他对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这是以当时中国的经济生产严重不足作为背景的。到了后期，由于章氏置身于日本，看到了欧美高度发展的经济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弊病。欧美经济的高度发展，造成了社会的进一步分化，贫富悬绝，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运动也因之风起云涌。章太炎认为欧美社会之所以陷入极度的动荡之中，主要是由分配的极度不公造成的，这一因素有可能成为炸毁现有秩序的烈性炸药。因此，要避免欧美那样的弊病，必须要解决好分配问题。从这一主导思想出发，他主张对经济的发展进行有效的干预，而放弃了前期的“自由主义”立场。如果说章氏前期之注重生产的增长，对经济的发展持一种“自由主义”态度，是以当时中国经济的“生产不足”为背景的话，那么，在其后期，他之注重分配的均等，对经济的发展持“干涉”立场，则是以中国经济的“生产既足”为背景的。当然，当时中国还远没有达到“生产既足”的地步，其思想的提出主要是以欧美经济的发展状况来比附的，其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避免中国重蹈欧美的覆辙。由此我们认为，章太炎后期的经济思想不但不是对其前期思想的背离，反而是对其前期经济思想的有力补充。因为，他在追求“分配的均等”的时候，并没有忘记追求“生产的增长”，只不过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那种认为章太炎后期经济思想对于其前期来说是一种“后退”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挟着近代先进生产技术，创造了巨额的经济财富，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财富的巨额积累，并没有成功地解决好民生问题。一方面是少数资本家阶级占有着社会财富的巨大份额，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工人阶级占有社会财富的较小份额，仍然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便是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奇观。为了防止由生产的增长带来的财富的为少数人所独占，章太炎主张应运用政策的有效手段进行干预，“抑富强，振贫弱”，[40]从而避免在财富高度积累的情况下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其具体措置主要有“均配土田”、“官立工场”、“限制相续”等。[41]
关于“均配土田”。这可谓是继承了他前期的“均田”思想。他主张：“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也。”[42]田牧旷土、山林场圃、盐田池井，属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农业”，位于人类经济行为的第一级，这是人类直接面对自然力的开发。由章氏这一主张我们可知，对于第一级的经济行为，章太炎力图将它控制在一个“自耕”的范围之内，力图避免无限制的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这是否反映了章太炎代表了自耕农阶层的利益，或者说反映了章太炎具有一种“没落地主阶级的恐惧情绪”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知道当时中国总的经济状况是生产不足，并且面临着庞大的人口压力，揆之章氏的用意，实是想要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口资源，扩大对自然力的开发，以为工商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走“自耕”的途径，虽然可能会由于限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而导致生产增长速度的减慢，也可能会偏离近代大生产的发展方向，但它一方面能够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下过度两极分化的弊病，不至于将中国庞大的人口推入赤贫的深渊；另一方面通过充分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口资源，扩大对自然力的开发，无疑也会促进生产的增长，同时也避免了传统经济格局下两极分化的弊病。章太炎反对走西方式的大生产道路，并不是出于“没落地主阶级的恐惧情绪”；章太炎主张将第一级的经济限制在“自耕”范围内，也不是代表了自耕农阶层的利益。因为，他并没有回到传统的经济格局中。他不过是想在西方近代的大生产之外，另辟一条蹊径，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关于“官立工场”。章太炎云：“官设工场，辜较其所成之直，四分之以为饩廪，使役佣于商人者，穷则有所归也。”[43]又云：“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营工商，托名于他人者，重其罪，藉其产。身及父子方营工商者，不得入官，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也。”[44]综合此二者来看，则可知章氏之主张“官立工场”，并不排斥工场的私营，他大概是主张将工业分为官营与私营两种。孙中山曾经主张将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像铁路、矿山、邮政等收归国有，其他听私人经营。对此，章太炎由于没有明确加以界定，所以，我们对他关于官营、私营的具体范围不得而详，但这无碍于我们对他思想的分析。他之主张“官立工场”不过是利用国家的力量解决民生问题。通过“官立工场”的途径，吸纳大量流入私营企业的劳动力，使民“穷则有所归也”，并且改变私营企业中劳动者的贫穷状况。因为，随着官营企业劳动者报酬的提高（章氏主张将官营企业中生产总额的四分之一，作为劳动者的报酬），必会对私人企业构成冲击，如果它不能相应地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则必会使劳动力纷纷流入官营企业。
关于“限制相续”。章太炎主张：“限袭产之数，不使富者子孙蹑前功以坐大也。”[45]这种笼统的提法，令人觉得模糊不清，对此，他在另外场合又作了清楚的界定：“限制财产相续，凡家主没后，所遗财产，以足资教养子弟及其终身衣食为限，余则收归国家。”[46]对于这一主张，章氏自己大概也认为不太合理，并且也难以执行，所以，后来他又将其改为：“认遗产相续税，凡家主没后，所遗财产与其子弟者，当依其所遗之数抽税。”[47]章氏的这种“限制相续”主张，其用意也至为明显，即力图尽量缩小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在“均配土田”、“官立工场”、“限制相续”三者之外，章太炎还主张“行累进税，对于农、工、商业皆然”。[48]为了防止欧美那样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分配不公局面，章氏可谓是层层加码，费尽心机。但他提出这些主张并不是想阻绝私营业主的经济发展，他所要致力于扼制的实是大农、大工、大商，是想将私营经济发展的规模控制在中、小程度。由此，我们对这一时期章氏的大量“抑商”言论也可以获得一个清晰的理解了。
章太炎之所以要致力于抑制大农、大工、大商，当然一方面是为了尽量缩小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状态；另一方面则是在于他看到了大农、大工、大商对社会所具有的巨大危害性。关于大农、大工、大商，章氏往往使用土豪、豪右、职商、驵侩等词加以指称。在欧美社会，由于金钱至上，资本万能，资本家阶级得以挟其雄厚资本干预政治，导致了“驵侩攘臂，讼言国政，齐民乃愈以失所”的局面。[49]就中国的情况来说，由于当时清朝政府推行奖励工商的实业政策，使“商”成了“四民之首”，章太炎认为它于社会为害极大，其云：
职商者，非谓援例纳捐，得一虚爵，谓其建设商会，自成团体，或有开矿、筑路、通航、制器，直隶于商部者。自满洲政府贪求无度，尊奖市侩，得其欢心，而商人亦自以为最贵，所至阻挠吏治，掣曳政权。己有欺罔赃私之事，长吏诃问，则直达商部以解之；里巷细民，小与己忤，则嗾使法吏以治之。财力相君，权倾督抚。官吏之贪污妄杀者不问，而得罪商人者必黜；氓庶之作奸犯科者无罚，而有害路矿者必诛。上无代议监督政府之益，下夺编户齐民之利。或名纺纱织布而铸私钱，或托华族寓居而储铅弹，斯乃所谓大盗不操戈矛者。若夫淫佚蒸报，所在有之，则不足论也已。[50]
不仅如此，他们还勾结白人，凌轹同类，章氏云：
皙人又往往东走矿冶，阡陌之利，日被钞略，邦交之法，空言无施，政府且为其胥附，民遂束手无奈之何。以意挈量，不过十年，中人以下，不入工场被捶楚，乃转徙为乞丐，而富者愈与皙人相结，以陵同类，验之上海，其仪象可睹也。[51]
由上可以看出，章太炎之主张抑制大农、大工、大商，主要是出于经济、政治两个方面的考虑，其目的则在于避免中国出现像欧美那样的大农、大工、大商对于经济与政治的独占局面。
由于章太炎不取欧美式的大生产道路，主张将私营经济的规模控制在中、小范围之内，所以，他对同近代大生产密切相关的近代生产技术也开始深致诘难。我们知道，近代大生产是以近代生产技术的革新为其基础的。近代生产技术的革新，虽然导致了近代大生产的迅猛扩展，导致了财富的迅速增加，但它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它使得广大的劳动群众在近代生产技术的困扼之下，成了近代生产技术的附属品，加之资本的控制与掠夺，使广大劳动群众只能在哀哀无告的痛苦深渊中呻吟。章氏认为近代生产技术的发展，获利阶层只是那些大农、大工、大商，于广大劳动群众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以“电车”为例来说，章氏认为：
自电车之作，往来迅轶，速于飞矢，仓卒相逢，不及回顾，有受车轹之刑而已。观日本一岁死电车道上者，几二三千人，将车者才罚金，不大诃谴。汉土租界，主自白人，欲科以罚金且不得。夫电车只为商人增利，于民事无益毫毛，……如何长国家者，唯欲交欢富人，诡称公益，弛其刑诛？立宪之国，亮无足勑耳矣。汉土法律虽敝，自昔未有尊崇富人者。租界虺蛇之地，法不得行，固也。异时复有于内地行电车者，诸新生且将因缘成事，宥其杀人之罪。余以造用电车者，当比走马众中，与二岁刑，因而杀人者，比走马众中杀人，商主及御夫皆殊死。[52]
他指出“电车只为商人增利”，可谓是看到了近代资本制度的本质，但他之主张“造用电车者，……与二岁刑”以及“因而杀人者，……商主及御夫皆殊死”，则未免言之过激。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章太炎看来，生产技术的改进，本来应是为增进人类的幸福服务的，如果走向了它的反面，则对于人类来说，就毫无价值可言了。如他曾经说道：“人求进化，必事气机，欲事气机，必先穿求石炭，而人之所需本不在此，与其自苦于地窟之中，以求后乐，曷若樵苏耕获，鼓腹而游矣。”[53]既然近代生产技术的改进，只为极少数人谋福利，对广大劳动群众有害而无益，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去赞美它呢？在此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章氏经济学说中所充满的浓厚的人文精神。章太炎谴责近代生产技术，主要是从“价值”角度来立论的，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章氏之谴责近代生产技术，其实并不是认为它不可取，并不是反对运用近代生产技术来推进生产的增长，他的用意不过是要说明，运用近代生产技术，不应该只为极少数的像大农、大工、大商阶层去谋福利，而应该要为广大劳动群众去谋福利。这种过激言论，是以人文精神为其底色，其目的则在于实现对欧美式大生产的超越，在以近代生产技术为基础追求生产增长的同时，实现全民的共同福利。
关于章氏后期经济思想中所具有的浓厚的人文精神，我们从他后期货币思想中，仍可进一步清楚地看出。
当时中国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可谓花样百出，名目繁多，既有国家发行的货币，又有地方发行的货币，还有国外发行的货币（如当时东三省流行的“羌帖”，为俄国所发行）；既有硬通货，又有纸币。币制不统一，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很大阻碍。针对这种状况，章太炎认为应该首先整顿币制，实行统一的币制政策，其云：
富国必先足民，国民经济，应为发展，金融机关，宜求整理，则统一币制，设立国家银行，实为今日不可缓之事也。[54]
他主张设立“国家银行”，建立统一的金融体制来整顿颇形混乱的币制。关于“制币”，他仍然继承了他前期的货币思想，主张“政府造币，唯得用金、银、铜，不得用纸，所以绝虚伪也；凡造币，不得以倍现有之钱者等于一钱，不使钱轻而物益重，中人以下皆破产也”。[55]在其后期“制币”思想中，章太炎仍然强调的是“必先足民”，并将中、下层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来考虑。当时他之反对发行纸币，主张发行硬通货，当然并不是认为纸币不好，对此，他在著名的《惩假币》一文中作了详细阐释，其云：
近世圜道匮绌，作纸币以济之，名其为币，其实符券也。以一券一币更相易，民未有损，今再三倍其实币之数，其虚实不可相赓偿，此乃徒以欺罔其民。……天产自然，万人流血汗穿地藏，然后得之。今以顷刻旋轮动肘之劳……名而当形，画而当实，未有诈欺若彼其甚者也。……今多作空券以为实币，则是巫师鬼道之用也。[56]
他认为当时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其票面价值多与货币的“实值”不相符合，不过是逞其欺民网利之用。因此，章氏将此种纸币与“符券”等视，认为它并不是真正的货币，是“假币”。这一时期，章太炎还对货币的价值作了探讨，他认为货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其云：
夫直，亦不空至矣。诸有直者，皆拟其役作。功大者，城阙道路，细及羽之一箴，芥之一荃，悉以手足腾踔搏取得也。腾踔之，搏取之，之谓功，功有少多，故直有贵贱。而金、银、铜者，亦以手足腾踔搏取得之，功以拟功，直以拟直。故以三品之币易物者，犹以布贸丝也，性又从革，分合惟所制，故能为万物纪。[57]
在章太炎看来，金、银、铜三者，一方面易于分割，另一方面由于它本身凝结了劳动的价值，故可以为币。以金、银、铜为币，流通于市面，不过是像以布贸丝一样，实现的是等价交换，故无欺民网利之弊。而纸币则不然，其云：“以纸币准直者，亡于其实，徒以名授也。”[58]纸币因为本身不含有价值，所以，以纸为币，章太炎认为是“徒以名授也”，也即纸币不过是像“符券”一样，仅仅是货币的代用品而已，他称之为“征币”。其云：
今造纸币者，其功不与采金、银、铜等，且造一金之币，与造十金之币，其功则相若，故曰，所以征币，非直以代币也。征币者，固当以轻重相易，以一券一币相流转而已，多增其数，则是以偷功窳器代坚良之金也。彼焉所挟操以为准乎？度自有其长，故准长；权自有其重，故准重；量自有其积，故准积。币以准直，而纸之体与其直不相应，造纸之役与成物之功不相应。今取契尺中断之，犹当五寸，取十金之纸币中断之，且复当五金乎？[59]
在他看来，如果纸币的“票面价值”与“实币”相符，即以一券代一币，则其在市面流通中，实现的也是等价交换，反之则否。而当时中国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其发行额远远大于“实币”额，其“票面价值”要远远大于其“实值”，在这样的情况下，章氏便极力反对以纸为币，而主张以金、银、铜为币。在这三者之中，章氏揆诸当时西方各国均实行金本位制，为了保证中国利权不隐受损害，他又主张铸造金币，建立金本位制。其云：
诚欲统一币制，非先铸金币，无以为银币权衡。盖银币成色不高，则民间必失信用；而银币成色不减，则外人买以销毁，必然之势也。今先铸金币以为本位，无论银圆成色足与不足，其兑换金币，并无差异，于是银圆成色可以一律减低，而信用依然如常，毁销不禁自绝。此则金币之铸，诚当今所不可缓者。[60]
设立国家银行以统一币制、建立金本位制等，这是章太炎后期货币思想的两个重要内容。但章氏之主张以金币来统一全国货币，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纸币，他反对的是以纸币为“符券”，反对的是以发行纸币进行欺民网利。如果纸币的发行，有充足的准备金，纸币的“票面价值”能够如实地反映其“实值”，那么，这不仅是章氏所欢迎的，也是他所要致力实现的。他认为：“夫纸币者，人主清心可以行之”，[61]换句话说，如果是贪叨网利之主则不可行纸币。然而，在章氏看来：“多欲之主，干没之吏，中夏所不能绝，其志在网利，非在于赍轻易行也。故他人为之而得利，己为之而得害者，何哉？不权本末，不课有无，其贪过于饕餮，而作伪甚于方士，恣己踊于巫师也。”[62]由此可看出，章氏在当时之所以不取“纸币”，是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条件还未成熟，而这一切又是以反对“欺民网利”为根本原因的。也即是说，他的后期货币思想，仍然是将广大普通国民利益置为视角的中心，货币的发行不过是作为便民、利民的一种手段罢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章氏的后期货币思想仍然是以其一贯的人文思想作为底色的。
三 结语
章氏在构建经济学说时，由于是将“人”确立为视角中心来考虑问题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他在追求生产增长的同时，要考虑到分配问题。在其前期，由于当时他面临的是中国传统经济下生产的严重不足这一客观经济现状加之当时他对生产充足的欧美社会尚缺乏了解，故而对“分配”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只片面地强调生产的增长。在其前期，他对于经济问题基本上是持着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后期，由于他看到了生产高度发达的欧美社会所存在的严重弊病，所以，对“分配”问题他开始给予高度重视，并对经济开始持一种“社会主义”的立场，主张“干涉”。章氏在其后期之所以认同“社会主义”，是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其法近于平等。”[63]由此，实现分配的均等，这便成了章氏后期经济思想中一个新增加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将章氏的经济思想比作一辆战车的话，则“生产增长”与“分配均等”，便是这辆战车的两轮，两者缺一不可。由于关于“生产增长”问题，在其早期经济思想中，已经透彻地解决好了，所以，他后期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大多数言论便集中在分配问题上。实现分配的均等，并不是要实现绝对的均等，他只不过是想尽量缩小分配的不公，所以，他将私营经济的发展规模控制在中、小范围之内。这说明，章太炎的“重农主义”的经济学说，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崇本贱末”的经济发展模式，又不同于“重商主义”传统之下欧美式大生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但章氏之另辟蹊径，并非有意要标新立异同时代思潮作对，他这一独特的经济学说的提出，实是在研究中国特有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之上，针对中国的独特国情提出来的。他与当时国内“重商主义”者所取的途径虽然不同，但两者的终极目标却是一致的，即均是要实现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国向近代工业国的转变。由于章氏的学说是在对中国历史及现状进行冷静研究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他注重在由传统农业国向近代工业国转化过程中传统力量的作用，注意到了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以及存在着庞大人口压力的实际情况，因此，笔者认为，章太炎的这一“重农主义”的经济学说，较之当时“重商主义”者的经济思想来说，更加切合中国的国情，也更加富于理性的色彩。
（注：本文原刊于台北《大陆杂志》，1998年第99卷第3期。）
[1]章太炎：《明农》，《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章太炎：《明农》，《訄书》（初刻本）。
[3]章太炎：《明农》，《訄书》（初刻本）。
[4]章太炎：《明农》，《訄书》（初刻本）。
[5]章太炎：《读管子书后》，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
[6]章太炎：《明农》，《訄书》（初刻本）。
[7]章太炎：《定版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8]章太炎：《明农》，《訄书》（初刻本）。
[9]〔法〕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徐卓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20—21页。
[10]〔法〕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徐卓英等译，第21页。
[11]章太炎：《喻侈靡》，《訄书》（初刻本）。
[12]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13]章太炎：《尊史》，《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4]章太炎：《尊史》，《訄书》（重订本）。
[15]章太炎：《原变》，《訄书》（初刻本）。
[16]章太炎：《尊史》，《訄书》（重订本）。
[17]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18]章太炎：《原变》，《訄书》（初刻本）。
[19]章太炎：《喻侈靡》，《訄书》（初刻本）。
[20]章太炎：《喻侈靡》，《訄书》（初刻本）。
[21]章太炎：《喻侈靡》，《訄书》（初刻本）
[22]章太炎：《明农》，《訄书》（初刻本）。
[23]章太炎：《禁烟草》，《訄书》（初刻本）。
[24]章太炎：《明农》，《訄书》（初刻本）。
[25]章太炎：《明农》，《訄书》（初刻本）。
[26]章太炎：《禁烟草》，《訄书》（初刻本）。
[27]章太炎：《定版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28]章太炎：《定版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29]章太炎：《通法》，《訄书》（重订本）。
[30]章太炎：《族制》，《訄书》（初刻本）。
[31]章太炎：《族制》，《訄书》（初刻本）。
[32]章太炎：《族制》，《訄书》（初刻本）。
[33]章太炎：《族制》，《訄书》（初刻本）。
[34]章太炎：《族制》，《訄书》（初刻本）。
[35]其详请参详拙作《戊戌变法时期章太炎变法思想平议》，《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36]章太炎：《制币》，《訄书》（初刻本）。
[37]章太炎：《制币》，《訄书》（初刻本）。
[38]章太炎：《制币》，《訄书》（初刻本）。
[39]章太炎：《制币》，《訄书》（初刻本）。
[40]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41]章太炎：《五无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三，《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2]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43]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44]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45]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46]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
[47]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下），第533页脚注①。
[48]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下）。
[49]章太炎：《总同盟罢工论序》，《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
[50]章太炎：《革命之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51]章太炎：《总同盟罢工论序》，《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
[52]章太炎：《五朝法律索隐》，《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
[53]章太炎：《四惑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三。
[54]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下）。
[55]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56]章太炎：《惩假币》，《检论》。
[57]章太炎：《惩假币》，《检论》。
[58]章太炎：《惩假币》，《检论》。
[59]章太炎：《惩假币》，《检论》。
[60]章太炎：《东省实业计划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下）。
[61]章太炎：《惩假币》，《检论》。
[62]章太炎：《惩假币》，《检论》。
[63]章太炎：《俱分进化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