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思路及框架
一 研究对象
（一）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的实践由来已久，但全球治理作为一个专门概念被提出并引起广泛关注只是最近的事情，始于20世纪90年代。彼时，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问题超越一国边界，需要世界各国合作探寻应对之道，全球治理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1992年，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的大力支持下全球治理委员会成立了，它对治理是这样定义的：“治理是个人、机构对其共同事务进行管理的多种方式的统称。治理是各种多样的互相冲突的利益不断通过合作得以调和的过程，它既包括有监督和执行权的正式机构和机制，也包括以个人和机构共识为基础成立的一些非正式的安排。”[8]推而广之，全球治理指的是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社会有组织的集中管理。Rosenau（1999）这样描述全球治理：“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当局的情况下，对互相联系的关系进行管理，就像在国际体系内那样。”[9]弗莱彻学院国际治理领域的专家Adil Najam教授对全球治理的定义是“在缺乏全球政府的情况下对全球性进程的管理”。还有一些学者把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政策的制定联系起来。
综上，全球治理可以大致概括为：由公共和私人的机构通过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共同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全球集体合作行动使全球的一些集体利益得以明确阐述，权利和责任得以确立，分歧得以解决，进而达成并确立稳定的全球秩序。全球治理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
由于缺乏一个全球层面的世界政府，与一国之内的治理相比，全球治理更关注如何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即“如何组织集体行动”的问题。因此，相较国内治理而言，全球治理尤其强调建立各国开展政策协调的框架以及各国普遍遵循的全球治理规则，作为各参与治理主体赖以开展集体行动的基础。全球治理的过程也是全球范围内的法律、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过程，目标是在复杂的全球交往中建立公正的秩序。当然，什么样的秩序可以称为公正的秩序，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本身也是寻求全球共识的一个过程，但是该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新的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全球治理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之中。
（二）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治理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全球化飞速发展，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在一国之内，实体经济决定金融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亦然。全球分工、生产及交换体系构成国际金融体系的实体基础。对一国制度的研究似乎也可推及全球层面，对应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建立怎样的全球经济体系和怎样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也成为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化，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也不断延伸。
有一种观点从提供公共物品的角度来解释全球经济治理，认为全球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全球公共品的需求与供给的过程。正如一个运作有效的国内市场需要国内治理，需要有人负责提供公共产品、订立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降低交易成本，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也急需一套符合21世纪经济现实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构建贸易和投资规则、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框架。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市场机制的缺陷，说明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在一个日益互相关联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市场失灵的现象尤为严重。国际金融机构缺乏透明度和民主性，面对市场失灵问题捉襟见肘。国际合作的重点也开始转向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斯蒂格利茨认为，当今世界，一些必需的国际公共产品缺乏供给，而一些国际外部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管控。[10]按照标准定义，公共品一般是由政府提供的，然而，由于当前并不存在一个超越各国政府的超国家世界政府，因此，全球的公共物品只能由霸权国家提供，[11]或依靠国际协定以及国际组织来提供。裴长洪（2014）将这个全球公共物品的主要内容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际规则以及这些国际规则赖以执行的运行载体，即一些国际机构或协调机制如IMF、WTO等；第二类是为全球经济治理支付的各种成本和提供的援助，如一些国际机构的会费等；第三类是跨国公司和私人机构为优化国际经济治理所承担的企业国际社会责任或服务，如对一国自然灾害的救助等。[12]
从全球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外汇与汇率、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国际金融协调机制、国际金融机构等，构成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内容。其中，最关键的要素集中在以下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涉及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指的是一国政府持有的可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的国际通用货币资金；第二个层面涉及货币汇率安排、汇率制度的选择以及各国货币汇率的调整机制；第三个层面涉及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即在出现根本性失衡的时候，如何通过相关国家内外政策的调节，恢复可持续的国际收支状况；第四个层面涉及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合作规则的制定。[13]全球经济治理更多关注的是第四个层面的问题。
（三）本书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书关注全球经济治理，但如上所述，全球经济治理本身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且不断扩展的概念，囿于篇幅，本书的研究范围还需进一步限定。此处所讨论的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是指各国为实现共同目标所开展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及国际合作赖以开展的治理规则，投资是本书重点讨论的领域。
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全球经济体系到底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危机后出现的哪些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安排有望演变为下一轮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制；与以往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相比，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国际经济规则方面出现了哪些新的要素，它们会对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带来哪些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本书回顾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了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的两大重点目标：构建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金融安全网以及通过改进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分析了央行货币互换对于新国际货币体系雏形的意义，以及对21世纪国际经济治理新规则影响最大的投资领域的进展。
二 研究思路和结构
（一）研究思路
本书的研究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第一，开展全球经济治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否必要。
第二，如果必要，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框架能带领我们走出全球经济的“新平庸”，实现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势头”，这一全球经济治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框架涵盖哪些重点领域。
第三，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相关领域都取得了哪些新进展，哪些领域有可能催生塑造21世纪国际经济治理的新规则。
（二）本书结构
本书第一章为引言，介绍了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概述了本书主要回答的几个问题。
第二章、第三章按照历史顺序，以内外均衡理论为基础，顺次讨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此后的“非体系”面临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安排，指出内外均衡矛盾的解决可能是改善性的，也可能如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以系统的崩溃来解决问题。而以“自动巡航”规则为特征的“非体系”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表面上虽然不需要各国开展以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主要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然而一旦全球总需求不足以支撑这种放任自流的发展模式，外部失衡便会成为问题，全球治理就会再度回到前台。
第四章分析了世界经济“新常态”面临的两大风险：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和世界经济总需求不足。通过对当前世界经济条件下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外溢性展开分析，指出世界经济面临不合作的“囚徒困境”，从而提出为了避免世界经济从“新常态”滑向“新平庸”，打造开启增长的“新势头”，要建立有效的国际经济合作框架。
第五章针对世界经济现状，勾画了国际经济合作框架的蓝图：以始于危机期间的央行货币互换为基础，为危机中的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支持，解决金融稳定问题，进而改革全球货币领域治理；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为基础，在不额外增加债务的前提下扩张总需求，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国际投资治理规则的形成。
第六章、第七章分别围绕上述合作框架的两个关键领域展开探讨。第六章讨论了央行货币互换与全球金融稳定安全网的关系，梳理了该领域的新进展和仍然存在的问题。第七章分析了投资和增长的关系，指出投资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的重点领域。以拟议中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为基础分析了全球投资体系的特点和趋势，指明了投资规则对推动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意义。
本书的结语落在对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思考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范围内经济层面的问题出现缓和迹象，反倒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逆全球化浪潮。究其主要原因，乃是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没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发展关乎经济，发展成果分配则关乎政治，因此有必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全球治理问题进行一些思考。结语从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描述了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表现，指出国家层面的贫富差距扩大引发政治极化，各国民粹主义勃兴催生国际性的逆全球化浪潮。接着分别从经济、政治制度和国际秩序的角度分析了逆全球化的根源，指出有必要对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进行再定位，对自由民主制进行再思考，以全人类共同的命运为出发点对全球治理路径进行再探索，让全球化再出发。
三 研究方法
全球经济治理在国内外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很多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的分析和研究主要以一国或多国模型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缺乏能够全面反映经济全球化现状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国内的相关研究和文献相比国外严重不足。
本书坚持问题导向，借鉴目前有关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从理论、实践和实证三个方面入手构筑分析框架。以内外均衡理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理论成果为基础，结合国际危机中出现的经济“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的“外溢性”等新观点，采用文献研究、横向与纵向比较分析、实证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实践中正在逐步形成的治理新规则特别是投资治理规则进行重点研究。
本书系统梳理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此后的“非体系”，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关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理论和实践，梳理了央行货币互换以及国际投资合作取得的主要进展和最新成果。本书采取横向与纵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对美联储和中国央行货币互换的比较，对中美两国各自展开的以投资为重点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比较，都属于横向比较方法的运用；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国际经济外部条件和机制安排，研究开展国际经济治理合作的趋势则属于纵向比较方法的运用。本书构建了欧洲两国、全球两国等模型，分析了不同外部经济条件和经济制度安排下国际经济合作的必要性，这属于实证研究。对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的重点和难点的分析则采取了规范研究的方法，回答了国际经济治理应该如何实现全球经济的两大重点目标的问题，并针对现存难点和问题系统地给出了政策建议。
四 创新之处
首先，本书用基于“内外均衡”的理论框架分析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为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架构。
其次，本书深入发掘国际经济“新常态”下外溢效应的各个方面，以此为基点来讨论贸易、货币和投资协调问题。
再次，本书将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概括为三个主要领域即贸易、货币和投资，探讨了三者关系，提出当前投资治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并以此为线索对危机以来的变化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得出政策协调的关键点在投资领域的结论。
最后，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为标志，中国已经从原来国际秩序的追随者转而开始直接参与全球经济最核心、最前沿的领域，本书分析了全球投资规则的发展趋势和进展，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1] Eichengreen，B.（2011），Exorbitant Privileg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Bernanke，B.（2004），“The Great Moderation”，Remarks by Governor Ben S. Bernanke At the meetings of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Washington，DC，February 20.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4/20040220/default.htm.
[3] Clarida，R.（2010），“The Mean of the New Normal is an Observation Rarely Realized：Focus also on the Tails”，Global Perspectives PIMCO，（7）.
[4] Lagarde，C.（2014），“The Challenge Facing the Global Economy：New Momentum to Overcome a New Mediocre”，Speech by Christine Lagarde，Managing Director，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October 2，2014，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2014/100214.htm.
[5] Lagarde，C.（2014），“The Challenge Facing the Global Economy：New Momentum to Overcome a New Mediocre”，Speech by Christine Lagarde，Managing Director，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October 2，2014，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2014/100214.htm.
[6] Kissinger，H.（2014），World Order，Penguin Books.
[7] IMF，the World Bank and WTO （2017），Making Trade an Engine of Growth for All：The Case for Trade and for Policies to Facilitate Adjustment，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17/04/08/making-trade-an-engine-of-growth-for-all.
[8]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995），Our Global Neighbourhoo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James Rosenau （1999），“Toward an Ontology for Global Governance”，in Martin Hewson and Timothy J. Sinclair （eds.），Approache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0] UN （2009），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xpert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chaired by Joseph E. Stiglitz.
[11] Kindleberger，J.（1973），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3，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 裴长洪：《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与中国扩大开放》，《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13] 四个层面的想法来自与李扬教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