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早期党团关系

最早论及五四进步社团与中共创建关系的当事人是陈公博。他在1921年8月参加完中共“一大”返回广州后，专门就此事写了一篇题为《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陈公博用“隐语”的方式，将1920年在上海建立的党的发起组称为“学社”，将去上海参加“一大”这件事称为“结束我未完的手续”。^[15]陈公博将上海发起组称为“学社”，虽然用的是“隐语”，但从一个侧面曲折地反映了中共创建与五四进步社团之间存在的某种内在联系。

1924年1月，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这是笔者所知的最早研究中共党史的著作。在论文第2章“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中，陈公博专门追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起源：“自‘五四’运动以来，组成了许多学派和团体。”陈公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新潮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女权运动同盟等，列为中国共产党“起源的那些团体”，认为这些团体是“共产主义本源的团体”。^[16]虽然陈公博的记述与中共创建的全貌有所出入（他遗漏了与中共创建关系最为密切的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新民学会等社团），但这正是陈公博作为当事人、知情人有关记述真实可信的地方，因为这是他所经历或所知晓的情况。正如陈公博在论文中所说：“除了我们认为是共产主义本源的团体外，许多其他组织都有激进的思想家。”陈公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列入中共的本源组织，恰恰符合广东党团创建的情况。

陈公博关于党团关系的记述，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先建党、后建团”有所不同，但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则史料所佐证。该史料记载，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建党的第一步，是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但此时青年团尚不是纯社会主义者的组织，而是各色社会主义者的混合物，后维经斯基正式提出组织共产党，以纠正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于是陈独秀与戴季陶等密商，决定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至此“共产党方具雏形”。^[17]参与上海发起组创建活动的袁振英在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回忆文章中，对上海发起组创建活动的描述与上述史料基本一致。袁振英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戴季陶住宅新渔阳里（后改新德铭里）6号，就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还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了这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已具雏形了”。^[18]上述史料有关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时期的情形，也为《中国代表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证实。该历史资料记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创建之初，曾是一个各色社会主义者的混合物，只是在第九次会议以后，原先的无政府主义者成员相继离开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才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此时团员均系上海发起组的成员。^[19]

建党初期，党团是不分的，甚至是一体的。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时，不仅成员均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而且团组织的机关刊物正是人们所熟知的党组织的机关报——《共产党》月刊。^[20]中共早期党团负责人施存统、包惠僧在撰写的回忆材料中，均认为当时党团是不分的，甚至是一体的，是一套人马搞几个方面的活动。^[21]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团组织可以公开活动，所以党组织的活动大多“以团的名义出现”。^[22]这种特殊的党团关系，也为我们认识和了解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创建情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如广州、长沙两地的早期组织，因留下的文献资料较少，学术界对其成立的时间一直存在较大分歧，有的学者甚至质疑长沙早期组织的存在。^[23]但广州、长沙两地均留下了较丰富的建团方面的史料，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两地党的早期组织创建之一斑。据历史文献记载，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后不久，广州、长沙、北京、天津、济南、南京、武昌等地亦相继成立了青年团组织。^[24]1920年8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筹建，^[25]并于1920年11月正式成立。^[26]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时间，虽然尚缺乏文献资料的直接记载，但从《刘少奇年谱》、张文亮日记和一份《长沙地方团员调查表》的有关记载来看，该团组织创建的时间当在1920年九十月间。^[27]我们认为，广州、长沙的建团活动，既是广州、长沙建党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又是广州、长沙早期组织发起创建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