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文献的整合利用与档案文献的发掘

报刊文献和档案文献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分量。报刊文献丰富，并以量大面广著称；档案文献则立足于官方或者组织团体，具有可靠与权威文献的称誉。目前学界对于报刊文献的汇编与整合已有显著收获，但档案文献的发掘仍需深入。

以近代中国民众娱乐生活为例，20世纪以来报刊文献汇编成效显著，值得关注的有闵杰整理的《清末新式娱乐活动》和姜进主编的《二十世纪上海报刊娱乐版广告资料长编》等。当前学界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兴未艾，需要有丰富且容易索阅的文献推动研究，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编撰出版正逢其时，无疑对于该领域新局面的开创具有不容低估的价值与意义。这些文献资料既搜集面广，汇集了近代社会文化大量相关信息，同时又注重分类分期，给阅读者研究者的查找和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们不仅使阅读者对当时社会民众某一方面的娱乐生活有较充分的资料把握，也促进研究者对某一地区社会文化活动的演变进行相应的思考与认识。

笔者从事近代慈善义演研究，由上述清末娱乐活动文献产生了若干思考。第一，由西方输入的电影、西洋音乐、舞会、拳击、魔术、杂技、马戏等，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较为强烈的新鲜感。那么，演出价格的制定与实际消费情况如何？哪些群体是某种类型娱乐活动的消费者？义演等相关问题的产生与状态如何？第二，电影展现可谓最为突出、神奇又过瘾的视觉娱乐，尤以上海、天津、沈阳三地为代表。文献呈现电影故事和放映场所的发展变化，更有社会评价与民众认知等。报刊记载中有关电影的文献资料分量很重，这自然要引发人们对当时社会文化状况的认识和思考。第三，音乐作为新式娱乐活动的中心内容，展示了多种样态。报刊文献反映了社会对音乐的普遍认同，学校音乐活动与歌唱，政府官员填写歌词，校歌出现与歌曲集出版，大型专场音乐会演出等在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中的影响，也带来社会风尚的变化。第四，更多娱乐方式（像社会上层人士喜爱的舞会，人们津津乐道的马戏、魔术以及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拳击比赛、角力比武等），作为民众喜爱的娱乐活动也在社会上形成影响。其中引发研究者省思的不仅是专业化娱乐，更有时代样貌的一些变化。

伴随着近代文化的发展，不断扩充的报刊种类及其发行量提升，显示出报刊日益深入人们的文化生活。从报刊中选择有效的观察点来透视人们的娱乐生活，不啻一个可取的路径。《20世纪上海报刊娱乐版广告资料长编》将报刊广告作为着眼点，以时间划段，按艺术特点归类，不仅将海量庞杂的信息汇集整理，其要点提示也极具价值，既给研究者提供了广为可寻的观察社会的视角，反映出当时的娱乐生活状态，同时还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嬗变。这部资料汇编将视角放在节庆之时，把节日庆典作为观察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变迁的窗口，很具代表性。将这样一些文献归类整理与编撰，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社会娱乐活动增添更为生动、丰富和深刻的感受，也有助于人们从中受到启发，提出和探讨一些问题。如面对上海等大都市娱乐活动的不同时期——茶园时期、舞台时期、新剧时期、游乐场时期、电影时期各种新兴娱乐项目的展演，一些社会史课题值得思考。例如，如何认识娱乐与社会分层问题，娱乐与性别问题，娱乐与政治问题，娱乐的商业化与民族主义问题等。这些与娱乐相关的深层次问题很值得深入探讨。

此外，上海还有一些新的观察点，如在政治相对平稳、经济向好发展时期，上海的娱乐生活反映出作为移民社会的某些特点；社会分层开始，大都市的社会文化样貌通过娱乐得到展现，娱乐活动项目繁多，室内娱乐场所、露天游乐场所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抗日战争期间，“孤岛”上海依然“华丽”，日常生活似乎较少受到战事影响，市民的娱乐生活未见减少。在租界区，娱乐活动除了电影之外，另有大量各剧种展演以及游乐场、舞厅等的游艺娱乐活动。

与报刊文献相比，档案文献的整理非常滞后。以近代慈善义演问题为例，目前研究文献多来自报刊，涉及档案极少。慈善义演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寓善于乐。近代的慈善义演与所在区域的娱乐生活密切关联。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重庆、广州等大城市娱乐业比较发达，各地民众娱乐生活也自有其特点，慈善义演活动通过各种官方记载均有体现。同时，慈善义演方式颇为多样，涉及的民众群体、艺术门类也非常广泛。政府档案反映出来的内容很宽泛，也很深刻。包括义演举办形式、演出内容、募捐方式、赈济对象、捐款管理等，还有关于政府的税收问题，社团组织的组织和参与问题，其他关于在华外国人组织和参与慈善义演的情况等。丰富多样的档案文献，不仅涉及娱乐文化，同时无论对慈善义演历史还是对娱乐史的研究，或对整体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均有意义。由此，档案文献有待深入发掘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