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在人权概念的使用上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一般认为，人权（human rights）这个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2]有关人权的主张最早产生于古代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念之中。“‘人权’这个字眼早在公元前400多年的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前496年—约前406年）的作品中就出现了。”^[3]只不过早期的人权概念主要是以自然正义为基础的通常表述为公平、正义和法的词语，其权利内容的具体特征并不凸显。欧洲文艺复兴初期，一些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家从历史文库中挖掘出了人权思想武器，加以适当改造后用来向封建的意识形态发起进攻。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伟大先驱阿利格里·但丁（1265—1321年）指出，人类的目的是要建立统一的世界帝国来实现普天下的幸福，而“帝国的基石是人权”。^[4]这里所说的“人权”是以抽象的幸福为内容的，在概念的使用上尚缺乏具体指代对象。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5]的美国《独立宣言》所宣布的主要人权也仅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和起义权（抵抗权）。法国1789年公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内容基本是如今所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很显然，这个著名的“人权宣言”中所使用的“人权”概念，主要指人身权利和基本自由，并且把“人权”与“公民权”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加以区别运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思想主导着西方人对人权概念的看法和运用，他们中的一些人把“作为人的权利”与“作为公民的权利”予以区别，前者以“人权”这个概念来表述，泛指一切人，只要他是人就享有的人身人格权；后者用“公民权”（civil rights）这个概念来表达，常指“每一个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6]另外一些西方学者则把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统归入人权这个概念。即使到如今，还有一部分西方人权学者仍坚持认为，人权概念的外延只能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属于社会福利或者利益，不能认定为人权。

不论人们在学理上接受与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已经普遍地进入国际法领域，被明确载入“国际人权宪章”^[7]和其他一些国际人权文书，大大拓展了人权概念的外延。^[8]在国内法领域，作为人权范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也在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出现，成为这些国家国内法确认和保障的法定权利。

在认识上，外国学者往往把人权视为道德权利、法定权利或者习惯权利，认为人权源于人的本性、尊严、人格、需要或者行为等。这些看法虽各有不同，但一个总的趋势是，对人权内容的接受日益增多，对人权外延的认同不断扩大。英国人权学者M.克兰斯顿（M.Cranston）认为：“人权可定义为普遍的道德权利：有些权利是一切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应当享有的权利，有些权利是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的权利，有些权利是每个人简单地因为其是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9]显然，在一些外国人权学者眼中，人权概念的复杂性在于，尽管国际社会已经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一些人权文书确认了许多权利为人权，但是人们对人权外延的理解、解释和认同，仍然存有许多歧见。^[10]

如果说发达国家的人权概念具有某种局限性或者人权文化的偏见，那么，不妨也听一听发展中国家对人权概念的理解，这样也许更便于从兼听则明的角度把握人权概念的外延。冈比亚总统达乌德·凯勒巴·雅拉在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就其全面含义，人权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11]对人权的内容应当作全面理解，因为人权的各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它们对人权外延的看法。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还认为，从人权的主体来看，人权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也不是东方人的独占，就概念而言，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是一个舶来品。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有人权观念的某些成分，甚至古书中有过“人权”的字眼，却无完整的人权概念。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权概念是在19世纪后半叶由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介绍、引入中国的。清末变法维新和立宪修律运动以后，人权与立宪主义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对我国的辛亥革命和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