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孕育出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

当我们谈文化史上的中国地理时，指涉的不是一个有清楚边界的政治版图，而是那个孕育出中国核心文化的自然地理空间，因为文化系统的范围和政治单位的版图是不同的，后者有明确的边界以表示主权的所属，而前者不可能有显然可见的界限。

中国核心文化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部，北边是沙漠和草原，西边是高及天际的高山与高原，东边和南边面对大海。整体看来，中国对外有高山峻岭、沙漠、海洋为界限，尤其是北边的沙漠和西边的高山、高原这两大屏障，使得中国的世界是望向东南的。传说中，女娲造天，天塌后地倾东南。然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理，并不只是朝一个方向看，而是四面八方各个地区都自成格局，各有创新，也有交流。这一情形，造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复杂面貌：既能始终呈现各个地区的地方性特色，同时又能在小异之上颇见大同。

这些地区从北算起有：1．以沙漠、草原为主的蒙古地区；2．以森林、山地为主的东北地区；3．以黄土高原、黄土平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4．湖泊、河流众多的长江中下游；5．自北到南的沿海地区和岛屿；6．有高山、盆地和纵行谷地的西南地区；7．遍布高山和高原的西北地区。

先从北边说起：蒙古地区横跨中国的北方，草原上的牧人逐水草而居；而东北地区，有大河和密集的大树林，那里的居民靠渔猎为生。草原牧人与东北森林居民是最早接触和交流的族群，他们的生活习惯有不同处，也有相同处，不同处是森林居民比较定居，相同处是他们都靠牧、猎为生，都能跨马作战驰骋千里，攻伐其他地区的居民。中国历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就是北边的牧人和猎人，会时时因粮食不足而南向侵犯农业地带。农牧的分界线，即是长城所经之处。自古以来，牧人、猎人与农夫之间，沿着长城线往来拉锯，贸易与战争都在此进行。

中国的农业地带应划分成两个地区：一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一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黄河、长江都源自青海的巴颜喀拉山，起源地相差不过几十里，但两条河流在中游地段，一向北一向南，跨度极大。它们的跨度，象征了中国本部历史的多元发展。最后，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这两条大江，一是黄色，一是绿色，正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

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脸向地，艰苦求生，每一份粮食都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土地要经过耕耘成为熟地，双手上的厚茧缝里充满了黄土，因此他们坚定地固守在家乡，不愿迁移。他们艰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

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这样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实，也有抽象的写意，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丰富的艺术传统。

中国核心文化区的东边和东南边，从北到南是一条沿着黄海、东海、南海的沿海地区。海洋外有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琉球列岛，以及从台湾开始往下的一串岛屿。这串岛屿和中国沿海的陆地，封起了一条内海。内海的两岸，不论是沿海陆地居民还是岛屿居民，实际上是不断地在移动，不知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沿海陆地上的居民，无数次移向海岛；海岛上的居民，则借着洋流和季风，不断地南来北往。内海两岸的居民，同样跟着洋流追逐鱼群，同样在沿海的小丘陵、小河沿岸过着一区一区的农村生活。

沿海地区的农村，因丘陵而隔绝，却又因为流水，不论是海洋还是河流，重新遇合，构成东南沿海特有的海洋文化雏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所谓“海洋型蒙古种”和“大陆型蒙古种”的差别。海洋文化，是以芋头、水产为主要粮食来源，这和大陆以稻米、小米为生的生活方式，确实是很不一样。

这里要特别提出，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发展出了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玉石文化。玉石文化的痕迹，在太平洋西岸处处可见，甚至可远到白令海峡。玉石和中亚的黄金最终成为中国人最爱好的两种艺术品和有价饰物，这一现象正象征了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在中国的融合。

还有，东南沿海地区，从长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水道成网，也多岩岸的港汊，于是自中古以来，城镇密布，人口众多，生活富足，长为中国经济重心，是中国的海道出入口。中古的扬州、杭州、明州、泉州、广州，16世纪以后的澳门，以至19世纪以后的港澳与那些近代的通商口岸，万里波涛、顺风相送，送出去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药材，也迎进来由南洋运来的宝货及近世以来的西洋舶来品。中国从这些东南出入口，长期汲取了亚太地区的财富；近百余年来，从同一个出入口进入的欧美工业产品却榨干了中国的经济。近代西潮，将中国文化带入现代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其影响巨大而又深刻。中国走进世界的中国，这一地区是历史上空前重要的楔入点。若与西北的出入口（丝道）相比，东南沿海地区毋宁是中国走向近代世界的联结界面。

再看西南的高山地区。云南有五十多个习俗各异的不同族群，往往高山顶住一种人，山腰的海子（高山湖泊）附近住一种人，而谷地里又居住着另一种人。这三种居民因地形不同，而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山顶上的居民，用羊和青稞交换谷地出产的蕈类和小米。他们翻山越岭，不避辛苦，靠着芦笙高音和对面山谷的邻居彼此唱和。各处山腰沿着海子的交通要道上，不断有马帮和盐客来往，将各地的特产和讯息带来带去。中原的居民，也可经过谷地的狭道或河流，将中原的文化和讯息带到此地，再将此地的物产带回中原。

从天山到西藏的西北地区，雪山高耸，高原干寒，平坦处是一片片草原和沙漠。沙漠中，有孤岛似的绿洲。这些绿洲本身即一个个小城市，里面的居民则过着丰足的农业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牧人有两种不同的放牧方式：一是藏区的垂直放牧，牧人夏天上山，冬天下山；另一是新疆和青海大草原上的平面放牧，牧人驱赶牛羊，逐水草而居。

自古以来，西北地区是许多不同民族进进出出的地方，千里驼铃，渡过沙碛，翻过山隘。自从汉代开通西域的丝道，中国经由这个西北的出入口，与中亚、中东及欧洲接触，两千年来从未停止。中国的丝帛西运，西方的宗教东来，佛教、祆教……都从这一条通道传入中国地区，也再转输到东亚其他地区。中国获得了贸易的利润，然而西方思想的刺激，更为深切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

实际上，中国各地区间确有自然地理上的障碍，但也总是有相通的通道：内部从东到西有三四条平行的道路，从南到北有许多隘口，以及沿海靠着季风和洋流带动的南北交通。这个现象，可和中东地区做一比较：两河流域和埃及之间的距离其实相当近，中间有海东地区作为过渡地带，但由于两河和埃及地理上的隔绝，终于孕育出两个非常不同的文化。反观中国的地理条件，是无比多元，有沙漠、有草原、有黄土、有丘陵、有湖泊、有河流、有高山，每一个地区都孕育出它自己独特的文化，吸引了不同的人群在各地落地生根。可是，细看中国的历史，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群是真正的安土重迁，一波又一波大小移民潮，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不断地彼此混合与彼此影响，终于同化成一个大同小异的中华文化。

但是，不要轻忽各地区那些小异的文化，那些文化特色是适应当地的需求孕育而成。在北方，穹庐的居民骏马平川，引长弓射大雕；树林里的猎人，养育巨大的海东青（一种猎鹰），射鹿刺鱼，猎取他们的食物。在黄土地区，居民以高亢的歌声唱着西北风花儿，秦腔、燕歌永远是激昂慷慨。相对而言，东南一带的水磨腔昆曲，表达的则是曲折的柔情，和慷慨北歌相比，呈现出阴柔与阳刚两种不同的格调。

综合言之，中国的世界既封闭又开放，各地区之间看似分隔，实际上却又联合。正好像，在中国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各个角落的演员们以各自的声音唱出多变的旋律，有牧人的胡笳，猎夫的号角，高地的芦笙，船夫竞渡的鼓声，田间低沉的中音，山上高亢的唱腔，有时夹着狂风暴雨与浪涛，有时则伴随着江南的和风细雨或山地的松涛瀑布，诸音杂陈，但最后却交织成为一个最复杂、最丰富的交响乐。这个交响乐是这个地区“人类喜剧”的一幕，这一台戏在这个舞台上已演出一万年了。

接下来，谈的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以及他们最早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