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中国地区幅员广袤，等于是个次大陆，内部情形非常复杂。在这里活动的人类，究竟是谁？是不是和今天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完全一样？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考古学家一般认为，中国地区的古代人类，从体质特征言，有其相当一贯的传承谱系；同时，石器的制作方法，也有其一贯的传统。这种看法，符合所谓“多区进化论”，亦即该地区的现代人类是由当地早期智人演化而来。

但是，近来有学者提出现代人“源于非洲说”（Out of Africa Theory），主张现代人唯一的起源地在非洲，这是一种“单一起源论”。依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以为今日全球的现代人，都是二十万年前由非洲同一种族扩散，而取代了各地原有的早期智人。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则中国考古学上，当地人类特征的延续及自成传统的石器工艺之说，即面临极严重的挑战。至今，考古学的资料还不足以有力地证实或推翻以上两种理论。不过，中国旧石器文化的遗存不少，而且有一套独立发展的研究方案，或许当中国地区有更多的发现时，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对错，可有澄清之日。

目前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如此漫长的几十万年，古人类有足够的时间来往迁徙，其间即使有族群的移入迁出，他们的基因是否传了下去？如果新来的人类和原住人类的基因交配而得以传流，那么这些古人类和现代人类应还是同一类，同属一种“人”。非洲新人群进来后，和原有人群混合，构成一种新的混合种族，但并不是以一个人种全盘取代原有的另一人种。

再从中国地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来看，相对于西北大高原和喜马拉雅山以西、以南地区，中国的旧石器虽有长时间的演变，却仍呈现自己的特色，有着自己一定的传统。20世纪4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Hallam Movius, 1907—1987）曾以为，旧石器文化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使用两面打制的手斧，而东亚的旧石器则始终是砍砸器为主，缺乏像手斧一样的两面加工的石器。虽然最近中国考古学家提出一些在中国发现的手斧，挑战莫氏理论，但考古学家对于手斧的定义尚多争议，这一挑战至今犹未为大多数学者接受。大致言之，因东方与西方的旧石器，其间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中国的旧石器传统仍呈现相当一致的东亚特色。

“旧石器”一词，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人类在生产食物以前，曾经加工作为工具的诸种石器，其时代从出现猿人的一百余万年前，至出现“新人”或“现代人”的数万年前。

旧石器时代早期，在中国地区发现的古代人类遗迹，最著名的是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北京人”。北京人的遗址，曾出土古代猿人的骨骸化石及其生活遗迹。在这一遗址，有多层堆积，依据活动遗存的判断，北京人当是从五十余万年前开始生活于此，前后经历三十余万年。

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达1059毫升，知道用火自卫，也许已知道烧烤熟食。石器的制作方式是直接锤砸，制作石片石器，基本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及石锤。从不同文化层的石器看来，工艺技术有渐变和提高的过程。以周口店的遗址言，这些猿人曾屡次居住在这一石灰岩的天然洞穴，用这些石器与动物角骨加工的工具，采集、狩猎邻近的动植物，维持相当程度的群居生活。

北京人不是中国仅有的古代人类。云南的元谋人，活动的时代也在距今五六十万年前。遗址有火烧灼的动物骨，也有炭屑，但以目前证据，还不易判断是天火，抑是人工用火的遗迹。

河北阳原的泥河湾遗址，有由早更新世延续到晚更新世的石器遗存；这些遗址可能是古代人类在湖边高地的露营地点。陕西蓝田出土的蓝田人，时代为距今70万年至50万年的中更新世，也有一些数据认为其年代可以早到将近110万年至115万年之间。蓝田人的体质特征，与北京人基本一致。

湖北的郧县、石龙头，贵州黔西的观音洞，及辽宁营口的金牛山，都有相当于北京人早期文化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这些古代人类的工具制作水平、体质特征及其时代，基本上都相当一致，也常出现用火的痕迹。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代人类及其遗存，著名的发现有：陕西大荔的大荔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广东曲江的马坝人、贵州桐梓的桐梓人、湖北长阳的长阳人。如以许家窑人化石的年代言，其时代为距今约10万年前，地层仍在晚更新世时代。北京周口店的新洞，也有人类牙齿、石器灰烬层和动物烧骨。凡此遗存，工艺水平均比较进步，而且石器用途渐有专门化趋向。

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在晚更新世的晚期，大约距今五六万年前，人类体质已是晚期智人阶段，与现代人相当接近。以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为例，其体质特色已与今日的蒙古人种相近，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是中国人、因纽特人、美洲印第安人……的共同祖先。晚更新世的晚期，今日三大人类种属已呈现个别的特色，但尚未分化为今日可见的支系，是以山顶洞人的体质，既与今日诸支系有相同之处，也有其个别特征之处。

广西柳江的柳江人，已有现代人的特征，但同时也有相当程度的原始性。柳江人体型，似与现代华南与东南亚人相近，比较矮小，应为蒙古人种中较早的一型。四川资阳的资阳人，基本特征已同现代人相近，虽有若干可见的原始性，如眉脊显著，颞骨鳞部较为低矮平整，但基本上应属晚期智人的蒙古人种。

晚期智人的遗骸及文化遗存，在中国南北各处均有发现，例如：内蒙古萨拉乌苏的河套人、吉林明月镇的安图人、山东乌珠台的新泰人、云南的丽江人、江苏泗洪的下草湾人、贵州普定的穿洞人、台湾台南的左镇人……所在都是。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诸遗址的年代，可举例如次：河套南部萨拉乌苏河沿岸遗址上层不超过3万年，下层为3万至5万年左右，是以河套人的年代应是距今3.7万至5万年左右。河南安阳小南海北楼顶山洞穴的遗址第六层木炭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是距今24100±500年，第二、三层木炭骨头的年代是11000±500年，前后延续一万余年。山西沁水下川遗址三层，上层以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23900±1000年至16400±900年；中层是距今36200+3500年及-2500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年代，用同层兽骨的碳十四测定，是10770±360年，是以应在距今1万年至2万年之间。山顶洞人的年代，已接近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了。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掌握的工艺水平，除了直接打击法精确纯熟外，也已能使用间接打击法，最后终于能制作细石器。此时，人类能刮制磨光骨角工具，也知道磨制与钻孔。细石器中，已有箭头，显示已发明弓箭，这使人类第一次具备手抛以外的远射能力。更堪注意的，则是工具的多样化，工具种类有大小石器及骨角器，包括刀、铲、锥、针、鱼叉，制作过程有锯、切、削、磨、钻。凡此，都为新石器时代的工艺发展了必要的基础。

另一令人注意的，则是人类开拓了精神生活的领域。许多装饰性的物品，例如穿孔的石珠、兽牙、蚌壳；加工的鱼骨、鸟骨管，甚至在物品上划刻花纹，涂色加彩。这些装饰品大多放置在人骨化石旁边，足知人类不仅有了爱美的观念，也有了死后灵魂观念。山顶洞人住在上洞，而下洞则是“墓地”，墓地里有着意放置的骨骸，似已有放置遗体的观念。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遗址，数量多，分布广，种类也有多样性，似乎反映人类的人口多了，能去的地广了，生活的方式也因地制宜，而有不同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