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精神病诊断书
丈夫忘记妻子的故事
山口静江（二十四岁）的手记
在三鹰町井之头医院的病房，我终于见到了失踪三个月的丈夫，正要上前抱住他，他却抛出一句话来：
“这是我爱人吗？不对吧？”
眼神冷冰冰地打量着我，像是要推开我的拥抱。丈夫失忆了，很可怜，这些我都明白；但听到这话，我还是抑制不住伤心，哇的一声哭倒在地，而怀里抱着的五个月大的长女千惠子还在天真无邪地笑着。四月二十三日那天，我随手翻阅某晚报时，偶然看到了一则三栏报道[34]：《日本版〈鸳梦重温〉[35]，测谎仪讲述犯罪与女人的故事——突然失忆的男人》。报道讲了一名失忆男子苦苦找寻记忆的事情，还登出了男子的照片。我一看，这不就是我那日思夜想的丈夫吗！据报道描述：四月十四日那天，银座西八丁目的护城河畔，有个流浪汉在围着篝火取暖；突然走来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肤色白皙，穿着整洁，披着一身银灰色的雨衣。流浪汉向青年搭话，却发现他神情可疑，就把他带到了筑地警察局。接受警察询问时，青年说：“唉，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好像自己在这世上突然出现一样。”警察继续询问详情，青年称自己在附近的公用电话亭里突然意识恍惚，直到一个年轻女性打开电话亭门，惊叫了一声，这才使他恢复意识；但此前的记忆全部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连姓名、住址、年龄也记不起来了，只得在银座附近四处徘徊。于是警察就把他送到了井之头医院精神科，经过几个医生的诊断，发现他对电话亭之后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与常人无异，能写文章，还会讲英语，因此判定他属于标准的逆行性失忆症。医生还给他打了一种叫作阿米妥的麻醉剂，让他进入半麻醉状态并与之交谈，得知他父亲去世、母亲健在、三个兄长中两人战死、有姐妹已经出嫁，这些情况与我丈夫完全一致。我看完报道后十分惊讶，连忙去了丈夫的哥哥家（横须贺市浦乡五二二山口万福），大伯正好也在看那篇报道，说“这人像我弟弟”。我丈夫叫山口袈裟寿，二十五岁，从神田的市立工业高中毕业，进入横须贺的航空技术所，随后入伍参加海军。大伯在神奈川县县厅地下室开了一家钟表店，战争结束后丈夫在那里帮忙，一直到去年八月。去年十一月，我们的长女出生，所以他就搬到了我娘家（横须贺市）一起生活。今年一月份，他说要去找工作，结果出门之后便音信全无，真把我急坏了。还好现在知道了丈夫住在井之头医院，失去了所有的记忆；二十四日那天，我就和大伯、大姑（丈夫的姐姐静子，二十九岁）一起，抱着女儿，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医院。主治医师曾根博士向我们听取了大致情况，告诉我们：“他的领带背面有‘小高’、保暖裤上有‘德泽’的字样，不过应该就是他没错。”曾根博士让大姑和我少安毋躁，不一会儿，来了五个护士小姐，但她们穿的是不同颜色的便装，没穿护士服。我和大姑混在这五个护士中间，没多久，医生推来了一个男子，戴着呼吸曲线测定器。毫无疑问，这名男子就是我的丈夫。博士让丈夫盯着我们的脸，一个一个地仔细观察，但丈夫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呼吸也没有紊乱。博士遗憾地摇了摇头。大姑实在忍不住了，喊道：“袈裟寿！”丈夫仍然一脸平静，好像叫的是别人的名字。我也说道：“还没有想起来吗？你是我的丈夫呀！”于是就出现了那句残忍的回答——“这是我爱人吗？不对吧？”丈夫一直坚信自己是单身，听博士详细说明了情况之后，才不情愿地承认：“从理论上说，有可能是我的妻子和姐姐。如果是外人，应该也不会特地来看我才对……”
失踪的两个半月，丈夫到底经历了什么？丈夫在注射阿米妥后，说自己曾在横滨的占领军那里工作过，但其他仍然是一片空白。另外为什么会患上失忆症呢？听大夫说，不是因为外部刺激，而是所谓的心因性，也就是心理冲击所导致。据说这种病通过电击治疗，再多加休养，就能逐渐恢复；而且丈夫本人也希望治疗，所以我们只能先给他办下住院手续，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使用测谎仪测试时，与性和犯罪相关的反应很多，但我相信丈夫绝不会有那方面的事情。
哎呀呀，这可真是不好办。单凭这样一篇手记，就让我发挥一番，实在是太难为我了。虽说手记的作者是病人的妻子，但她并没有与病人长期共同生活，所记录的也不是对病人的观察，只是一次时间极短的会面罢了。医生给病人看病，都需要长期的观察与实验；何况我又不是医生，谈不了什么医学问题，只能以文学工作者的身份，从人性角度入手了。毕竟这也是文学工作者的天职之一嘛，只好勉为其难。编辑对我说：“您在医疗行当也算是元老了（不是诊疗的元老，而是接受诊疗的元老），多结合您自身的丰富经历，肯定很有话说。希望您能畅所欲言，哈哈哈哈。”笑声中充满了空虚，这名编辑已经精神失常了。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故意拿我开涮，这是典型的精神分裂。他很快就要住院了，撑不了多长时间。
言归正传。手记里讲，这个山口先生被确诊为逆行性失忆症；不过这一种病，据说一般是由外部刺激引起，比如狠狠撞到了脑袋。山口先生的情况属于神经性，或者可以说是解离性失忆吧；手记用的是“心因性”这个词。好像也有学派称之为“漫游”。漫游也就是逃避：抛弃现实，逃避于忘却之中，想必任何人都有过这种念头。人类还真是可悲呢。
山口先生在公用电话亭里突然意识模糊。我想到某晚报上曾登载过另一个案例：一名女患者走在路上时，感觉自己的眼镜丢了，到处找的时候突然记忆模糊。与山口先生不同的是，这名女患者在接受电击治疗后，回忆起了失忆时的情况。看来同为失忆情况也是大不相同的。
我总感觉，就算是健健康康的正常人，应该也都有过瞬时失忆的经历。比方说，如厕后刚刚站起身的瞬间、推开厕所门的瞬间，或者就是在厕所里的时候。又比如另一种常见的情况：在自己房间站起来，打开门刚刚迈出去，却忘了要出门做什么，好几秒钟想不起来。反正我是常有这种经历。还有的时候，我有事叫家人过来，结果家人到我面前，问“什么事呀”，我却突然想不起来了。
山口先生的情况是在公用电话亭里，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失去了意识；那名女患者的情况是感觉眼镜丢了，在口袋、手提包里找眼镜的时候意识开始模糊。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失忆发生时都与我们平时经历过的失忆状态大体（甚至是完全）相同，只不过他们的失忆持续时间更长，最终以另一个人的身份生活了起来。这一点虽是巨大的区别，但意识丧失伊始的情况极其相似，换位思考一下，心里总不是太舒服。
山口先生在丧失意识之后，似乎还从事着某种职业。当然，失忆之后以他人的身份生活几十天，甚至几年的案例并不少见；但山口先生不仅清楚记得失忆的瞬间，还在努力回想原本的记忆，这一点很有意思。不过也不奇怪，既然知道自己有段想不起来的记忆，那肯定会好奇得不得了，非要想起来不可。单就这一点而言，山口先生除了想不起过去的事儿，基本是一个正常人，也有生活自理能力。
至于那名女患者，失忆之后重返了童年（她当时二十五岁），据说表现如同幼儿园小孩，有时折折纸，或是唱唱童谣。这一种情况是不是叫幼稚性呢，反正终归是解离性神经病变的一种，医学上的定义我也不太清楚。
在其他许多案例中，患者的记忆是回到了某个特定时间点。比如回到了二十年前，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正准备考东京的大学；于是就变得一心想到东京去。
这事儿并非事不关己。你说自己是个健康的普通人，但也不能就此安心。正如前面所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突然失去意识，那一瞬间我们的意识回到某个过去，有时甚至也想把那段过去延续下去。只不过我们正常人在想要延续的瞬间，就会感到不对，随即意识便会恢复；而病人则是长期延续了下去。我们与病人之间，所不同的只有时间长短而已。想到这一点真是很不舒服，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我们的可能性似乎都产生在梦中。比如过去的事情怎么也想不起来，这种感觉在梦里就时常能体验到。不仅如此，我们在梦里还会回到童年，甚至许多经历要比精神分裂更加不可思议。
梦实在是千奇百怪，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太过牵强附会了。梦是一头彻头彻尾的怪物，没那么简单就能解释清楚。
我们可以回忆起好友的面容，但那并不是以视觉形式呈现。我们只是感觉自己回忆起来了，实际上只是个模模糊糊的印象，凭这印象绝对画不出速写来。当然，有的人是绘画天才；不过我觉得，即便是绘画天才，只要他没有精神失常，就不可能呈现视觉性的回忆。
但梦就不一样了，在梦里，我们能够与好友面对面，栩栩如生。所以说，印象或者记忆，其实在身体中的某处鲜活地保存着；但我们只有在梦里或幻觉之中，才能以视觉形式重现他们。问题是梦也好，幻觉也罢，都非意志所能控制。人类的本事，想想也真是小得可怜。身体具备的显像能力，明明比照相机更加精确；自己拍摄录制的有声胶片，却被藏在脑海深处小屋的抽屉里，加上一把锁，无法凭自己的意志打开抽屉欣赏。只有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身处梦境或是癫狂幻觉之中，才能有缘一睹。
精神失常的狂人似乎能够打开自己脑海中的抽屉，欣赏自己拍过的照片，面对面地接触过去。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极其平常，并不是什么神奇的能力；只是正常人不具备这种理所当然的能力而已。形象点说，狂人脑海中有一块大屏幕，能够投影、显像，如同身在梦境；正常人则没有这块屏幕。
健全的人恐怕只是半成品，既没有大屏幕，也没有录音机，这些在狂人那里却是标准配备。搞不好狂人其实过的是文明生活。身体健全的反倒是野蛮人，精神失常的才是文明人——真像是芥川笔下的河童之流[36]所说的话。不过，狂人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与过去面对面接触。过去的事情或人物会自行出现在大屏幕上，有时每天很有规律，有时则是贸然出现。
总而言之，人类身体内部存在一种能力，能够像大屏幕一样做到投影。但只要我们还在过着健全、清醒的生活，就不可能真正以视觉捕捉到记忆的投影。人类健全的精神机能其实不过如此，到处是毛病，根本不可靠。只要明白这一点，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所谓健全的精神，并没有那么值得信赖。但问题是我们除了信赖自己的精神，也没什么别的可信。毕竟很难承认河童比我们更加高级。
且不说做梦，睡眠本身就很神奇，神奇得有些玄妙，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生活之中。我们每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迎来这样几个小时：了无痕迹，留不下任何记忆。也许所谓健全的人类，本身就足够神奇。
像山口先生这种情况，过去的事情回忆不起来，看似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好像也没那么难以理解。我们形容一个人精神失常，常常会说“这人发条坏掉了”。这个比喻的确巧妙，但个人感觉稍稍有点夸张。一台收音机没了响儿，说不定只是小小一个零件出了故障；丧失全部记忆确实是个严重的结果，但究其原因，或许也只是精神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弹珠机出了故障，老板会去“哐哐”拍两下，立马恢复正常。人类的精神出了毛病，那么就来电击，或是胰岛素——说白了和“哐哐”拍打机箱没太大区别。弹珠机老板未必清楚机械的内部构造，但他清楚只要“哐哐”拍两下，就能恢复正常。精神科医生好像也差不多，导致精神问题的原因不是特别清楚，但他明白只要通过电击或胰岛素进行休克治疗，就能使人体内的某种东西恢复正常。这话说得不太中听，不好意思。我无意诽谤攻击精神科医生，只是为了说明精神的作用多么神奇，神经的构造多么复杂，人体的发条多么难以理解。
不过有一点我很看不惯：最近流行通过所谓的“潜意识”，信口论断人类的心理。把人类心理还原成潜意识，那倒真是简单纯粹了。俗话也说：“人间万事，财色二字。”这财和色，就是人性中的欲望嘛。此外，什么荣誉呀、力量呀、才华呀，都绕着“财色”二字打转儿。潜意识理论也是同样的逻辑：围绕着潜意识，人与人之间产生摩擦。潜意识就是个一目了然的公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根据当事人的生活经历、环境等，变一下组合，添一点枝叶就行；作为根本的公式，其本身一成不变。
于是，近来某个学派的医生诊断时，总要挖掘病人的潜意识，把病人的生活经历、周边环境、人际关系调查一遍，然后轻描淡写地断定病因。
当然了，硬要说的话，潜意识也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比如有的人就是所谓“操心的命”，明知操心不好，还是每天忧心忡忡，结果患上神经衰弱；还有的人明知暴饮暴食引发胃病，仍改不了暴饮暴食的习惯，最终真的患上了胃病。这两种情况很有相似之处。不过，我却不信弗洛伊德那一套：挖掘病人的潜意识，让病人自己讲述问题，或是由医生给他指出，通过对潜意识的解放治疗疾病。潜意识这个玩意儿，现代人大多已经能意识到了，解放了它也没法达到治病的效果。我们是一边知道自己潜意识在怎么想，一边患上了疾病。
所谓的潜意识，也就是指“真心话”吧。围绕着真心话，生活中每天上演着光怪陆离、悲欢离合的现实。但真心话牵扯的总是人生中最根本的问题，所以一旦失去戒备心，就会讲出来。比如“酒后吐真言”，阿米妥测试也会让你讲述潜意识。医生照本宣科、按部就班，或许是希望以学术式的方法挖掘潜意识，进而探寻病因所在；但问题在于，潜意识或者真心话，未必就是病因。潜意识人人都有，给精神病患者做的阿米妥测试，也可以在正常人身上试试看，保准出现一样的结果。从测试结果上看，所有的人都是狂人。无论怎么把弄潜意识，也不可能解开精神病之谜。
某些精神病患者，由于“操心的命”，渐渐滑入精神衰弱的泥潭。这种情况，通过挖掘潜意识，的确可以搞清楚发病的原因。但是说到底，这也只不过是精神病的导火索而已；假如发展到幻视、幻听那样严重，必然存在生理性的问题。换句话说，除非机器的发条坏掉了，否则不至于如此。只是解放潜意识，而不去修复机器故障，无法真正治好疾病。
但问题在于，人体这台大型机器，究竟是什么部位出了故障，才导致了精神分裂，或是逆行性失忆症呢？我们目前还弄不清楚。梦究竟是什么构造？同样一无所知。甚至就连睡眠本身，也仍然存在着诸多未解之谜。搞不明白幻视、幻听的运作方式，也就没什么奇怪了。记忆的抽屉究竟在哪里？人为什么会遗忘？是什么生理机制出了问题？我们面对人体，仍然所知甚少。
我把医生比作弹珠机老板，也正是这个道理。医生搞不清楚人体的毛病出在哪里，只是知道如何使病人暂时恢复正常，那就是电击和胰岛素；于是出现了休克疗法。不过，这恐怕不是医生的错。弹珠机老板稍微用点功，还有可能掌握弹珠机的构造；医生无论倾注多少心血，至少目前这个阶段，他们没有任何可能勘破人体的奥妙、发现疾病的原理。怪只能怪病魔是个太过可怕的对手。也许精神科医生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我却认为人类永远无法解开精神病之谜，永远。也就是说，人类恐怕永远无法随心所欲地做梦，也永无可能控制身体的发条、掌握精神的钥匙。如果不明白精神的构造，何谈发条和钥匙；如果明白了精神的构造，弄懂了其中的原理，那人类就会灭亡——被人造人所取代。丧失了一切奥秘的人类已不再是人类，而是机器了。
简而言之，无论到什么时候，精神病治疗永远都走不出摸索猜测的范畴。我们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发明各种疗法，进行大量实验，努力提高治愈率而已。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解放潜意识，对治疗疾病毫无帮助。不仅没有帮助，如果过度拘泥于潜意识，反而会对治疗造成阻碍。原因很简单：一旦从潜意识出发解释行为，人类精神的一切都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必然。因此，精神病学尤其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完全否认人类拥有自由意志。精神科大夫好像很讨厌拥有自由意志的人。
每个人都怀有烦恼，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沦为狂人。防止我们沦为狂人的究竟是什么？说到底还是意志。如果说本能的、潜意识的、原始的力量带有必然性，那么意志就是与其抗衡的力量。要防止自己沦为狂人，最可靠的还是意志。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虽然没有试过电击和胰岛素，但曾经接受过“持续睡眠疗法”。这种疗法大约一个月的疗程，使用强效安眠药，让病人睡得昏天黑地。每天只有吃饭或是医生来查房的时候，能起床吃点儿东西，说上两句话。当然也有人真正地不间断昏睡，每天的活动就只是打鼾；据说这些人得靠护士喂饭。我还没那么严重，能够起床吃饭、与医生交谈，但事后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阿米妥测试不是治疗，所以不可能让病人长时间昏睡；但它与持续睡眠疗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先把病人催眠，再与病人交谈。人类即使在安眠药的作用下进入睡眠状态，也能像平常一样进行对话和简单的生活；但不会在醒来后留下任何记忆。疗程结束后我醒过来，以为只不过睡了一天，结果发现报纸上的日期已经过了一个月，还以为自己看到了假报纸。还好我知道住院和睡眠疗法的事情，这才好不容易接受事实。以前Adorm中毒的时候我不知道，以为也就眯了两三个小时，一睁眼发现过了三五天。当时我说什么都不信，一口咬定报纸和邮戳的日期都是假的，是大家一起挖空心思伪造报纸捉弄我。另外，昏睡时会做梦，梦里面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儿，极其真实。醒来之后，根本意识不到那是梦境，总觉得是入睡那天早晨或是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因为每个梦都十分贴近生活。比如找朋友商量借钱；或者是以为老婆[37]得了重病（在梦里面，老婆说她得病了，我醒了之后一直坚信她真说过，足足持续了两年），去找熟悉的医生诊治；或者是去还钱。任何一个梦都无比贴近生活，现实得无可置疑。等我拿着梦境当真事儿跟别人讨论起来，发现驴唇不对马嘴，就会特别上火，感觉对方又在骗我。因为那些梦太真实了，我只能认为是他们在骗我，而不会去怀疑那些是梦。我这种情况，好像正好与失忆症相反——我的现实生活中多出了一份梦里的记忆，两者无法区分，最终融为一体。据说小孩子刚睡醒时，偶尔也会分不清梦境与现实。当然，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久，他们立刻就会清醒过来。
还有一种情况，曾让我很是痛苦：酩酊大醉之后睡上一宿，第二天醒来记不起醉时的事情。有一次，我喝醉了之后，溜达到了一条陌生的街道，进了一家陌生的小酒馆，里面有个女人，让我很是着迷。第二天酒醒后，我再去找那家店，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有一家店我总觉得像，进去之后发现不是，来来回回搞错了三四次，闹了个大笑话。那一天我就放弃了，但喝醉了再出门，又自然而然地走进了那家酒馆。只要没喝酒，每次都会认错门，而且错的是同一家店；一旦烂醉如泥，自己凭着感觉走，就能找对地方。后来次数多了，不喝酒也能找到了。爱喝酒的各位，不知是否有过类似经历？
丧失某段时间的记忆，或是只有处于酩酊、蒙眬的状态才能到达某地——这些情况都与精神病状态十分近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常常遇到，绝不稀奇。况且酩酊大醉，本来就属于一种精神异常的状态。
话题回到山口先生身上，他从失踪到在电话亭里丧失记忆，中间大约有四个月的时间。他失踪时以及失踪期间，分别都是什么精神状态？他在这四个月里都做了些什么，即使进行阿米妥测试也未必能够彻底弄清楚。如果把这些弄清楚了，知道他在失踪期间都与什么人接触过，参考那些人的手记，即便是外行人也能发现一点线索；现在单凭这篇手记，什么都没法断言。
但从这篇手记来看，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他的判断力基本正常，只是失去了电话亭之前的记忆而已。
也有一些人说：
“判断力正常，单单没有记忆？我不信。装病的吧？”
其实也没那么令人难以置信。我们都是正常人，也会偶尔突然忘事儿、记忆模糊；至于回忆某件事情怎么都想不起来，更是时常有之。假如我们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状况称作冰山一角；那么患病之后的种种表现，就是整座冰山——人在精神方面的毛病，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儿。不过有一点：狂人未必就思想单纯。人在癫狂的状态下，也可能机关算尽，心怀鬼胎，过着极其复杂的精神生活。如果认为狂人凭着潜意识生活，只有一条直肠子，那就大错特错了。
通过电击休克疗法，山口先生的病大有希望治好。医学书籍也许会说“失忆属于一种逃避性心理机制”云云，但逃避现实的心理人人都有，山口先生不是特例。比如有的人因为不爱老婆了，所以选择逃避；有的人情况相反，却对逃避的渴望更加强烈。比如说，虽然很爱老婆孩子，但自己赚钱太少，无法给老婆孩子提供舒适的生活，从而产生罪恶感，使他一步一步走向逃避的道路。在那些选择逃避的人当中，或许这种情况才更为多见。精神方面的基本机制，其实意外地简单。他在逃避过程中也许会接触女性，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只是幻想，但这个对象通常不会是他爱的女人。他在正常的时候，不敢为了养活老婆孩子去犯罪；虽然努力找过工作，但总是找不到。于是他在逃避中犯罪，通过犯罪来养活女人，以此补偿自己没能满足老婆孩子的愧疚。换句话说，逃避过程中出现的“女人与犯罪”，本质上是对自己无力养活老婆孩子的一种自责。这种情况并不稀奇，甚至正常人也会出现这种补偿心理。当然了，也有可能没这么多弯弯绕，真的只是单纯的“性和犯罪”。毕竟因人而异，各有具体情况；山口先生的真相究竟如何，我无从得知。
不过可以总结出一点来：要治疗山口先生的这类疾病，依靠解开心结无济于事。医生可以指出病人隐藏的心理，让病人改正错误的念头；但真正的问题早已不在精神层面了。这是生理问题，是人体这台机器某处出了故障。
解释了病人的心理问题，不等同于解决了他的烦恼。只要他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烦恼就永远存在。当然了，没能满足愿望的人有很多，并不是人人都会精神失常；应该说会失常的才是少数。所以还是那句话：问题出在人体这台机器上。听说山口先生已经接受了电击治疗，想来很快就能恢复记忆吧。他的失忆虽然表现出某些异常状态，近似精神分裂；但我感觉在所谓的“故障”方面并不复杂。也许是我这个外行人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总觉得像弹珠机老板那样“哐哐”拍打两下，很快就能恢复正常。
至于恢复正常之后，这个青年能否找到一份工作，拿一份可观的薪水，使妻女过上不落人后的好日子，进而平稳地度过一生呢？这些我一概无法预言。
樱木町[38]幸存女子的故事
沼田咲子（二十九岁）的手记
那天我和丈夫、女儿惠里（未满周岁）一起，从北镰仓出发，原本是要去京桥的娘家。中途在横滨换乘时，顺便在樱木町买了点东西。惠里本来是我在抱，但我要替丈夫拿行李，就把惠里交给他抱了。当时电车已经到了一会儿，我刚上车，门就关了起来；丈夫抱着惠里晚了一步，没赶上车。我当时觉得反正还有下一班车，就没当回事儿；事后想想，要是我抱着孩子上了那辆车……真是不寒而栗。
我坐在第一节车厢的中间位置，突然听到“□”的一声巨响，我赶紧抬头，发现车厢顶部快速闪烁着蓝色、黄色、红色交杂在一起的光线，说不出的恐怖。接着就是怒吼声、惨叫声，车厢里顿时乱作一团。我感到情况危急，就去看窗户和车门，发现都没有开。然后我就被撞飞了，又被推了回来，压着人的身体滚了两回。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人把半个身体伸出窗外，结果他上面又挤进去一个人，两人双双被窗户卡住，进退不得，双脚乱蹬。还看到有人衣服着了火，在车厢里打滚；其他人跨过他来回跑动，好像飞起来似的。后来烟越来越浓，眼睛也看不清了，胸口被热气和臭气堵着，感觉就要晕过去。我当时觉得快不行了，身体好像在抽搐一样，这时我拼命喊了一声：“惠里！”喊了好几遍，才终于恢复意识。意识刚一恢复，我就看到一双白色的脚悬在空中，于是想也没想就扑了上去。那是一个人正在跳窗，我跟着那人也跳了出来。我感觉窗格的上半部分已经烧着，玻璃应该也脱落了：因为我的头部、背部，还有抓住窗框的右手都被烫伤了。
一开始我被送到了国际医院[39]。因为伤口很疼，我请他们快点帮我治疗一下，结果一个国铁员工气冲冲地答道：
“你这不还能说话嘛，我们现在光死人都忙不过来了，哪有空管你。”
于是我被转到了十全医院，他们给我缠了些涂过红药水的绷带。事后我到附近的医生那里重新治疗时，医生也被他们的粗糙处理吓到了，说重度烧伤不能直接涂红药水、缠绷带。当时来了个报社的人，说会开车把我送到东京，结果杂七杂八地问了一番之后自己走了，根本没有管我。来找我的人大都相差无几，只是对火灾经历露骨地表示兴趣，却对我的伤口与痛苦视而不见，丝毫感受不到他们为伤者着想的热心。有一个同样是幸存者的男士，他去找国铁员工打听事情，结果所有的员工都敷衍了事，回答各式各样，根本对不上号。这名男士很气愤，于是自己雇了一辆车，顺便把我送到了横滨站。我在横滨站，伤口疼得太厉害，坐下之后就起不来了。还好有两名热心的女学生，一左一右搀着我，把我扶了起来，还帮我买了票，这才好歹坐上电车。这两名学生好像都住在蒲田站附近，她们的帮助是那天唯一一件让我感到温暖的事情。
回到家之后，还有几个报社记者上门。我头上有烧伤，不想多说话，他们还是纠缠着问个不停，然后又一哄而散。国铁那边没有任何表示。到了第二天（三十日）中午，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人，自称是公安委员会的，说：“今天先是调查情况，上门慰问大概安排在明天。”之后，东铁[40]的人来到北镰仓，上门送了慰问金，当时我正在住院；听丈夫说，他把我的住院地址告诉过东铁的人，但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丈夫还责问他们为什么让我一个伤员自己回家，结果对方斩钉截铁地说“每个伤员都派车送了回去”。据说后来家里还来过一批人，请丈夫去确认遗物；因为我的行李里面有户籍誊本，他们以为我死了，还请丈夫去认领尸体。
这次事故太惨烈了。三鹰事件[41]那时候也是，真让人不忍直视。无辜的人们在眼前被电车碾轧，那些激进派党员却只知发表煽动演说，根本没打算上前救助。实在是毫无人性，惨不忍睹。做出此种毫无人性的举动，他们不仅没有半点儿批评的意思，反而就其斗志大唱赞歌。不忍直视。这次的事故也是，在场众人个个都蠢若木鸡。从现场照片来看，着火电车的旁边有不少工人，就站在两三间[42]开外的位置，围观看戏。司机的脑袋也不灵光，驾驶台与乘客车厢之间有扇通道门，他竟然忘了打开。不过最搞不懂的还是那些站着发呆的工人，两三间之外有人正活生生地被烧死，他们怎么能就只是无动于衷地围观呢？
有人说他们当时失去理智了，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不过，间不容发之际，也有许多人不顾自身安危、为他人挺身而出。比如明明不谙水性，却去救助溺水者，结果自己淹死了；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实际上属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失去理智。着火电车的附近那么多围观者，其中如果能有三五个人失去理智，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可惜的是一个都没有。就说那个司机，他只要在电车着火之前把门打开，也就尽到他开门的责任了。真能敷衍了事。这么些愚不可及的货色，偏偏都凑到了一块儿，也是时运不济。那么多旁观者就在附近，要是处理得当，也许能救出三分之一的人来。奇怪的是，这些旁观者不仅丝毫没有应变能力，更看不出一星半点儿的良知。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这种人无药可救。既然作为人，总得有点儿反应能力，有点儿良知和常识，这些都是最普通、最基本的东西，他们却丝毫不具备。就连战场上双方兵刃相向，还时常有些心意相通的案例；此次事件中大众的反应，很让人心凉。那么加贺山总裁[43]又作何反应呢？他一接到报告，先是跑到GHQ[44]，接着又去了宫内省。惊慌失措了吧。向天皇谢罪又能怎样呢？可笑。这些古怪的家伙，一个个对惨剧视若无睹、置若罔闻，就这么让满车厢的乘客活生生烧死。出了事故，别的都不管，先跑到天皇那里谢罪。从上到下，没有一个像样的人。此次事故，也真够古怪了。
这名女士死里逃生，实属不易。此种危急情况，任谁也没把握一定能生还。捡回一命，可说是偶然加幸运，难以骆驼穿针眼儿[45]；像我这种胖子，首先就穿不过车厢的三段窗。我这辈子，还从没试过钻窗口上下车。不过我这人小心谨慎，居安思危，从不进那种钢铁车厢中间夹着的木制车厢。对任何事情，只要没喝醉，我都会多少留一点心。但这次樱木町事故，实在是没有办法。
一名化险为夷的女士，原本为自己的幸运额手称庆，想着平复一下心情；谁承想事有不巧，偏遇上几个刻薄之徒，闹得后话不太愉快。如果换作是桑丘·潘沙，肯定会想出一句谚语来形容，比如“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事事若都像桑丘一样看得开，也就不难发现人生的美好了。
我也曾被报社记者烦得不轻。这群人是第一等的猛士，面对精神病院的铁栅栏也要无畏冲锋。社会版记者的心脏构造不一般，无礼如暴徒，粗野似土匪，实在是不好对付。不过报社记者也有一点值得同情：他们的宿命就是在别人不幸的时候出现，因此最容易讨人嫌。像咱们这种普通人，要不是碰上了什么倒霉事儿——比如电车着火，受了烧伤——记者根本不会上门。您逢新婚之庆、添丁之喜，记者就不来了；因为他们不靠喜事儿赚钱。只有鹰司夫妻[46]那个档次的婚事，他们才会叩门求见。不过人总是很难知足，明明身份地位如此之高，高到连报社记者都要叩门请求采访婚礼，却仍要气愤地说上一句“报社记者就是讨厌”。记者真是可怜。他们注定是反派角色，专挑别人半死不活的时候来一句“请问您现在的心情”，那也是职业宿命；您毕竟也化险为夷了，不妨就宽宏大量一次如何。他们冲破铁栅栏那次，我也发火了。不过仔细想想，人这一辈子，不识趣的家伙谁没碰见过几个；这次赶上自己碰见了，也纯属正常。当时我确实特别上火，差一点把那个记者揍一顿。不过说句实在话，您这篇忍着脸伤、满含委屈地诅咒报社记者的报道，我是读得津津有味。您也别见怪，毕竟您和大家也都读过《狂人安吾——恼羞成怒大放厥词》之类的报道嘛。那些报道虽让我不舒服，却能逗得您捧腹开怀。这次的事儿您就看开些吧。
不过那个声称要开车把您送到东京的记者，实在是过分了。要是您在银座再遇到他，请向路过的先生借一只打火机，给那伙计的西服点上火，演他一出咔嚓咔嚓山[47]。等他好不容易扑灭了火，半死不活的时候，您就舔着铅笔尖儿跟他说：
“请谈一谈您现在的心情，随便说两句就行。我用卡车把您送回社里。”
那伙计不敢跟您发火动手。报社记者这种动物，只有工作和醉酒时才够凶猛，平时都窝囊得很。您肯定比他强。
国铁方面称伤员都派车送了回去，而您却没坐上他们的车。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对方安排好车辆之前，您已经自行离开了。那这件事情上，您就不该生气了。毕竟是大型事故刚发生不久，产生混乱也纯属正常。如果只凭主观想象，那就有生不完的气、发不完的火了；所以桑丘·潘沙会用谚语来化解怒火。可惜我不如桑丘博学，想不出什么贴切的谚语；但我相信，您一定会想出更合适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