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翃与“邸报”

证明古代报纸或邸报源出唐代的第二条史料，是关于韩翃授官的一段记载。韩翃为中唐诗人，是著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据傅璇琮先生所言：

无论《新唐书》与《唐才子传》，它们所记载韩翊的事，都有所本，这就是唐许尧佐的《柳氏传》和孟棨的《本事诗》，也可以说，后世所有有关韩翃事迹的记述，包括现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与唐诗选本，都莫不出此二书。

许尧佐与孟棨为同时之人。许的《柳氏传》为唐传奇名篇，记述韩翃与柳氏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内容丰富深刻。其中所载韩翃因怀念离散的柳氏而写的一首《章台柳》和柳氏应答的一首《杨柳枝》，是唐代文人词的佳作，以其平易流畅、情深意长而为人激赏：

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孟棨的《本事诗》一卷，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等七类，凡四十一条皆录诗歌本事，如崔护的咏人面桃花诗，故对理解有关唐诗的背景颇多裨益，向为“谈艺者所不废”。《本事诗·情感》第一中记载的韩翃柳氏的故事，与《柳氏传》全同，只是文末多出一节韩翃在开封李勉幕府中任职的轶闻，而正是此段文字由于涉及邸报而为新闻史家所关注。我们先全文照录如下：

后事罢，闲居将十年。李相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职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举目为恶诗。韩邑邑殊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扣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且求圣旨所与，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准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与此韩翃。'”韦又贺曰：“此非员外诗也？”韩曰：“是也。”（韦曰）：“是知不误矣。”质明，而李与僚属皆至。时建中初也。

孟棨自称，此事是他亲自听大梁夙将赵唯讲的，而赵唯又是在汴州从军时耳闻目睹的，故周绍良先生云“盖一事而两传者”。据傅璇琮先生参以其他史实考订，“《本事诗》所载的这一情节可以信从”。而它是“关于韩翃的后期生活，唯一的史料记载”，“尤其是任李勉汴州幕以后，记载韩翃后期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其中的“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一句，为新闻史家探讨唐代与邸报之关联的一大枢机。按说，我们只需就此展开论述而无需顾及其他二手材料，但由于以往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多征引《全唐诗话》中的一段记载，为便于说明问题不妨也照录如下：

韩翃居家久。一日，夜将半，客扣门急，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翃谔然曰：“误矣！”客曰：“邸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君名，不从，又请之。”

以上便是证明唐代已有邸报的第二条根据所依凭的主要史料，尤其是《全唐诗话》中的“邸报制诰阙人”一句，更被视为唐代存在邸报的铁证，正像有的论者所言：“这则记载里讲得明明白白，唐代已有邸报，而且起着传播新闻的作用！”然而，事情恐怕并不如此显豁，一目了然。上述史料真的能证明唐代已有邸报吗？下面让我们先分别辨析一下《全唐诗话》与《本事诗》这两段记载中的有关文字。

不管是《本事诗》中说的“留邸状报制诰阙人”，还是《全唐诗话》中说的“邸报制诰阙人”，所言史事都很清楚，即制诏一职缺人需提拔某人充任。制诰是知制诰的省称，知制诰为唐代的职官名，专门负责起草“中央文件”：参议表章，草拟诏敕。制与诰均指皇帝的敕命，知有主政、掌理之意，如后世所谓知县（县长）、知州（州长）等。细究起来，知制诰的正式官衔是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属中书省的要职。虽说当时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号称“三省”，共掌军国大政，但事实上中书省的地位最高，权势最重。因为，它等于处在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的关键位置：皇帝的旨意必须先经由它变为正式的敕书诰命，再通过门下省的过复检验，最后交尚书省颁布执行；同时，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州府的奏章，又由中书省递呈皇帝。无怪乎自唐高宗之后，中央办公厅——宰相政事堂便由门下省迁至中书省。在中书省的职位序列中，首长中书令（正职）与中书侍郎（副职）之下，便数中书舍人（共六员）；中书舍人与“门下省的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尚书省的员外郎以上各官，都是所谓清望官，通常都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日后的宰相和节度观察等使（武人所占有的藩镇除外）也都是从其中选拔的”（瞿蜕园），可谓出将入相多由此途。对那些志欲兼济天下的文人学士来说，中书舍人不仅官高权重，而且名清望显。因为唐代开国后不久，具体说，“自永淳（682）已来，天下文章道盛，台阁髦彦，无不以文章达。故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不过，自唐玄宗置翰林学士后，中书舍人的制诏之权渐为翰林侍臣所侵蚀。中唐以后，更以中书舍人掌外制，翰林学士掌内制。倘言外制为普通文件，则内制就是重要文件，大多涉及太子册立、宰相任免及征伐招讨等要务。再后来，外制干脆也由尚书省诸司郎中等他官为之，称兼知制诰，从而使中书舍人几乎沦为闲职。这么说来，知制诰并非中书舍人的专有头衔。名义上“专掌诏诰、侍从、署敕、宣旨、劳问、授纳诉讼、敷奏文表、分判省事”的中书舍人，固然可称知制诰；而后来实际执掌此职的翰林学士、诸司郎中等，也带有这一头衔。韩翃是由节度使李勉的幕僚擢升为中央尚书省的驾部郎中兼知制诰的，上面两则史料中“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一句即指此事。对年迈困顿、仕途无望的诗人韩翃来说，此事乍闻之下自然难以相信。所以引出了后面一段御笔亲点、富有戏剧性的诗坛佳话。

这里的关键在于“邸报”一语上。我们觉得，《全唐诗话》中“邸报制诰阙人”，不能作为唐代已有邸报的根据。理由有三：一是按照前揭傅璇琮先生的说法，关于韩翃授官一事以《本事诗》所载为唯一的第一手资料，其他有关著述包括《全唐诗话》均属转述，不足为凭。二是《全唐诗话》成书于南宋，“上距韩翃的时代已有500年”，而“邸报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宋朝”，可见《全唐诗话》显然是采宋人的习语改“留邸状报”为“邸报”的。三是最重要的还在于，即使这里说的邸报，也同宋人常讲的邸报字同而意殊。宋人说的邸报已成专有名词，如苏东坡诗句“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而《全唐诗话》“邸报制诰阙人”中的邸报却应分开来解，即邸（这个机构）报（告说）。否则这一句不论从语法还是从语意上都讲不顺。因为若把此句的“邸报”连起来当名词解，那么它的后面应有一个“言”、“谓”之类的动词作谓语，以使主语（邸报）和宾语（制诰阙人）能够贯通。而若以现有的句式论，则邸为主语，报为谓语，制诰阙人为宾语。当然在古代汉语中，谓语并非必不可少，相反谓语省略时有所见。但此种省略都有一定的条件，如承前省略（《淮南子·说林训》:“为客治饭，而自 [治]藜藿。”），蒙后省略（《论语·卫灵公》:“躬自厚 [责]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或对话中常见的省略。而“邸报制诰阙人”一句则不具备任何谓语省略的条件，如果强视此句为谓语省略，那么它就不成为一个文通意顺的句子了。总之，以《全唐诗话》中的这则史料作为唐代已有邸报的佐证，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本事诗》中的“留邸状报”是否能站住脚呢？恐怕同样站不住脚，理由也有三。首先，字面本身便与邸报距离很大，以“留邸状报”为“邸报”的近义词（且不论同义词），显然有点牵强。这大概也是持唐代有邸报说者，大多径直采用《全唐诗话》中“邸报”一句而规避或淡化《本事诗》中“留邸状报”一句的原因吧。其次，顾炎武在《日知录》卷28中撰有“邸报”一条，追溯邸报源流，全文如下：

《宋史·刘奉世传》:“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入邮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实封，但以通函腾报。从之。”《吕溱传》:“侬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辅传》:“政和后，帝多微行。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邸报”字见于史书，盖始于此时。然唐《孙樵集》中，有《读开元杂报》一篇。则唐时已有之矣。

不难看出，顾炎武的意思是邸报之名始于宋而邸报之物源于唐，后者的依据仅为孙樵的《读开元杂报》。照理说，在历史上诗人韩翃远比文人孙樵的名气大，一句“春城无处不飞花”至今仍广布人口；在浩如烟海的文献材料中，记述韩翃由此诗除官这段轶事的文字同样要比《读开元杂报》远为抢眼。作为博学多识、学贯古今的“通儒”，顾炎武自然不会只知后者而不知前者吧。而他在考释精详、自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名山之作里，论及唐代的邸报偏偏只提后者而不及前者，恐怕绝非如他所言“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只应表明在这位一代通儒的心目中，若论邸报之物，唐代可资征引的材料只有《读开元杂报》庶几可信。至于《本事诗》中“留邸状报”一语则不足为凭，尽管看上去“留邸状报”与“邸报”似乎相类。事实上，“开元杂报”不管算不算邸报，作为封建官报之雏形都与后世的正规邸报具有最直接、最亲近的血缘关系；而韩翃除官一事中提到的“留邸状报”，大抵应属新闻信的范畴（详论见第三节）。

最后，“留邸状报”不能作为唐代已有邸报之根据的最重要的理由，在于基本的词语分析与语法分析。“留邸状报”中的“留邸”，乃指进奏院，为进奏院的别称、省称或俗称。上一章中已详细谈过，唐代的进奏院初置时称上都留后院或上都邸务留后院，至大历十二年（777）始改为上都进奏院，通称进奏院，所谓“诸道先置上都邸务，名留后使，（大历十二年五月敕）宜令并改为上都进奏院官”。“留邸状报”中的“状报”，比较复杂，非仔细辨析不足以说明问题。状，一般讲是一种上行公文，后也泛指下级对上级的表章，如《因话录》记载的名相裴度一则轶事所言：

裴晋公平淮西后，宪宗赐玉带一条。公临薨，却进，使门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执笔，口占状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间，谨却封进。”闻者叹其简却而不乱。

“留邸状报”中的状，显指进奏院上呈本道的一应文牍，即常说的“进奏院状”。而报则如戈公振先生在其《中国报学史》的开篇处所做的精确解析：

今世用为报告之意，乃赴字之假借。《礼记·丧服小记》:“报葬者报虞。”注：“报读为赴，急疾之意。”此用为急报之意之始。今报纸，报馆，报界等名词，为世所习用，其源盖出于此也。（三联书店版）

报之此意，也为唐代所习用。如《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747）云，安禄山“常令其将刘骆谷留京师诇朝廷指趣，动静皆报之；或应有笺表者，骆谷即为代作通之”。而最能表明报为急报之意的，是下面一段唐人的记述：

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将谭可则，因防边为吐蕃所掠。初到蕃中，蕃人未知宪宗弃天下，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可则既至，械系之置地牢中，绝其饮食，考问累至。可则具告以大行升遐，蕃人尚未知之信。其傍有知书者，可则因略记遗诏示之，乃信焉。蕃法刻木为印，每有急事，则使人驰马赴赞府牙帐，日行数百里，使者上马如飞，号为马使。报得可则审宪宗崩问之状。

状报二字连用，在唐人文献中常可见到，而且多用为名词。如《李义山文集》卷1《为濮阳公论皇太子表》中“臣得本道进奏院状报”，《刘梦得文集》卷16《慰淄王薨表》中“臣得本道进奏官杨惕状报”，《全唐文》卷541令狐楚《为人作谢赐行营将士疋段并设料等物状》中“臣得行营后马使李黯状报”，《全唐文》卷644张仲素《贺捉获刘辟等表》中“臣得进奏院状报”，《桂苑笔耕集》卷1《贺杀黄巢表》中“臣得武宁节度使时傅状报”，《会昌一品集》卷17《论幽州事宜状》中“臣伏见报状（状报亦称报状）”，《唐会要》卷78《诸使杂录上》中“委中书门下据报状磨勒闻奏”，《东观奏记》卷上“杜琮通贵日久……报状至蜀”，等等。然而，倘以上引句式中的“状报”套入《本事诗》中“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一句，则此句又如《全唐诗话》中“邸报制诰阙人”一句一样讲不通。因为，这么一来，此句也没有谓语了。江向东先生认为，这里的“状报”应做“禀告”之意讲，他的看法不无道理。我们说，不管从语法还是从语感上讲，“留邸状报”的“状报”都应作动词讲才更为稳妥。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一句的准确译法为“进奏院发来状文报告说：知制诰一职缺人……”。准此，则以“留邸状报”为据证明唐代已有名实兼存的邸报，实在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通过以上对唐代说之第二条根据的辨析，使我们既有感于法国年鉴学派宗师马克·布洛赫所言“即使是看来明白无误又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在经过适当分析之后才能说明问题”，又慨叹于他所揭示的治史者难免的那种“起源偶像”崇拜意识。按说，像《本事诗》中“留邸状报”或《全唐诗话》中“邸报”等文本（text），置于特定的历史情景中（context）并不难说清。但是，由于受这种“在所有的人类事务中，起源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值得研究”（勒南）之意识的左右，研究者的思路便不自觉地发生了有趣的偏移，进而导致了旁观者或许感觉不解的扭曲现象。比如，戈公振先生为凿实邸报的起源，便从历史上最早设邸的西汉推导出邸报源于西汉之说。尽管他的结论早被证伪，但他的这种思路依然时隐时现地流露于后来的有关探讨中，研究者的神经依然对邸对报之类字眼反应敏感，结果不自觉地将事物的“起源”与事物的“原因”常相混淆，仿佛“起源就是开始，更糟的是认为‘开始’就等于完满的解释。这样，便导致了词义的混乱，进而带来危害”。

当然，追溯起源乃属人的天性，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应该怎样追溯，或者说以什么思路追溯。布洛赫自己也说过：“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就邸报起源的研究而论，我们认为应该从单一化的思路转向整体化的思路，从孤立片面的探究转向全面联系的考察，否则形而上学的幽灵还会徘徊不散。而对整体化思路的精妙解说，莫过于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的一段阐述艺术家及其时代的名言：

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別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

不言而喻，早期的邸报也不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坟野冢，一个远无遗传近无亲族的孤臣孽子。因而，我们与其费尽心力去指认最早的一份邸报，不如先辨别出邸报起源处那一大片嘈嘈切切错杂弹的“低沉的嗡嗡声”，辨别出与之连带的历史条件和文明背景，尤其需要辨别孕育它、产生它的传播氛围及其直系亲属。也就是说一旦把整个合唱队的情况弄清了，那么合唱队中的领唱便不难确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