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杂报》

从1873年《申报》发表《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算起，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若论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的话，这一学科领域也届耄耋之年了。不管从何算起，中国新闻史研究从一开始便命定地面对着一个首屈一指的问题——中国报业的历史上限可追溯到哪朝哪代？具体说，中国最早的报纸产生于何时？

目前学界一致认为，“邸报”就是中国古代的报纸，“一部中国古代报纸史基本上就是一部‘邸报’史”。那么“邸报”又源于什么年代？对此，各家争议不休，分歧很大。大略说来，关于“邸报”诞生的时间现在有三种较有影响的说法。一是汉代说，以戈公振先生为代表；二是唐代说，以方汉奇先生为代表；三是宋代说，以朱传誉先生为代表。汉代说因缺乏根据现已被认为不可取。宋代说由于史实充足，被普遍接受当无疑义。现在的问题在于：邸报的上限能否由宋代继续上推到唐代？这个问题因为涉及中国报业的起源以及中国古代报纸的形态，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1983年方汉奇先生发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一文后，有关的商榷争鸣一直连绵不绝，其中以张国刚先生的《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论“邸报”非古代报纸》以及江向东先生的《对中国古代报纸产生于唐代之说的质疑》两篇文章较有代表性。

从眼下掌握的史料来看，证明中国古代报纸产生于唐代的根据有三条：

（1）唐人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文；

（2）诗人韩翃涉及“邸报”的一则轶事；

（3）现存的两份唐代“进奏院状”。

凡是有关唐代官方新闻传播的论述，大抵不离这三者，而尤以“进奏院状”为主要依凭。为了澄清问题，需要先对这三者逐一进行考量辨析。

孙樵，字可之，一作隐之，大中九年（855）进士及第，为唐代后期的古文名家。自谓“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即来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即皇甫湜），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即韩愈）”（《与王霖秀才书》）。换言之，他是韩愈门下的三传弟子，韩派古文的继承人。前人评其文：

幽怀孤愤，章章激烈。生于懿（宗）、僖（宗时代），每念不忘贞观、开元之盛，其言不得不激，不得不愁。按其词意渊源自出，信昌黎先生（韩愈）嫡传也。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经纬集》三卷，今尚存。现在通行的《孙可之文集》（又名《孙樵集》），共十卷三十五篇，为南宋蜀刻本。其中的《读开元杂报》一文，“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唐代新闻事业的重要文献”。全文如下：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某（《全唐文》作“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番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丛甓负土而起若皇堂者，就视石刻，乃射堂旧地。则射礼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戍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则能东封？从官禁兵安所仰给耶？北虏惊啮边甿，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惊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御史以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齰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杖罢乎？安有廷争事耶？”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报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然尚以为前朝廷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樵恨生不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改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

此文所谈的便是引得各家聚讼纷纭而且至今官司不断的“开元杂报”。

首先，关于名称本身就存在大相径庭的看法。持唐代说者认为，“开元杂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产生于开元年间（713—741），名为“开元杂报”。也就是说，把杂报的“报”字当成名词，其意同现代的报纸相承。而持异议者则指出，“开元杂报”一名不过是孙樵对所见数十幅书的称谓，并不意味着当时有这么一份所谓的报纸，另外杂报的“报”当动词讲，意为广而告之，与报纸的报不是一回事。如朱传誉先生就说：“以‘杂报’一词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报纸的专称。”姚福申先生干脆说：“‘杂报’只是孙可之杜撰的称谓，甚至还可能是‘杂记’，传抄时的讹文”，“无论从版本学角度还是从实际内容来考察，《开元杂记》这一名称应该比《开元杂报》更接近原著，也更接近原意”。

另外，对孙樵文中的“日见条报朝廷事”一语中的“条报”，也存在不同理解。持唐代说的论者认为，“条报”乃“杂报”的别称，二者都属唐代的邸报。如吴廷俊先生在颇具新意的近著《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一书中写道：

这两种“报”虽然一种出现在开元，一种出现在大中，一种叙事较详，一种叙事很略，但两者有其共同点：那就是由朝廷发布并且“条布于外”。从记叙内容和发布形式看，常有较为明显的政府公报性质。可见，唐代从开元到大中都有带政府公报性质的朝廷官报发行，且其名称不叫“开元杂报”，而可能叫“报状”或“报”。

吴先生虽然未执泥于名称，但结论显然是从杂报与条报二者引申出来的。这里吴著有个疏忽，即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文写于大中五年，而吴先生却把“及来长安，日见杂报朝廷事者”当成“孙樵在唐宣宗大中九年进士之后”的事情看待了。

视“条报”不足为唐代邸报之证者，也从语意角度立论，断言“条报”并非专有名词，而不过是逐条布告之意，如姚福申先生所言：

“条报”一词在原句内作动词用，即“逐条报道”的意思，既然它不是名词，当然更谈不上是封建官报的名称。

仅从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上讲，“条报朝廷事”的报字都当动词讲，解为布告、告知等意，而条字则为修饰报的副词，条报合在一起的结构与语意是“一条一条地报告（告知）”。这同作为所谓报纸名目的“条报”，应属风马牛不相及。

这些关于名称的分歧，其实都关乎对“开元杂报”的定性。按照习惯的说法，“它属于古代报纸的范畴，是进奏院状报一类的早期报纸”。与之相反，有的论者认为“《开元杂报》是书不是报”，并“很可能是一部大事记，充其量是一种与《开元录》类似的编年史”。更有人断定，“所谓‘开元杂报’，只不过是唐开元年间，杂乱的新闻信”。其中，最突兀的反对意见根本不把“开元杂报”置于新闻传播的范畴考察，而是将它归入朝廷文告，如江向东先生就曾直言“开元杂报”实为政府文告，他进而论述道：

实际上，唐制宰相于政事堂议政，议政的内容和结果，经皇帝画敕，“然后政事堂牍布于外”（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孙樵文中提及的“知书者”也说：“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孙樵后来在长安城中果然也目睹了这一典制，即“日见条报朝廷事者”（有的人认为“条报”即“杂报”，但从文中句子的上下关系来看，笔者认为“条报”和“条布”、“牒布”一样，均属动词而非名词）。可见这种“系日条事”的文书，实际上是政事堂牒布于外的政府活动情况的文告或公告，而不是报纸，其目的是为了显示唐中央政府的政治透明度，这一典制也只有在盛唐时期才会出现。

最后，还有一种奇异而不无启发的见解，则干脆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孙樵所说的“开元杂报”，此论以朱传誉先生为代表。他说：

孙氏的《读开元杂报》一文，虽然是关于唐代邸报的最重要资料，但是就这篇文章的语意看，有没有这件事都成问题。当时文人不敢直接评论时政，大多用隐譬暗喻等假托的方式来借题发挥。孙氏也算是当时的名士，又关心国事，不会对当时的政事，隔阂到像他所说的那种程度。他这篇文章是大中五年写的，离开元仅一百多年，不会对开元政事一无所知。他一方面介绍开元盛治，一方面借长安客来，说明当时政事。两相比较，优劣自见，成为尖锐的对比。他达到了讽刺时政的目的，但是他究竟有没有看到那“数十幅书”，就很难说了。所谓“长安客”和“知书者”假托的可能性更大。

朱先生的见解虽多揣测之思，但并非无稽之谈。其实，我们认为，最能支持此类见解的理由既简单，又有力，那就是《读开元杂报》乃不折不扣的孤证，在唐代典籍文献中迄今再找不到哪怕是第二处谈及这一事项的文字，尽管我们承认“在中国古代新闻史的研究中，这则史料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在既无实物，又无旁证的情况下，审慎而明智的选择当然还是不急于指认“开元杂报”与早期报纸的联系为妥。

那么，所谓“开元杂报”究属何物呢？这可从事物的本身与事物的联系两方面来看。就前者而言，我们倾向于唐史学界的定论，即“开元杂报”是“开元年间政府公报”。另外，从其“系日条事”以及所登均为皇帝言行上看，“开元杂报”又类似于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不过，“开元杂报”是“条布于外”的，而皇帝的起居注则只供史官修史之用，秘不示人。

这是就“开元杂报”这一事物的本身情状来说的。依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只有从联系的角度才能把握其本质，孤立地剖析无异于将活生生的人从社会历史的网络中剥离出来一样。看待“开元杂报”自然也不例外。只是一味就事论事地谈论这一历史事物，恐怕永远难得其要领，好比盲人摸象，各执一端。而一旦从事物的联系上看，特别是将“开元杂报”同中国古代新闻传播的演进过程，乃至同人类新闻活动的长程脉络联系起来看，问题就可能比较明朗，同时仅用一句简单的政府公报来概括其性质也就不足以说明问题了。因为，虽说政府公报或朝廷文告这类事物源远流长，由来已久，但定期地发布看来始于“开元杂报”。这一看似寻常而多被忽略的细节，也许正是问题的关键。换言之，定期发布不仅仅使“开元杂报”同此前的同类事物判然相别，更重要的是显示出它在中国新闻史上异峰突起的独特地位。我们知道，定期性是报刊区别于书籍、新闻区别于传闻的内在特征和外在标志之一。不论何时何地，定期性的凸现总是新闻活动从无序到有序的界标，总是新闻事业萌发生成的征候。由此说来，“开元杂报”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不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份报纸（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将孤本式的东西认同于报纸），而在于它是最早一份见诸史籍定期发布的“政府公报”。正是由于定期性而不是其他，“开元杂报”才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开启鸿蒙的象征，成为古代新闻活动从无边暗夜渐入天地生辉的第一道曙光。以此为契机，唐宋以后的新闻传播便显现出迥异于以往的历史风貌，成建制、成规模地在社会生活中延展铺排开来。

这种“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式的情景，类似于西哲所讲的“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亦称为“超越的突破”（transcendent breakthrough）。所谓哲学的突破，乃指公元前一千年之内（the first millenium BC），中国、印度、古希腊、希伯来等民族在精神世界先后经历的一场超越性、系统性、批判性的升华。经过哲学的突破，原始的信仰与思维，一变而为精致的思想形态，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犹太先知的话语，分别成为支配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元典。对此突破的意义，可借用宋儒的一句形象比喻：“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当代西方哲人怀特海也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妙语：“一切西方哲学都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释。”比照哲学的突破，我们可以把“开元杂报”视为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一个超越性的突破。经过突破，古代的新闻传播由茫茫九派流中国的状态，渐入沉沉一线穿南北的开化境界。作为新闻传播的“元典”，“开元杂报”的蕴义与内涵也就在宋元明清的官方网络中一步步得到展开，一点点得到历史的诠释。

“开元杂报”的这一历史地位与象征意味，让人联想到西方传播史上那份诞生于古罗马时代，堪称“新闻的突破”之标志的《每日纪闻》（Acta Diurna）。巧的是，“开元杂报”与《每日纪闻》都属官方公报，都是每日发布，都为单本“榜示”而非批量散发，表面上都与后来的报业没有直接关系但又无不具有“千里伏线，至此结穴”式的遗传基因。这并非偶然，它恰恰显示了文明古邦在传播演进中的历史共性。尽管高深宏赡如斯宾格勒者，常不屑于《每日纪闻》与现代报业间的脉络勾连，斥之为皮相的类比，但是应该承认，二者在社会功能上存在着内在的对应，在传承线路上显示着血统的关联。无怪乎西方新闻学者一谈历史，必谈《每日纪闻》，这委实属于归祖认宗的本能反应。既然西方学者可以坦然地将《每日纪闻》视为自己文化传统中新闻一脉的缘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将与之具有同等历史地位与象征意义的“开元杂报”当成中国报业的滥觞呢？事实上，早有西方学者在以《每日纪闻》为参照的前提下，对“开元杂报”做过类似的评价。如西蒙诺夫斯卡娅就曾把“开元杂报”说成是“在唐玄宗皇帝宫廷管理下”，中国出现的“第一份报纸”；其句式和语意读来仿佛是说：《每日纪闻》是在恺撒大帝的统治下，西方出现的第一份报纸。

总之，不管“开元杂报”算不算报纸，也不论它是不是最早的邸报，它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发轫意义与象征地位应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