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和其他社会学理论

20世纪初期，美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移民从美国农村和欧洲涌入城市。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美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种族冲突日趋尖锐，家庭破裂，社区分化，犯罪率上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芝加哥的发展是美国城市快速发展的典型，其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最为突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对芝加哥的城市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并于20年代出版了一批富有影响力的著作，逐渐形成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兴起伴随着美国在世界上的崛起，标志着美国社会学的兴起。

虽然美国社会学深受欧洲社会学的影响，但是，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一开始就以科学的方式去研究社会现实和社区发展，重视种族问题，致力于创立能够解释不同种族移民和社区行为变化的理论。美国社会学者对那些没有明显实用价值的理论推导是没有兴趣的，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目的是要推动社会改革。因此，他们重视贫苦社区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犯罪行为、失业问题、传统社区的解体、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以及恶化的住房问题（Johnson,2008）。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亚当斯（Jane Addams）、托马斯以及帕克。

米德曾在美国和德国接受教育，受齐美尔（Simmel）和杜威的影响。米德主要研究社会互动、人的思想、语言及自我意识的社会意义。他的主要著作是《思想、自我及社会：来自一个社会行为主义者的观点》（Mind, Self, and Society:From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和《行为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Act）。米德在世时，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著书出版，其社会学理论是他的学生在他逝世后根据他的讲课笔记整理出版的。米德的理论在美国三大主要社会学理论中属于社会互动理论的范畴。

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而又不断发展的体系，代表了人的创造力和自然的特性。在这个体系中，个人的社会自我或者说个人的社会个性，在社会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个人通过社会化过程向社会注入新的因素并参与社会变化。个性具有个人理智的成分，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现实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个人的社会自我在一系列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人们的社会互动先于语言的交流。人们通过语言学到态度与感情，形成思想和自我。社会自我是人们在早期同接近自己的人的交往及后期同整个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个人在早期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影响其社会化过程；而个人在后期的社会群体互动中的角色则影响其对社会的看法。

结果，个人形成社会化的、适应于社会环境的“我”（me）与对社会做出反应的自主的、自然的或自动的“我”（I）。自主的“我”（I）是个人个性中主动、创新的部分，而社会的我（me）则是个人个性中持续而稳定的部分，是个人主动的“我”（I）在与社会互动后形成的社会的我（me），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米德是美国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的理论为美国微观的社会互动理论奠定了基础（Kivisto,2008; Kinloch,1977）。

亚当斯是美国社会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早期著名的社会学者。她所创立的赫尔馆（Hull House）为美国社会照顾无家可归的穷人开了先例。亚当斯虽然并不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但是对芝加哥学派的创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亚当斯来说，脱离实践的学术生活是违背她的道德价值和行为准则的。亚当斯改良社会的活动甚至扩展到反对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她的行为当时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但是大多数人最终还是肯定了她反对战争的行为，这使她于193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亚当斯坚信，只有跟穷人像邻居那样相处，才能了解穷人的生活，并产生关心他们的动力。她还认为，美国的民主社会受到了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商业组织以及政府部门不能超越保护个人权利而为所有人谋福利这种限制的侵蚀。在为了垄断市场而产生的竞争中，工业组织和商业公司代表的是资本家的利益。工人受到剥削，陷入极端贫困和没有保障的困境。政府并不为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运转。平等的民主理想被抽象的个人主义的最高优先权所颠覆。其整体的社会后果是，即使工人受到不公平的剥削，资本主义企业自身行使的权利也不会受到任何约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政府的职能仅仅只是对被剥削者的行为进行规范与控制。在缺乏服务于全体公民的集体责任感的社会条件下，像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里，腐败是必然的。当地的政客与执法的官员，必然在法律以外利用他们的关系提供好处以换取社会的支持。

托马斯曾在美国和德国受教育，早期学习英语和现代语言。后来受到斯宾塞的影响而对社会学产生兴趣，转而学习社会学并最终成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托马斯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是《性别与社会》（Sex and Society）。但他真正的成名作则是他和兹纳涅茨基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这本通过对美国芝加哥波兰移民聚居的社区和波兰国内农民进行广泛而深入调查研究以后写成的重要名著，使美国社会对移民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当时，移民在社会上犯罪的比例很高，美国社会对移民犯罪的现象普遍持有偏见。学者对移民的谴责和要求普遍显得过于天真。而《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则明确指出移民的社会犯罪是美国社会缺乏促使个体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机制所造成的。

托马斯对社会互动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强调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主观判断的重要性。托马斯指出人们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将直接影响其社会行为的结果。不同的人会对同一个客观的社会环境有不同的认知，从而做出不同的反应。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也会对同一个客观的社会环境有不同的判断，从而做出不同的反应。而个人对社会环境的认知总是受到社会文化条件的影响。社会群体对社会环境认知的相同反映了他们相同的社会目的和共同的价值观念。而个人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则反映了个人生活的需求和个人当时的需要。个人与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可能不同，甚至会截然相反。那些从一个社会环境进入另一个社会环境的人，会发现他们过去对社会的认知不再适用于新的社会环境。托马斯的这一理论后来成为美国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几乎每一个学习社会学的人都了解。

帕克也像米德和托马斯一样在美国和德国受过教育，早期学习的是哲学和心理学。他从生态学的角度，以研究自然历史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帕克和他的同事将托马斯从事实际研究的精神发扬光大，把社会学从社会哲学转化为实际的社会研究。他们对芝加哥市区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指出了芝加哥市区较为富裕的人群如何逐渐向郊区流动而贫民集居的市区又如何不断地由最贫穷的新移民人口填充的特点，提出了人口流动的社会生态模式。当贫穷的移民进入城市时，他们往往居住在房价低廉而又便于寻找体力活的市中心。而当这些移民的后代经济状况好转时，他们就会离开拥挤的市中心而向较为富裕的郊区转移。这种居住地的移动与文化上的同化是同步的。这一过程可以分为竞争、冲突、兼容、融合这四个阶段。

就其本质而言，帕克的理论是社会的生态冲突理论，类似于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帕克认为社会与自然界的其他体系相似，存在于基本的生态环境下竞争与进化的过程中。他关注的是社会的生态基础，特别是个人与社会群体的空间分布。帕克认为，人群为了生存而展开的生态竞争，导致持续的社会冲突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暂时的相互包容。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社会的进化，而社会的平衡则基于社会的有序发展。人类始终在争生存，竞争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程序。社会的发展是相互竞争、冲突、兼容和融合的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体系，包括建立在生态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和道德体系，主宰着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竞争的程序。个人的自我认识是其社会地位的反映。

然而，社会的现实却表明，对黑人来说兼容与融合并没有最终取代竞争与冲突。社会上顽固的种族偏见与种族歧视堵死了黑人在经济上向上发展和在居住地上向郊区移动的道路（Johnson，2008）。帕克认为，城市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离散作用，会加剧阶级和种族矛盾，增加犯罪率，导致社区的分离。然而，这些学者却始终未能对芝加哥的社会阶级、权力斗争和政治发展做出清楚的解释。理论上的不足最终导致了芝加哥学派的衰落（Collins and Makowsky,2010）。

当时对美国的社会阶级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较为合理解释的却是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的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当然，林德在成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并成为该校社会学系的教授。林德认为，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是导致他们的生活方式差别的最关键因素，也可以说是阶级地位决定意识形态和文化修养。林德的研究结果通过他和妻子合著的《中部城镇：对美国当代文化的研究》（Middletown:A Stud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一书得以展现。该书的出版给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后来，林德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继续研究社会阶级。

同一时期，对社会组织的研究作出主要贡献的有哈佛大学的梅奥（Elton Mayo）和巴纳德（Chester Barnard）。梅奥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专家，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主要研究工业组织。他于20年代和30年代主持的霍索恩研究项目（Hawthorne Studies）开创了美国企业中人性化管理的先河。他的主要著作是《工业文明中的人际关系问题》（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ized Civilization）。梅奥的研究把注意力从正统的科学管理转向非正统的人群的社会互动方面，认为每一个工人都是工人群体中的一员，不能把一个工人看作一个个体，而应该把他看作群体中的一员。而工人中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对工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力。工厂可以通过对工人人为的重视去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而不一定只依靠工作环境的改善和工资的增长来提高生产效率。在工人因感觉受到重视而激发集体的工作热情，从而使工作效率得到提高时，工作的硬件环境和金钱的作用便降低了。

巴纳德曾任美国新泽西电话公司的总裁。他的主要著作是《总裁的功能》（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巴纳德认为，一个组织的效率取决于它在何种程度上能满足组织成员个人的需要。如果一个组织在达到其目的的同时也能满足其组织成员个人的需要，组织成员对该组织的支持就能持久下去。而一个公司或企业总裁的作用在于建立与保持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确保组织各部门及个人能发挥各自的基本作用，并确定组织的目的与方向。

巴纳德认为一个总裁的权威和对组织成员的激励因素都存在于组织内部的交流与沟通的体系之中。组织内部的交流与沟通的渠道必须清楚地划定，让每一个人了解，并确保每一个人都能畅通无阻地进行交流与沟通。这种交流与沟通的渠道必须是直接的，而处于交流中心的人员必须能胜任其工作。在组织正常运行的过程中，这种交流与沟通的渠道不能阻塞，而交流的信息必须准确。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交流能否畅通取决于下级而不是上级。对员工的激励机制有四种：一是金钱与物质的刺激；二是有助于个人成功的非物质的机会；三是理想的工作环境；四是满足个人理想的追求。有效的组织管理最重要的是营造能使员工做好工作的良好环境和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