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

自由主义是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的一种思潮，长期以来，它对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都产生过很大影响。西方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又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西方学者将经济自由主义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与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曾经起过反封建主义的积极作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经济自由主义便开始具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性质。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米塞斯1920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米塞斯断言，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不可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在产生之初就把反对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米塞斯举办私人讲座，培养了一批哈耶克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

在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盛行时，新自由主义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从非主流地位上升至主流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西方国家诱导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理论武器。

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分歧主要是：国家干预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微观和宏观层次上都存在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又译为“市场失灵”），只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不可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为了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除了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还必须靠政府调控这“一只看得见的手”。与此相反，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鼓吹市场万能，断言只要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当前，在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国家干预主义（例如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分歧是：（1）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假设是“市场出清”（大致含义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新国家干预主义的重要假设是“非市场出清”（大致含义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2）新自由主义认为存在（政府失败），新国家干预主义认为存在“市场失败”;（3）新自由主义认为政策无效，新国家干预主义认为政策有效。

新自由主义有许多派别，其中包括：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坎南、罗宾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奈特、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科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赖堡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巴罗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原称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萨克斯为代表的曾任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政府经济顾问的美国经济学家，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曾为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出谋划策的北欧经济学家，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国内媒体误称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实际上他只是这个学派的成员）。

新自由主义不同派别的影响范围不同。在英国，对撒切尔政府影响大的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对里根政府影响大的是供给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影响大的是萨克斯、伊萨克森等人的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当前影响最大的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

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除里根政府在若干领域推行新自由主义之外，历届总统，包括里根之前的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之后的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都奉行或基本奉行国家干预主义。但是，里根之后的几届美国政府实行政策二重化：对内，基本实行国家干预主义；对外，却强迫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主要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彻底实行新自由主义。可以作为典型例证的是美国的贸易政策。美国自己以贸易保护主义为基调，却强迫别的国家推行贸易自由主义，实行贸易自由化。目的只有一个：一切为了美国的利益。所谓美国的利益，实质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动向。

美国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主要途径有：（1）通过多种渠道向“转型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影响该国的舆论导向，特别是影响经济学界的舆论导向。（2）由美国经济学家为“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转型”方案，甚至出任“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顾问。（3）通过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和后来的八国首脑会议等国际峰会，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组织，强迫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接受和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现在，美国按照新自由主义原则主导经济全球化。据美国国务院《1999年人权报告》的解释，全球化包括三类：经济全球化、技术全球化、民主和人权全球化。据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些官方学者的解释，全球化不仅包括经济全球化、技术全球化、民主和人权全球化，还应当包括法律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语言全球化等一系列全球化。仅就经济全球化而论，制定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是美国，“华盛顿共识”是制定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基本原则。

“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有三项：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自由化；尽可能最快地私有化；政府要采取强硬措施保证各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美国前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将“华盛顿共识”解释为“三化”：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作者乔姆斯基也将“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归结为“三化”：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这一解释与斯蒂格利茨的解释比较接近。

更接近斯蒂格利茨的解释的是里斯本小组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一书对此所做的阐释，该书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三化”：“私有化”、“市场自由化”、“非调控化”。

按照“华盛顿共识”，不仅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要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政府角色最小化，而且所有意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想融入全球化的国家都必须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上述《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一书说：“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存在私有化的迫切需要……存在市场自由化的迫切需要……存在非调控化的迫切需要。”

“华盛顿共识”很快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共识，又很快成为七国集团和后来的八国集团以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共识，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则。

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或地区，哪个国家或地区就会遭到巨大风险和灾难，甚至成为重灾区。在最近十多年中，下面的三类新自由主义重灾区具有典型意义。

第一类重灾区是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出任俄罗斯政府顾问，他为俄罗斯制定的被叫做“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具体应用。北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伊萨克森等将“华盛顿共识”中的快速私有化原则应用到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具体提出：（1）“从计划向市场转型必须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化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2）制定保护私有制的法律，颁布私有化法。（3）最重要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私有化。（4）国有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逐个地出售”。（5）国有大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先把国有企业转变为国家拥有全部股权的股份公司，然后再将它们私有化”，方法是不断降低国家的持股比重，直至全部卖光。（6）多给党政官员股票，“过去这些市场经济最凶猛的反对者就会成为新制度下改革进程的急先锋”。新自由主义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原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资本主义化。

第二类重灾区是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以泰国为例。1997年7月2日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始于泰国。泰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危机爆发前，年经济增长率超过8%。高增长和廉价劳动力以及廉价土地吸引了大量外资。外资主要流进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房地产热和股市热不断升温。泰国金融体系内外腐败严重，导致贷款猛增，银行的呆账、坏账问题十分严重。在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压力下，泰国过早地、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使泰国经济很快下滑到30年来的最低点。泰国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接着发展成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三类重灾区是拉丁美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最近的例子是阿根廷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债务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起政治动荡，从2001年12月20日德拉鲁阿总统向国会提出辞呈，到2002年1月2日杜阿尔德被推举为新总统，阿根廷在半个月内换了五个总统。阿根廷经济危机的加重，不仅殃及邻国，而且引发了更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动荡。2003年12月15日，拉丁美洲社的一条题为“拉丁美洲寻找代替新自由主义的道路”的电讯说：“新自由主义政策曾被作为推动后现代发展的政策而在拉丁美洲大陆各国实施，但平民阶层被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遗忘并深受其害。”拉丁美洲社援引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发布的统计数据说：拉丁美洲经济1960年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是8%，现在是4%。拉丁美洲穷人人数增加，在拉丁美洲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达43.4%。其中巴西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至于阿根廷，“新自由主义使这个辽阔而富饶的国家变成了本地区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目前，寻找替代新自由主义的道路的主力是拉丁美洲民众运动。“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众运动发挥了主角作用，它们屹然挺立，成为一道抵御忠实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公司指令的各国政府的防洪大堤，成为抵御在政治和经济上屈从美国政策的防洪大堤。”

十多年来，某些经济学家一直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

（1）有人在国内反复宣传西方公认的反共分子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

（2）美国新自由主义者、货币学派领袖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者、新制度学派成员张五常很早就向我国宣传新自由主义，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

（3）张五常多次来内地宣传新自由主义，国内很不正常地连续多年出现了“张五常热”。一些大学请张五常做报告，一些媒体大肆宣传张五常。经过一些人的反复推动，“张五常热”不断升温，其实质就是作为新自由主义一个流派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不断升温。张五常的新自由主义观点主要有：

第一，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说：“马克思最蠢”，“马克思为祸最深”，“马克思由头错到尾”；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剩余价值论已被打得“片甲不留”。“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钉子而已”。

第二，用科斯定理的产权清晰论反对公有制。他说，举世闻名的科斯定理其实就是一句话：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而产权清晰就是“产权私有”。他还说，科斯的产权清晰论“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奄奄一息”。他断言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说：“北京的执政者一方面要保持公有制，另一方面要发展市场，怎会不互相矛盾，前言不对后语呢？”

第三，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断言私有制比公有制优越，宣传私有制是灵丹妙药，是唯一选择。他说：在交易成本方面，“共产比私产大得多”，而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制度优劣”。“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共产制度迟早会瓦解”，“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产制的体制”，“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唯一的选择”。

第四，主张把国有资产变成特权者的私产，主张由共产党推行私有财产制度。他说：“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以共产党推行私产制，听起来有点语言矛盾，但权力所在……是可行之道”。

（4）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萨克斯等人为“引导中国的发展”，制定了中国经济联邦制和中国私有化方案。该方案说，中国正处在“制度变迁时期”或“转轨时期”，必须对经济制度进行“质的变革”：建立“经济联邦制”，发展“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的“地方诸侯经济”; “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股份化”。萨克斯等人认为，中国私有化方案与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主要区别只在于：俄罗斯私有化是“突变式私有化”，中国私有化是“渐进式私有化”。

（5）有一位外籍华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经常来国内讲学，他提出了对全部国有企业“釜底抽薪”的私有化方案：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化—私有化，股份化—私有化的商业银行不仅不再给国有企业贷款，而且要逼国有企业还债。这样就可以把全部国有企业彻底搞垮，实现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他还提出土地私有化方案，认为：“中国农业要真正搞起来，土地一定要私有化。”

以上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在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下去，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