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历者、当事人言说中的中共创建史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谈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及其由来时,专门将此问题与苏联共产党的创建做比较,认为两者都经历了由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到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2]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一般将“一大”前各地建立的党的早期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这里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所说的“小组”“共产主义小组”,是否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党的早期组织?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小组”“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主要指的是五四进步社团。据萧三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时曾明确告诉他:“新民学会实际上起了联共小组的作用。”[3]新民学会会员萧子升、萧三、李维汉等均有类似说法。萧子升称新民学会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胚胎”;[4]萧三称新民学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实质上起过秘密党小组的作用”;[5]李维汉则认为,新民学会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6]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不仅将新民学会、互助社、辅社与湖南、湖北、北京等地的建党活动联系起来,称这些团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共产党人,而且将各地由激进青年组织起来的团体与建党活动联系起来,称这些激进的团体“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7]对于新民学会、互助社在湖南、武汉建党中的作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有类似说法。[8]1937年董必武在与尼姆·威尔斯的谈话中,亦谈到了互助社与武汉建党的关系。[9]早期党员彭述之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亦描述了五四进步社团与中共产生的关系。他认为,各大城市中众多的进步社团积极宣传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种“新思想”,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新的园地”。[10]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突出强调了陈独秀及《新青年》杂志在中共创建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影响下,进步知识界出现了一个组建社团的热潮,新民学会、互助社等进步社团就是在此背景下组织起来的;二是在《新青年》及新青年社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有志青年迅速成长起来,并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1]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是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人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12]毛泽东这里所讲的“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指的就是新青年社群体,而受新青年社群体影响成长起来的人们,实际上就是《新青年》杂志的广大读者群体。
对进步社团,特别是新青年社在中共创建中的作用,作为当事人、见证人的李达、包惠僧等均有类似回忆。从他们留下的回忆资料中大体可以了解到,维经斯基在上海开展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与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负责人座谈,并打算将这些杂志、社团的负责人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等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3]在维经斯基的指导和推动下,1920年6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新青年》杂志社成立,最初参加的有来自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的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等5人,陈独秀为书记。新青年社成了上海发起组的机关,《新青年》杂志则成了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上海发起组创建的情形,诚如维经斯基在1920年6月的一封信函中所说:“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织成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店’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