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外贸竞争力研究报告（2013）

黄国华 张炳政 刘颖

一、总论

2013年，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从中央到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举措，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相得益彰，促进外贸平稳健康发展。2013年我国城市外贸整体布局继续优化，广东深圳仍荣居榜首，进出口规模由2012年的29489亿元提升至33416亿元，入围百强城市的门槛由2012年四川巴中的7.6亿元提升至海南三亚的9.4亿元；平均每座上榜城市的进出口规模扩大了8%。在整体规模提升的同时，城市间的平均差距也在相应拉大，由2012年的297.8亿元扩大至337.4亿元。

从百强城市版图分布看，长三角、珠三角与中西部地区此消彼长，东部传统外贸大市成为维“稳”榜单的基石，而中西部向前递“进”的步伐仍在延续。近4年，环渤海、东北地区的入围数量增减基本不超过1个；海西地区的厦门、泉州、福州和龙岩始终占据一席之地。东南沿海地区中的传统外贸强市聚集地——长三角20座以上的上榜数量和80%以上的上榜率无可匹敌，但2013年的入围数量减少2席；珠三角也未能维持住2012年增添1席的良好局面，入围数重回2011年的水平。中西部地区上榜城市36座，与2011年同为入围数量最多的年份，不仅实现了上榜数量的突破，整体含金量比2012年更胜一筹。主要表现在：一是位次提升，排头兵继续单兵突进。重庆、四川成都在西南地区，河南郑州、湖北武汉在中部地区，内蒙古包头、陕西西安在西北地区的外贸领头羊地位已经基本形成；以上6座城市均进入2013年我国城市外贸竞争力30强，除武汉外，其余城市位次均有提升，其中，重庆斩获第12名，为近年来中西部城市上榜最好成绩。二是根基变牢，频繁波动现象减弱。2013年，在参与评比的172座中西部城市中，位次升降超过50个的城市数量减少2座，其中，仅山西大同、四川攀枝花下滑幅度超过100个位次，陕西渭南、海南三亚提升幅度超过100个位次；而2012年多达10座城市的名次更迭幅度超过100位（见图1）。

图1 2008—2013年我国城市外贸竞争力地区分布统计图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东部沿海地区，正身陷土地有限、资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负、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等困境，急需一场腾笼换鸟的嬗变；而渴望腾飞的中西部地区，更需要借第二轮改革的东风，使自身的外贸发展能够扶摇直上。尽管2013年百强榜单呈现“东移西进”的可喜变化，但从历年潮起潮落的城市位次变化来看，整体贸易格局仍蕴藏着不可忽视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

薄弱外贸基底和单一产业结构，使中小城市成为榜单观光客。对比2013年与2012年的外贸竞争力百强城市榜单，15座城市位次保持不变，15座城市发生更迭，榜单更新率与2012年持平（见表1）。除珠三角和环渤海个别欠发达城市外，城市更替均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新晋与落榜城市就分别占据13个和10个席位，其中6座城市2012年暂别后重回榜单，黑龙江佳木斯、海南海口、四川德阳、新疆博尔塔拉依靠水平竞争力的单边发力，云南昆明、广西防城港则实现潜力竞争力之外的全面提升。

表1 2013年中国城市外贸竞争力100强排名

续前表

大幅震荡成为中西部中小城市榜单表现的突出特征。例如，山西大同、四川巴中在2012年提升125个、116个位次后，2013年反向下滑134个、99个位次；新疆克拉玛依、广西北海在2012年下滑115个、71个位次后，2013年反向提升65个、93个位次（见表2）。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外贸基数偏低在对比中放大了指标值变动幅度，例如，所有参与评价的291座城市中，“变差优势”位次升降幅度超过50位的城市数量多达137座；“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内资企业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指标位次升降幅度超过50位的城市数量分别占69.8%和71.1%。二是依赖龙头企业的内陆城市经济模式对指标值具备绝对影响力，例如，“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指标排名前8位全部被内陆资源型城市包揽，甘肃嘉峪关、金昌、白银仅分别拥有4家、7家、18家外贸企业，常年高居榜单前列；东明中油燃料石化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潮州亚太能源有限公司滑出外贸500强行列，直接导致所在地山东菏泽、安徽芜湖、广东潮州“进入500强外贸企业进出口比重”指标排名由上年的第35位、第45位和第55位降至垫底位置；纺织加工业的崛起让云南曲靖、青海西宁异军突起，“加工贸易增值率”单项指标实现质的突破；而仅中国南车柴油电力铁道机车单项商品出口，就牵动四川资阳近两年的高度化和多元化指标排名反向大幅波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龙头企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所在城市排名，削弱了城市进出口对外部市场变化的抵御力。

表2 2013年各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外贸分项与综合竞争力排名表

指标间的非同步、不均衡发展，暴露了综合实力的短板。主要体现在：一是多元化与高度化指标的“长短腿”发展。全产品出口高度化指标前30位的城市中，无一座入围市场和产品等价数目排名前30位，其中，20座城市甚至位于100名开外，9座城市两项多元化指标排名均落于200名开外，即便技术水平提升也难以掩盖出口格局的不合理，实现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二是“一般贸易产品出口高度化”相对“全产品出口高度化”的落后形势依旧。2013年，一般贸易产品高度分值低于全产品高度分值的城市有238座，占参与评比城市总数八成以上比重，其中，两者之间的分值差距超过0.05分的城市有70座，外贸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就多达23座，加工贸易对一般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亟待继续加快。三是外商投资设备进口额与实际利用外资的背离。在235座“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实现增长的城市中，“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同时实现增长的城市数量仅60座，外资投向制造业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比例正逐渐缩小。四是依靠结构和效益等外贸质量指标跻身百强榜单的城市数量较少。结构对综合竞争力的解释与贡献作用日渐式微，2013年，入围综合竞争力30强的城市中，跻身结构竞争力30强的关联城市数量仅10座，在2008年和2012年基础上分别减少8座和1座，尽管入围效益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30强的“双优模范生”比2012年多了5座，但仍没有过半；而外贸规模、水平、政策和基础建设优势成为保障城市上榜的安全牌、风雨飘摇中的定心丸，入围综合竞争力30强的城市中，多达18座、21座、17座城市跻身水平、发展和潜力竞争力30强（见表3）。

表3 2013年我国各地区分项外贸竞争力进入前100名的城市分布统计表 单位：座

区域间和区域内的非均衡发展，限制了后期增长空间。一是“东强西弱”的整体格局仍难以撼动。2013年综合竞争力百强榜单中，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经济区合计仍占据逾三成的席位，不仅明星城市多，而且不乏江苏无锡、常州，广东佛山、中山，浙江嘉兴、台州、绍兴与温州等二线城市，这与城市圈经济一体化、中心城市辐射力较强密不可分。相比之下，由于整体规模偏小、经济总量偏小、产业结构单一，决定了西部省区在结构、效益、发展分项竞争力上的劣势，即便是省会城市，行政资源也相对匮乏，对周边的辐射力有限，除国家认定的产业转移承接地外，其余均是综合竞争力榜单的后段班成员，贵州贵阳、广西南宁、新疆乌鲁木齐和西藏拉萨更尴尬地位于100名之后。而我国4个直辖市、16个副省级城市基本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除黑龙江哈尔滨外，近两年排名波动幅度均在10个位次之内。二是先行优势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外贸发展的不平衡性：长三角、珠三角外贸总值的城间差距均超过千亿元，环渤海也接近千亿元，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城间差距均不足百亿元，西北地区甚至不足30亿元；而综合竞争力分值的城间差距，以海西的1.2分为最，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分别以0.8分、0.5分和0.3分紧随其后，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城间差距相对最大的西北地区。以珠三角为例，广东深圳以进出口规模和综合竞争力的“双冠”遥遥领先，珠江出海口边上东莞、广州、佛山、惠州、珠海、中山进出口值全部超千亿元，均跻身综合竞争力30强，但是中等外贸规模城市断档明显，排在30名以外、100名以内的城市仅江门和肇庆，多达六成的城市与综合竞争力百强无缘，远离出海口的云浮、茂名更被远远抛在200名开外，进出口规模不足百亿元。

城市是外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外贸的高速增长已经可遇不可求，只有在优化外贸结构中稳增长，在创新驱动中促转型，才能实现城市外贸的“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稳中有进”，为长远发展铺路搭桥。寻求各区域发展模式的协调转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