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

徽宗刚登上皇位，就为自己定下了一项任务，即改善已使一代人受到影响的残酷的派系斗争。一开始，他对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想得有些天真。从理论上讲，皇帝拥有所有的权力：他可以颁布法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或罢免官员。但实际上，他必须做通官员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各种方法抵制自己不希望实施的举措。同时，每天都要与相互之间强烈不满的官员打交道，徽宗不得不学会如何筛选、评估他们提出的常常相互矛盾的建议。

在徽宗登上皇位之前的三十年，宋朝有三次皇位的更替导致数十位政府最高官员被罢免：第一次是神宗继位；第二次是小皇帝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第三次是哲宗在祖母去世后开始亲政。哲宗在世最后六年被罢免的官员把徽宗继位视为他们恢复朝官的机会，那些在哲宗最后几年支持徽宗继位的官员，也下定决心要坐稳位置。

同其他许多时代和地方一样，宋代的宫廷政治也主要集中在京城。绝大部分政府官员在京外任职，基本上不会去争夺朝中的影响，而位于中央核心职位上的几百名京官，通常会将出京任职视为流放，是被迫离开实权职位。尽管爬上中央政府核心职位上的官员大多曾经在地方任职，但他们一旦爬到官僚机构的上层，就几乎都不愿意再回到地方上三百多个府州军监（或二十六路）担任基层管理职务了。

研究宋朝这段时期的政治，有一种方式是从两个主要的政治舞台入手，大致可以定义为朝廷和文人舆论圈。定期拜见皇帝的几十位朝中官员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两府宰辅、谏官和台官，以及朝廷主要机构与部门的负责人——在那些定期向皇帝报告的事情上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力。这些事大部分与人事任命有关，比如应当任命和提拔谁，谁应该被罢免和降职。同时，对从军事行动到税务改革等方面的重要举措，皇帝也要明确授权。朝廷决定的都是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件，关系到很多人的前程；这些事件可能还会导致重大开销，或影响不同行业的经济命运。毫不奇怪，很多人对朝廷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谁在朝廷有影响抱有极大的兴趣。通过官方公告、口口相传或是书信往来等方式，朝廷的决策往往会快速传播开来。

与朝廷形成主要竞争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是一个很不具体的群体，被称为“外议”、“公论”、“文人”或“士大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词语指的是一些受过教育但没在官府任职的人士所谈论的事情。但是这个群体并不限于那些没有官职的人，事实上，“言官”与表达那些外围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些担任谏官或台官的人而言，批评政府的政策、方案和官员行为就是职责所在。谏官和台官的很多奏疏在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士中广为流传，而奏疏的作者通常也希望能像影响皇帝及其主要幕僚一样，影响这部分对政治感兴趣的群体，这类奏疏往往都言辞犀利。作者自称具有道德合法性，而他们反对的那些人则被贴上自私、不道德、邪恶和谄媚等标签。他们很少考虑到品德高尚的人对形势的分析也可能会迥然不同，认定某项建议不明智则提出建议的人肯定也人格低劣；如果某个政客品格低下，那无论他提出什么建议都是有害的。这不是在朝廷商议国是时的语言，也未必是文人与亲朋好友谈论政治时的语言，而是作为一类指控书式的奏疏，显然，皇帝读起来也不会很愉悦。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大的政治分歧都在新政的支持派和反对派之间产生。1069年，在徽宗出生的十多年前，神宗与宰相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政。这些政策涉及政府事务的方方面面，从科举考试制度到平民百姓的差役。新政中争议最大的是对农民实施青苗法、将劳务换为税收的募役法，以及征收商业税并使政府参与贸易的市易法。

事实证明，推行新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每次有新政策宣布，曾为神宗的父祖效力的前朝老臣就猛烈抨击。反对派认为，新政并非一系列能使政府更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措施，只是一个失控的官僚机构在不停地颁布新法。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王安石与新政支持者未能很好地理解儒家的一个原则，即良政要依赖良吏而非良法。此外，激怒反对派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无法在不危及自己仕途的前提下表达对新政的批评意见。在神宗的认可下，王安石将反对新法的朝官相继调出京城。自汉代以来，确保对政策批评的通道畅通就一直是中国政府机构的一条基本原则，因此，迫使反对者噤声被视为逾越了政治合法行为的界线。对新政持反对意见的朝廷重臣司马光也在1071年辞官，退隐洛阳（开封以西170公里），随后，他周围很快聚集了许多对政府发展方向感到不满的人。另一位名人苏轼，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他是徽宗的姑父王诜的朋友，也遭到贬谪，出京担任了一系列的州级职务。1080年，苏轼的很多诗词被认为暗含讥讽，因此被罢官流放。

宋神宗支持新政，首先是希望增加政府收入，从而对北方毗邻的契丹和党项发起进攻，收复唐代（618—907）曾经控制但后来又失去的领土。政府已经将过半的收入都用于军费开支，但仍在部署军队上感到吃力，难以对敌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080年，为储备实施新政产生的盈余物资，新的元丰库建成，到了1082年已存储八百万贯。然而，前方军事行动的进展却令人失望。1081—1082年，宋军与党项族西夏国在西北部（今甘肃境内）开战，夺回了六座城寨，但却损失了六十万大军。

神宗驾崩后的1085年，高太后召回反对新法的重臣司马光，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疾病缠身。很多官员也被召回京城，包括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当时的新年号是元祐，所以在此期间复官的那些人又被称为“元祐派”或“元祐党人”。在这段时期，王安石推行的新政并没有根据政策自身的优缺点逐条进行考虑，而是被全盘废除。很快，神宗在位时建立的整个财政体系几乎全部被破坏，到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时，他的大部分新政措施都被推翻。王安石的追随者们也受到了无情的攻击，尤其是吕惠卿和章惇二人都被罢官放逐。同时，改革派还受到了文字狱的迫害。蔡确被指控诽谤太后，被贬到偏远的南方，没几年就去世了。

一旦保守派的政敌被驱逐，他们也就无法再维持保守派内部的团结了，很快，保守派之间就开始争斗，几乎与之前针对改革派一样残酷。1091年，苏轼从地方调回京城任职没几年，就因为写了一首诗而被学者程颐指责为行为不端。

1093年，哲宗开始亲政。他召回了一些改革派，而这些人一回来就立刻罢免了八年前驱逐他们的那些人，甚至还想要惩罚已经去世的人。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哲宗同意毁掉司马光墓前的御碑。

徽宗被推上皇位时，章惇、曾布和蔡卞三人都在场，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改革派的领导者。由于蔡卞被王安石招为女婿，他的身份比别人更特殊。然而，到了11世纪90年代末，这三位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彼此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认同，他们在哲宗面前表现得更像是对手而非盟友。在哲宗朝廷之外的人看来，任职朝廷的官员可能像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派系，但只有在朝中圈内的人才清楚这种种的仇恨、嫉妒和彼此的个性冲突。没有哪两个人能一直处于同一战线，甚至连蔡卞和蔡京两兄弟也做不到。

当然，中国历史上存在残酷党争的也不只是宋朝。至少在汉代、唐代和明代都有党争，而且，在其他君主政体下，宫廷中主要派别间的激烈斗争也并不鲜见。通常来说，执政大臣掌权的时间越长，他招致的批评和树敌也就越多。这就是徽宗不得不面对的、生活中的政治现实。减少或克服这些敌对行为，对徽宗来说是一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