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外交综述
从融入到共同体建设：中国亚太战略回顾与展望[1]
吴莼思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亚太外交经历了一个重新融入地区一体化建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与东亚国家不仅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而且逐渐对以和平发展合作塑造地区安全环境达成了共识。然而，自2010年美国大力推行再平衡战略以来，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与东亚主要力量的关系不约而同地受到磨损，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陷入停滞。在此情况下，中国不得不超越以往的地区融入战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地区共同体建设。其主要内容包括：重新以发展合作来界定地区议程，强化本地区的利益融合和共享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推动亚太地区形成符合时代特征和亚洲特点的新型观念意识，比如多元共生意识、亚洲主体意识、同享共担意识等。
【关键词】周边安全 中国外交 命运共同体 亚太再平衡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的亚太布局与我国的亚太方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083）成果。
【作者简介】吴莼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博士。
2010年以来，中国与一些亚太国家间产生摩擦，亚太安全局势及中国的战略走向引发全球关注。在此局势依旧扑朔迷离之际，再次回顾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重新回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积累的一些有益经验也许不无裨益。本文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努力探索一条以区域合作确保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一努力在2010年美国大力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出现停滞。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力量之一，要更加坚定地参与亚太安全合作建设，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提供正确的前进方向和路线选择。中国的亚太战略正处于由融入走向共同体建设的新阶段。
一 中国重新融入亚太
作为亚太地区的文明古国，中国对这一地区具有传统影响。但是，这种传统影响并不意味着在当代亚太外交中，中国就具有先发优势。相反，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较长时间里，中国亚太外交并未在地区舞台上占据中心地位。这是因为，第一，随着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所谓的“朝贡体系”彻底瓦解，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大幅下降。第二，在较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和大部分东亚国家都经历了一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过程，现代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尚处于开端。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体系为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所控制。新中国坚守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但在具体实践中采取“一边倒”政策，意识形态因素对国家间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第四，受到超级大国的封锁和国内政治的影响，新中国在一个时期里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2]由此，在不久之前的一个阶段，中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其实比较疏离，不仅基本上表现为双边关系，而且与许多重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尚未建立或恢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逐步发生重大变化。首先，中国降低了意识形态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得以全面恢复和正常化。1978年，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不仅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这三个国家，而且在这一访问中，中国明确表示，支持东盟国家维护独立与主权，支持东盟坚持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与中立区的主张，赞成东盟加强自身团结的立场，这是中国第一次明确表示支持东盟。[3]这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调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此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与越南等国实现了国家间关系正常化，与新加坡、文莱、韩国等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始全方位地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与互动。其次，在积极发展双边关系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中国以更开放的态度参与亚太多边合作和多边机制建设。中国传统上习惯于以双边形式与其他国家打交道，但是在参与亚太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一方面不得不与东盟这样的多边组织打交道，在东盟“10+1”、东盟“10+3”及东亚峰会等舞台上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处理朝核问题之类的地区热点问题的过程中，中国也认识到其在多边合作的进程中可以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参与地区合作。最后，随着中国更加深入、全面地参与亚太合作，21世纪以来，中国更加主动地探索和设计亚太政策。2001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启动自由贸易区建设。2002年，在十六大报告中，中国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确定为周边外交的指导方针。
由此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得了巨大进展。其中，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尤其珍贵。
第一，以和平发展合作塑造地区共识。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与许多东亚国家在反对苏联和越南的扩张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但是在领土尤其是南沙群岛及钓鱼岛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主权争议。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领导人在80年代中期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4]，为中国改善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及与日本的关系拓宽了道路。进入90年代，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双边贸易额在1990～1997年年均增长率高达21%[5]，东盟国家对华投资不断增加，到1996年底，经中国政府批准的东盟国家在华直接投资已达2117项，投资合同金额累计已达107.76亿美元。[6]在这一时期，东亚国家逐渐走出冷战对抗的阴影，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和国家建设方面，加强对话合作、建立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成为这一地区的基本共识。
第二，以伙伴关系为抓手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冷战结束以后，国家间关系面临新一轮调整。美国作为仅剩的超级大国，对于国际体系中是否会出现新的挑战者十分敏感。1992年，罗斯·芒罗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一文，掀开了“中国威胁论”的盖子。在此压力下，中国以“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精神积极开展伙伴外交，其中，中国与东盟在1997年确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与日本在1998年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与韩国在1998年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与印度尼西亚在2005年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菲律宾在2005年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7]通过伙伴关系建设，中国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不同于美苏在冷战时期实行的争霸外交[8]的新型国家间关系，这为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寻找新的相处模式开辟了道路。
第三，通过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打造新的合作平台。中国在与东亚国家调理沉疴，塑造新的伙伴关系的同时，还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建设。尤其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意识到地区合作的重要性，邀请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举行非正式会议，形成了“10+3”和三个“10+1”进程。中国积极参加了这一进程，而且在此过程中日益积极地构建地区合作平台。首先，中国深化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与整合，主动推动在2010年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积极支持东盟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其次，中国在“10+3”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中日韩对话，将地区多边合作由东南亚延伸到东北亚，由中小国家联合延伸到大国合作。再次，中国在热点问题上积极探索多边合作平台，其中最有名的是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四国的上海合作组织，其在反对这一地区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反哺了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对提升国家间关系产生了良性推动。最后，在参与地区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也注意处理好与美国及其同盟的关系。无论是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还是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中美关系都克服了初期的困难，在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形成了合作关系。2009年上半年，中国还打算与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日本一起举行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级别的三边对话。[9]这一对话最终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实现，但中国着力调整与美日同盟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调整和深化了与亚太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并推动了地区一体化进程。在此过程中，东亚国家就保持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以及这一地区需要合作性机制来处理本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达成了共识。
二 美国战略再平衡对中国的安全压力
2010年以来，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出现一些波折。这其中，中国与东亚一些国家间原来就存在领土争议固然是基本原因，但美国出于其战略再平衡的考虑，在东亚国家间有意识地激化矛盾，恐怕已经成为这一阶段中国与东亚国家间的摩擦难以降温的重要背景。
（一）中国与东亚国家摩擦背后的美国
2010年，中国与东亚三大主要力量——东南亚国家、日本及韩国的关系都出现了波折。
首先，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因为南海问题转向紧张。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此轮关于南海问题的冲突应该说爆发于2009年。当时，亚太地区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2009年5月13日，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要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成员国在这一日期前递交外大陆架划界案或相关声明。东亚国家围绕这个时间节点纷纷提出其在相关海域的利益诉求，从而使海洋领土争端问题再次成为焦点。[1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综观整个2009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仍然比较稳定[1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按计划于2010年1月1日建成。一些东南亚国家明显改变与中国的互动方式，发生在2010年7月于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上。2010年，越南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也是东盟与中国的联系国。正是利用了这些身份，越南在那一年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上热炒南海问题，并支持美国将南海问题国际化。[12]由此，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关系开始螺旋向下。
其次，中日关系在2010年遇到重大障碍。其触发点是2010年9月7日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中国福建籍渔船“闽晋渔5179号”渔船发生碰撞。与日本以往处理类似事件不同[13]，当时的民主党菅直人政府不仅扣船抓人，而且启动了司法程序。这样，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再次凸显，中日关系严重恶化。
最后，受“天安舰”事件波及，中韩关系骤然降温。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护卫舰在黄海海域巡逻时突然沉入海底，船上46名官兵死亡。韩国认为，“天安舰”事件是朝鲜造成的，但中国一直未就此事件表态。由此，中韩之间的互信关系受到影响[14]，直至2013年朴槿惠总统上台才开始缓解。
当然，国家间，尤其是邻国之间发生矛盾和摩擦，在国际关系中是常见现象。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和日本在南中国海和钓鱼岛问题上的摩擦由来已久。然而，在2010年中国与东亚主要力量的关系相继出现问题的时候，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是，美国高调出现在所有这些事件背后，并且站在中国政策的对立面，挑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向恶化的方向发展。
在南海问题上，201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于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发表讲话，标志着美国的南海政策出现实质性变化。[15]她在讲话中不仅强调美国在南海“具有国家利益”，而且要求所有声索国不以“强制手段”解决各种领土争议。很显然，她的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力量上比东盟国家高出一大截的中国，因为一般来说，只有力量强大的国家才可能动用强制手段。[16]由此，在南海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部分东盟国家变得有恃无恐，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间的互动转向消极。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南中国海问题的影响。
同样，在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中，美国的政策也在悄悄发生变化。2010年10月27日，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与当时的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会谈后表示，钓鱼岛“属于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17]。这明显助长了日本继续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产生摩擦的气焰。
在“天安舰”事件发生后，美国则不断鼓动韩国采取强硬措施，包括与韩国在黄海举行军事演习，将这一事件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
由此可见，在2010年中国与一些东亚国家的关系转冷的过程中，美国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在这个时间点上一再采取措施，激化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矛盾，离间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显然不是偶然。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转向牵制中国，而这也促使中国再次更新其亚太战略，积极推进亚太地区的共同体建设。
（二）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地区效应
“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反思对外战略的产物。在2008年大选中，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之名将大量战略资源放在中东的做法遭到了很多批评。民主党在选战中打击共和党的同时，提出了从中东抽身，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尤其是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投入的想法，这成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18]、向亚太“转身”或“再平衡战略”的理论基础。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就着手将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克林顿国务卿将其海外访问的首秀放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总统则宣称他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心系太平洋的总统”。[19]美国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之时，正是美国深受金融危机打击，急需重新提振美国经济之际，摘取东亚地区经济蓬勃发展的果实显然是其首要考量。然而，当美国将视线转回东亚时，其突然发现东亚的经济版图已经重置。中国通过中国—东盟“10+1”、东盟与中日韩“10+3”及中日韩合作等，成为东亚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要重新打开东亚市场，就必须拆散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而美国能用的手段就是其在亚太地区超强的军事和安全实力。因此，在2010年，美国抓住中国与东亚一些国家的矛盾积极介入，磨损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彰显美国“领导地位”的同时，不断打压中国的影响力。由此，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展现出一个奇怪的特征，即这个明显受到经济利益推动的战略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军事、安全特征，以致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被很多人称为是“不平衡”的，这一战略本身也需要再平衡。[20]
鉴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将平衡和打压中国当作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手段，这一战略的实施和推进也就对中国的亚太外交构成了严峻挑战。最为直接的当然是影响了中国与部分东亚国家的关系，但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可能使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一直在追寻和发展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退回到大国竞争的老路上去。
冷战结束以后，东亚地区逐步走上了以区域合作维护和平发展的道路。尤其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深感依赖外部势力的风险很大，并由此加快了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的步伐。从中国—东盟“10+1”、中日韩—东盟“10+3”到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及2008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亚太地区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涌现出大量的多边合作平台，这与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出现的分裂和对抗状态有鲜明的区别。然而，2010年美国大力推行“再平衡战略”以后，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开始处于停顿状态，且时至今日尚未恢复。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受到长期以来政治实践的影响，东亚国家在美国强调其亚太“领导权”之后，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自主合作的步伐。因为亚洲国家认为，美国根本不会考虑其他力量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其白费力气，还不如等待美国拿出方案。由此，东亚地区原先相当活跃的区域合作突然停顿下来，并随后陷入徘徊不前的状态。
其次，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毒化了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再平衡战略”将稳固和加强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放在核心地位。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虽然与北约有所不同，但它同样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对抗性和意识形态倾向。美国通过强化同盟意识，再次将东亚国家分裂为美国的盟友、朋友和对手，在亚洲国家间制造了新的裂痕，给东亚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设置了障碍。
最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引发了东亚各国调整其对外战略。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和地区权力结构中都占有很大份额，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调整势必引发连锁反应。在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刺激下，东亚一些国家调整利益算计，企图趁火打劫，以致整个地区局势出现了动荡。
由此可见，2010年美国大力推行“再平衡战略”以来，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建设已发生很大变化，并对中国的安全环境构成很大影响。为此，中国不得不再次审视其亚太战略，将其在亚太的工作重心由融入地区合作体系发展为积极推进这一地区的共同体建设。
三 共同体建设与观念塑造
2010年以来，受到美国大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东亚地区以区域合作走出冷战的历史进程放缓脚步，甚至出现停滞状态。在此情况下，中国的亚太战略如果还仅仅停留在参与和融入阶段，则难以取得进展，因此，中国不得不更加积极地引导亚太安全合作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行进。中国应该为亚太地区的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努力和贡献。
第一，中国要更坚定地支持区域合作进程，成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引领者和保障者。[2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地区合作机制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立足本地区，依靠本地区，与周边国家结成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更加明确。然而，在中国不断加强与亚洲国家的联系与合作的过程中，有两种倾向仍然需要时刻提防。一是置身事外的倾向。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中国在战略上比中小国家拥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虽然使中国获益匪浅，坚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但是对外开放本质上说是为国内发展服务的，因此，一旦在对外交往中遇到一些左右为难又很难令中国有所收获的情况，就很容易让人产生“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想法。这种置身事外的想法对于中小国家也许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地区事务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国家，则显然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中国必须更加主动地参与地区事务，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引导作用。与这种主动参与相联系，中国在亚洲合作中要谨防的另一种倾向是垄断领导权。中国虽然从综合实力上讲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国家，地区国家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但同时，亚洲事务又非常纷繁复杂，中国单靠本国力量不可能处理好所有问题，独断专行必然会面临地区国家的联合制衡。因此，中国在与亚洲国家的交往中，在亚洲地区秩序的建设中，要十分巧妙地平衡好积极主动发挥引领作用与不垄断权力之间的关系，以符合亚洲集体主义精神的方式带领亚洲地区形成互利互助、和平稳定的国家间关系。
第二，中国应促使亚洲地区重新以发展合作共进来界定地区议程。2009年以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外部势力的刻意挑动下，亚洲国家的注意力由保持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共同应对地区性安全问题突然转向国家间的主权争议和海上权益摩擦，给亚洲国家间的团结和合作制造了障碍。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作为亚洲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应该更加清醒，帮助本地区避免重新陷入零和博弈的陷阱。中国应该在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特点的基础上，引导亚洲国家将注意力放在真正符合亚洲国家利益、各国及本地区发展需要的事情上。为此，中国一方面要继续推动本地区的发展合作共赢，为地区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助力；另一方面也要更具创造性地为解决中国与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提供新思想和新路径，为本地区就发展和合作的议程重新达成共识创造条件。
第三，中国要在现有基础上强化本地区的利益融合和共享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互助关系不断发展，这为本地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保持和平发展合作、不断提升多边合作和地区一体化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对于亚太地区真正摆脱冷战结构，形成符合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和多样化需求的地区合作理念而言，亚洲国家之间的利益融合与共享程度仍不能满足需要，具有不少隐患。一、亚太地区出现了多种经济架构竞争的局面。美国实施战略东移以来，在亚太地区推进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搅乱了亚太国家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逐渐形成的经济互动关系。为了应对美国因素的挑战，亚太国家有的组建自由贸易区，有的推出地区经济合作伙伴计划，使这一地区呈现出多种经济架构并存甚至竞争的局面。当然，竞争也可能产生有利于亚太经济发展的效果。但是，在竞争结果尚未明了之前，亚洲经济合作关系更加复杂，不确定性有所增加。二、亚太经济虽然保持了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是，东亚国家经济结构雷同、对美欧市场依赖较大的状况尚未彻底改变。在传统的经济引擎（美、欧、日）经济复苏疲软的情况下，如何持续性地保持中国的经济引擎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由此，亚太地区需要调整经济互动方式，使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形成更加紧密和有机的联系。三、亚太国家应该着手建立保障体系，防止充满活力的亚太经济发展突然被打断。亚太地区充满了经济活力和发展动力，但是与欧美等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该地区预防风险的能力较低。从客观条件来说，这一地区的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能源短缺问题，中国、日本、韩国甚至东南亚国家都是如此。对于东亚地区来说，保障能源供应及能源运输线的安全具有战略意义。此外，对于现代经济活动来说，“流动性”不仅是非常重要的特征，而且是财富的来源。然而，对于许多亚太国家来说，无论是金融体系、信息网络还是海上通道，都没有制度性措施保证其安全性。因此，亚太经济发展的“血管”和“气管”从某种程度上说都非常虚弱，甚至随时随地都有梗塞甚至破裂的风险。中国应向亚太国家指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重大问题，告诫它们不要被表面的发展和繁荣所迷惑，进一步加大力度深化亚太经济一体化，形成真正动力强劲、运行流畅、保障有力的经济体系。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亚太地区要形成符合时代特征和亚洲特点的新的观念意识。新的观念意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多元共生意识。亚太地区是一个差异性很大的地区，这既体现在地理、气候、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等许多客观条件上，也体现在经济发展方式、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人文指标上，更反映在各国不同的历史经历和主观体验中，即便在冷战时期东西方严重对立的背景下，这种多样性也在悄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东盟的进一步扩大，东南亚国家在地区合作中提出了强调平等、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照顾参与者“舒适度”的东盟方式[22]，典型地反映出东亚国家对多样性的承认和维护。然而，东亚国家多元共存的主张与美国主导亚太的做法格格不入。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理念上看，美国信奉单一的发展模式。美国认为，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也就是全面西化——经济上自由市场化、政治上西方民主化，美国甚至不惜用武力推行这种模式，这在中东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另一方面，从战略上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就在亚太地区构筑同盟体系，旨在形成一套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美国不可能愿意看到在这一区域内形成其他与其平起平坐的秩序，更不要说是取代它了。因此，东亚国家多元共生意识的发展一定会受到美国的抵制和干扰，对于这一点，东亚国家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然而，东亚的多样性是客观事实，各个国家和地区应该理性选择与其情况相适应的管理模式。东亚国家不应因惧于美国的权力而放弃维护其利益和发展前景的最佳途径。
亚洲主体意识。亚洲拥有古老文明，但其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行列比欧洲晚了很多。亚洲是在西方的炮舰政策下开始走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在这一过程中，先是许多国家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国家又被束缚于两极格局框架下，再一次失去了议程设置的主动性。受到这种成长经历的影响，亚洲国家在与世界打交道时似乎总是在默认这个世界上预先存在着某种“体系”，比如被炮舰政策打开大门时的西方体系、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等，亚洲国家只要跟随这个体系运转就行了。这样一来，亚洲国家在世界乃至亚洲事务中都将自己摆到了追随者的位置上，以至某些域外大国自认为它才是亚洲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者。其实，域外大国在亚洲的作用非常复杂。鉴于域外大国的超强实力，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许能为地区安全出力，但是在更多时候，域外大国带来的可能是麻烦，例如，美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对势力范围的争夺给战后亚洲造成的对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之间的矛盾与其原宗主国分而治之政策的联系等。因此，域外国家保护了亚洲的和平稳定是主导大国的欺世之言。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打破了亚洲国家在经济金融方面对域外国家的依赖心理，迫使亚洲国家在经济金融方面联合自救，立足于亚洲国家构建相互救援、共同发展的合作机制。但是，在安全方面，亚洲国家至今迷信域外大国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亚洲国家简单地将域外大国的安全利益设定为自身的利益。其实，亚洲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域外国家的安全利益并不相同。对于美国这样的域外国家来说，由于它早已完成了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的规制建设，它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出现挑战其主导地位的地区力量，要维护的是权势利益。而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其所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是怎样保障正在进行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规制化顺利完成，这属于发展问题。亚洲国家深受历史情结的影响，错误地将美国的权势利益视为其要追求的安全利益，这很有可能使自己的主要利益处于危险之中。第二，亚洲国家不相信亚洲国家可以处理亚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因为亚洲国家受到传统思路的影响，认为主导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的必然是某个霸权，不是美国就是别的国家。但是，亚洲的事务为什么不可以由亚洲国家共同主导呢？亚洲国家需要培养主体意识，以更加自主的方式和自信的姿态来管理地区事务。
同享共担意识。鉴于亚洲国家宁可引入域外国家来平衡域内国家关系的事实，随着亚洲国家主体意识的上升，亚洲地区管理区域事务的方式必然更多地体现出集体协商的性质。与这种管理方式相适应，亚洲国家也应该具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意识。一方面，从经济角度来看，亚洲国家要在现有互利合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全面推进“共同开发、利益共享”的经济合作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国家逐步改变了因产品相似而争夺海外市场的局面，在贸易、金融等方面形成了区域性的合作机制。这些合作体现了利益共享、互利共赢的思想，但是显然还不够，因为亚洲地区的经济互动又在向地区资源开发等方向延伸，并在国家间关系中形成了新的紧张。因此，亚洲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应进一步深化利益共享意识，在地区资源开发中加强区域内合作，形成新的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从安全角度来看，亚洲国家应意识到，作为主体，各国对于维护区域安全将负有共同的责任。在各国利益可能存在冲突的问题上，亚洲国家要停止无谓的相互指责，停止有可能使事态恶化的做法，相互克制，相向而行，共同降低冲突和对抗的风险，以相互受益的方式处理问题。在涉及地区公共利益的问题上，亚洲国家更应该相互携手，共同提供安全保障。当然，国家的大小不同、实力有别，大国、强国在地区事务中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这是道义，不是义务，地区国家应分清义利，以适当、正确的观念约束各自的行为，指导各国的互动。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亚太地区原有的仅体现单一文明需求的、受到超级大国控制的管理范式已经过时，亚太地区需要发展更加体现多元文明共存、相互协助、共同进步的共同体理念。为此，中国应该进一步反思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在亚太地区当前面临的困难、任务和挑战与未来的共同诉求之间建立起桥梁，帮助这一地区真正走出大国对抗、权力斗争的陈旧秩序，建立有利于实现持久和平和发展合作的新型国际秩序。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China’s Asia-Pacific Strategy：From Integration to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Abstract Since 1980s，China’s diplomacy toward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re-integrating itself into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framework. During this process，China has not only made tremendous achievement in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n countries，but also reached a consensus with them through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However，the overall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Asia-Pacific has been largely changed since the year 2010 when the U.S. began to implement its rebalance strategy in this region. This situational change has damaged China’s relations with major powers of East Asia simultaneously and pulled the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to a stagnanc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China has to surpass its traditional strategy to get itself integrated into this reg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al community through more active postures. The major content of China’s effort to construct a regional community includes：re-defining regional agenda through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strengthening a mechanism of interest coalescing and sharing，and an endeavor to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new types of ideas that fit for the zeitgeis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such as the idea of plural symbiosis，the concept of Asian mainstream，and the sense of joint sharing and common burdening.
Keywords Security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China’s Diplomacy；A Community of Destiny；Rebalance to the Asia-Pacific
Author Wu Chunsi，Ph.D，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t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 作者感谢《中国周边外交学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2] 关于将国家身份分为革命性、游离性和现状性，请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48～369页。
[3] 马孆：《邓小平的睦邻友好政策和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1997年第12期，第20～23页。
[4]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9、87页。关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提出的背景和过程，可参见刘雪明《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邓小平处理边界领土争端的独特视角》，《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2期，第20～24页。
[5] 转引自胡正豪《中国与东盟关系：国际贸易的视角》，《国际观察》2001年第2期，第12页。
[6] 转引自张连福《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3，第11页。
[7] 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的更详尽的论述，可参见周方银，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27～28页。
[8] 关于“争霸外交”的各种形式，可参见王巧荣《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2期，第53～61页。
[9] 汪洋：《中美日三边关系新时局》，《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9月10日，第016版。
[10] 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可参见张洁《对南海断续线的认知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第45～60页。
[11] 《年终盘点：前驻泰国大使张九桓谈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10643283.html。
[12] 季玲：《权力格局失衡与心理调适——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信任问题》，《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37～46页。
[13] 翟新：《日本民主党政权应对钓鱼岛事件的异常性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第58～64页。
[14] 参见詹德斌《“天安舰”事件后韩国对中韩关系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6期，第116～124页。
[15] 周琪：《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第23～44页。
[16] Speech of Hillary Rodham Clinton，Vietnam，July 23，2010，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07/145095.htm.
[17] 关于克林顿国务卿声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表述，可参见Hillary Rodham Clinton，“Joint Press Availability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Seiji Maehara，” Honolulu，HI，October 27，2010，U.S. Department of State，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10/150110.htm。
[18] 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的说法最早来自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7月22日在参加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时的一段讲话。当时，她的说法是：“美国回到东南亚了。”其发言稿参见“Press Availability at the ASEAN Summi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09a/july/126320.htm。
[19] 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Suntory Hall，” Suntory Hall，Tokyo，Japan，November 14，2009，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suntory-hall.
[20] 俞正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失衡》，《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2期，第5～14页。
[21] 关于中国亚太外交的新动向，可参见石源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性新进展》，《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6年第一辑（总第三辑），第25～58页。
[22] 关于东盟方式的讨论，可参见成雪峰《试论东盟对建立亚太安全体制的影响》，《当代亚太》2001年第1期，第11～17页；郑翠英《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启动过程探析》，《学术探索》2004年第9期，第80～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