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多因一果的认定
【裁判规则】一个行为本不至于发生危害结果，但由于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则要根据该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关联程度、原因力的大小等因素决定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
实践中，大量案件是多因一果，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各种原因合力的结果，不能完全归责于某一原因，需要视情况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这种情况一般属于多因一果，具体的案件类型较多。第一种常见情况是，行为人实施轻微暴力致人死亡的场合，往往被害人自身的特异体质是死亡的直接原因，行为人的暴力行为是间接原因，暴力行为通过特殊体质发挥作用导致被害人的死亡，二者的因果关系是存在的，定罪的难点主要在于行为人的认识因素。第二种常见情况是，对方自身处于危险状态，如身体病变，具有发生危害后果的必然性或者高度可能性，行为人负有救助的义务，因为其救助方式不当或者效果不好，而导致了对方死亡的后果。这种情况下主要是那些具有特定职责的人，如医生、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因为自己的先前行为使对方处于危险状态的人。行为人的行为可能是作为（乱作为），也可能是不作为，与被害人自身原因相结合，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要根据行为人的行为在其中的作用确定责任。第三种常见情况是，行为人的行为与第三人的行为相结合，造成了某一危害结果的发生。比如，二人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车辆失控撞死路人，不同环节税务人员的不作为导致国家少收税款等。这种属于典型的多因一果，如果各个主体之间存在共谋的，均对全部后果承担责任，如果各自独立的，则根据原因力的大小，决定责任的承担。
以被告人张某某非法行医案 [4]为例：
被告人张某某在未取得医师资格以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某号内开办医疗机构从事诊疗活动。2012年6月4日12时许，被告人在对有心脏疾患的被害人赵安某（男，殁年49岁，山东省人）进行诊断治疗中，采取人工呼吸、心脏按压及注射过期的硝酸甘油注射液等措施，但上述措施均无效，被害人赵安某于当日死亡。经鉴定，被害人赵安某符合因患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轻度脂肪心等心脏疾患导致急性心功能衰竭死亡。被害人生前患有心脏疾患是死亡发生的基础；张某某非法行医，盲目治疗、施救与死因二者间虽无直接因果关系，但是张某某的行为客观上一定程度延误了抢救时间，使赵安某失去了抢救机会，在其的死亡过程中负有一定责任。2012年8月2日，被告人张某某被抓获归案。
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某犯非法行医罪，且造成就诊人员死亡的后果。法院对张某某按照非法行医的基本犯论处，以被告人张某某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我国《刑法》第336条第1款将非法行医罪根据“情节严重”“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和“造成就诊人死亡”三种情形划分为三个量刑档次，是否对就诊人死亡结果负责，影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认定行医人的行为是否“造成就诊人死亡”，需要结合因果关系原理进行分析。如果行医人的行为与就诊人死亡结果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则可以认定其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如果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则需要分析行医人的行为在多个原因中的地位。一般而言，如果行医人的行为居主导地位，即参与度大于50%，则其应属于决定性的因素，可以要求其承担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的责任。如果参与度不高于50%，要求行为人承担此责任则依据不足。据此，根据该案撰写的案例分析 [5]提炼出如下裁判要旨：非法行医行为与就诊人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可以认定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二者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时，如果行为人的诊疗行为在致就诊人死亡的多个原因中不居主导地位，即参与度不高于50%，不认定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但可以按照非法行医罪的基本犯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法释〔2016〕27号）决定：在《解释》第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修改后《解释》第四条：“非法行医行为系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就诊人死亡’。非法行医行为并非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可不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就诊人死亡’。但是，根据案件情况，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这一新的司法解释，确立了认定因果关系的基本规则。在办理相关案件中，可以参照这一思路。
[1]. 陈兴良主编：《刑法总论精释（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00—205页。
[2]. 储槐植：《一个半因果关系》，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第27—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