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海自贸区的区域一体化效应

从区域经济竞争的角度看，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将给江苏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一个崭新的环境，是江苏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将对江苏“两个率先”的战略目标实现和进程的机制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其中，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虹吸效应。上海不仅具有金融优势，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制造业优势，这使其具有规避外资因利积聚、利薄散去的系统性风险的优势，如果加上自贸区新政的施行，这种叠加优势对于江苏而言可谓压力巨大。

在现代服务业方面，上海自贸区的许多优惠政策诸如准入前国民待遇及税收优惠，主要是围绕六大现代服务业领域（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用服务、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试点开展，加之上海高层次的国际化、现代化水平，更加集聚的高级国际化人才，迅速增长的现代服务需求，上海的现代服务业将迎来高速发展，江苏的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金融、物流、现代商务、专业服务的发展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现代金融是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重点，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及相关金融离岸业务等，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方面，将先行推动境内资本的境外投资和境外融资，政策开放及制度创新将推动上海集聚更多的现代金融高级要素，上海与江苏现代金融的发展落差将进一步拉大。

在外贸方面，在综合保税区政策基础上，上海自贸区实施货物进口自由，无配额限制，不缴纳进口税，货物转口自由，无须缴税，同时放松外汇管制等，逐步推进贸易便利化，推动向离岸自由贸易、服务贸易转变。加之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及高效的政府公共服务，江苏的跨国公司可能倾向于把产品运输至上海自贸区的全球分拨中心进行综合调配，上海自贸区将集聚更多的贸易流量。

在外资方面，上海自贸区试行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备案制代替审批制，这对于外资尤其是技术周期较短、时间价值突出的外商投资而言，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此外，上海拥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经济基础、商务设施、研发能力、专业服务及政府服务，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意味着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政策，将成为跨国公司总部选址的首选之地，在很大程度上，江苏与上海的招商引资竞争将更加激烈。从金融角度看，上海新政对于外资PE和VC吸引力甚大。外资PE和VC对于促进中小创新型企业发展非常重要，而中小创新型企业的孵化有利于自主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因此上海新政将间接地影响江苏的产业升级。

第二，扩散效应。上海自贸区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主要内容，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及国际航运中心的定位，将对临近的江苏产生辐射，推动长三角区域分工和联动发展，形成积极的扩散效应。

这种扩散效应将更多地体现在金融方面。苏南地区完全可倚仗自身制造业产业发达、金融生态环境优良等优势，率先错位打造次区域金融中心。尤其是南京、苏州等地，可以把自身定位于立足长三角、面向海内外、有一定全国影响力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其集聚指向很明确，即与金融机构直接经营活动相分离并为其提供服务和支撑的功能模块和业务部门，主要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配套服务。前期包括承接数据单据处理、呼叫中心等中低端业务，中远期则主要吸引电子银行、产品创新研发等中高端业务，旨在打造金融中心的后援系统。

第三，改革示范效应。实践证明，体制机制活力及创新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潜力的关键要素。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可谓是中央给予上海的一大政策红利，在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约束日益突显、我国加快TPP、TTIP，以及中美BIT谈判的大背景下，涉及更多体制突破的上海自贸区的推出，无疑将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块新的试验田，同时也将为其他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体制改革指明方向，包括外资准入模式、利率市场化、扩大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推动现代服务业开放等。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一方面将通过制度创新的先行先试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为我国更高水平的扩大开放克服体制障碍，激发更大的活力，另一方面又预示着上海将因在区域竞争中获得压倒性的政策优势而再次抢占先机，对于江苏而言，如若不能在涉外经济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抢先一步，进而推动开放型经济全面升级，将很可能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被迫扮演制度模仿及经济追赶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