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策与方略

对中国古代政治而言，“道”是一个近乎本体的概念，如王道、帝道、霸道，而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则是不同的治国方略。从春秋时期管仲整饬地方、鼓励耕战，到明代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其实都是为了实现王道、帝道或霸道而制定的治国方略。所谓治国方略，不是指贯穿于具体事件中的对策，而是指在把握时代潮流的前提下，对国家长远出路和发展方向的规划。治国是宏观管理，不同于一时一事之微观管理，即使是某些时候对一时一事的处理，也往往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治国方略不是摆出来给人看的，也不仅是对百姓宣讲大道理，而主要是给最高决策层制定政策提供指导思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谈论治国平天下的文字遍布于史籍之中，但真正有机会将这些思想落实到治国实践中的人却不是很多。本单元选文6篇，都是历史上有关战略和国策的宏文巨制，都在其时的治国实践中发挥了切实的指导作用。

贾谊是西汉文帝时的政论家和思想家，先后多次上疏陈治安之道，后人汇编为《新书》。班固著《汉书》，概括、删削贾谊的一些上疏而成《治安策》。贾谊的治国方略，主要体现在准确把握时代定位和制定以礼治国的发展规划两个方面。

贾谊首先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当时所处的时代和历史任务进行了分析。西汉建国已经二十余年，战争状态早已结束，战争创伤在政治上的恢复也基本完成，所谓“天下和洽”。但这个和洽不是指天下已太平，贾谊不同意有人所说的天下太平了，他说：“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贾谊认为当时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他认为当时既不太平，也不是治世。某些人粉饰太平，意在苟且偷安。国家面临的问题，关键就是迷失了方向，本末倒置，制度紊乱。那他为什么要说“天下和洽”呢？原来他把“取天下”和“治天下”作了一个区分：“礼，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为功，始治天下为德。”从取天下的角度看，西汉王朝已经达到了有功，但是“取而未治”。当前的问题是，必须尽快结束“取天下”的思维，开始“治天下”的过程。取天下者是高祖刘邦，而“始治天下者”尚未有其人。“治天下”一点也不比“取天下”容易，必须是圣人才能担当始治天下的大任。他有一套历史观，进而把西汉“始治天下”的圣王的出现，寄托在文帝身上。

改正朔，易服色制度，是体现从“取天下”到“治天下”转变的象征性措施。具体如何才能实现这个转变？西汉王朝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贾谊从历史到理论，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论证。

在统治理论上，贾谊探讨了人性论和王道观。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人性论是确定治国方略的前提。贾谊把人分为三品，主张人性有善有恶，“人性非甚相远也”。“三品”之中，“上智”和“下愚”之人虽然很难改变，但这种人很少，绝大多数是可善可恶的“中人”。“中人”到底是从善还是从恶，关键就在于教化。这是儒家确定治国方略的人性论基础。

贾谊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主”有上中下之分，其区别来自于后天的俗、教、习，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也同样如此，同样需要教化。贾谊的王道观与荀子基本相同，主张夏商周三代兴礼乐教化，是足可为后世法的王道之政，而不必回到尧舜时代的所谓帝道。

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统治理论的探讨，都是为了落实到治国方略，为了解决西汉王朝的发展方向问题。贾谊对社会现实的估计很严峻，认为西汉建立后基本上承袭了秦的伤风败俗。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将其对时局的概括归纳为“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要改变这种状况，依据以上历史的和理论的分析，贾谊主张“以礼义治之”，即以礼治国。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依礼而立，以维护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当然，礼不仅是为臣下和百姓设立的，越是处于上位的人，就越有义务守礼，有义务做百姓的榜样，有义务满足百姓的要求。教化必须是自上而下的，首先从太子教育抓起。君主对待大臣应该“设廉耻礼义以遇之”，目标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百姓，必须坚持教化，用礼义廉耻取代利欲邪俗。“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只有建立稳定持久的礼乐制度，才能“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最终达到天下太平的理想世界。如果无限地放任人的贪欲，追求各种不切实际的利益和欲望，就会导致社会的失序。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重在理论建设，他是从界定《春秋》的性质和地位开始的。《春秋》本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国史，孔子用作教材，传授于弟子，并进行了笔削。到了战国时期，《春秋》有了解释的著作，如《左氏传》。后又有了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并在汉代先后立于官学，成为官方的政治教科书，而《左氏传》只在民间流传。董仲舒就是治《公羊春秋》的。《公羊传》认为，《春秋》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而是孔子为后世所作的拨乱反正的指导性经典之作。而所谓后世，就是汉朝。也就是说，包括董仲舒在内的公羊学者们，首先确立了汉朝的指导思想只能来自《春秋》。

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作为治国指导思想，核心的内容是“奉天而法古”。奉天是要在以皇帝为中心的权力世界之上确立天道。而“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因为近代治国都是不顺于天而任刑的，所以要从理论上奉天，就必须从实践中法古。而所谓古，在董仲舒看来，主要是指上古尧舜之时，即使是夏商周三代，也还不足以成为最高目标。只有古代的尧舜，才是最高的圣人。董仲舒之所以要把治国的目标定得那么玄远，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就是要强调教化的过程。太平之世，制礼作乐，是一种伟大的政治理想，永远为这个理想而奋斗，才能不断进步。

历史发展要求汉武帝时代进行全面的改革。而改革离不开对历史的定位和评价。董仲舒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在《天人三策》中，他对历史上的成败进行了总结。尤其指出汉朝建国以来，包括文景之治在内，国家的治理离理想的目标还差得太远，需要全面更化，从整体上拨乱反正。他认为汉朝建国后的政治，问题出在“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完全是任刑之意而不事德教。要使国家走向大治，只有全面进行改革，一切推倒重来。这一套思想，为汉武帝时期的深刻变革奠定了理论和舆论上的基础。

如何更化？董仲舒提出的方案是强化集权和独尊儒术。他强调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不能破坏，而维持这种秩序，则不可仅凭权势和刑罚，必须从改造皇帝和官僚入手。君主的道德规范来自天，天人合一，君主是天之子，那么君主也就必须遵守天道。所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为了达到更化的目标，必须统一思想。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王安石的时代，北宋王朝面临的统治危机是深层次的。当时的赋税制度在实行过程中给予了官绅地主太多的特权，赋役负担与土地占有状况极不适应，“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赋”。要对此有所改作，触动的既得利益者很多，还与宋朝的祖宗家法相违背。不变，国家将面临更加深重的危机，甚至有亡国的危险。而要彻底改变，也会动摇“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家法，危及当政者的切身利益。在这个问题背后，还有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理想的问题。王安石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对这些问题认识最深、行动最坚决的改革者。

嘉祐三年（1058）二月，王安石任江南东路的提点刑狱。十月间，被召回京师，改任三司度支判官。大抵在第二年夏，当其来到开封赴任之时，根据十多年来在地方任职期间的观察和体验，王安石写下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篇万言书中，王安石向仁宗皇帝提出了实行改革的主张，指出了北宋王朝面临的内外交困和积贫积弱局面，希望能够依靠皇帝的权力，制定一些适合当时形势的法度，以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尽管上书没有在政治上引起反应，但预示着王安石将等待时机，酝酿变法。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也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和借鉴意义。例如，他认为对于最高执政集团的组成，是否得人最为关键。“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对于某种不良风气形成之后人们的惰性思维，他也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上书中提出：“天下之人，亦以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这些论述，即使在当今政治社会中，仍不失为警世良言。

张居正是明代中期的改革家，其改革的背景是中国古代帝国体制已经僵化。在僵化的体制内进行改革，面临着多方面的挤压。帝国体制本身不再具有适当的弹性，无法为全面的改革提供回旋空间。当时的情况是，历史需要全面的制度创新，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改革无法完成涉及其根本利益的体制转换。这是张居正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张居正是继王安石之后，为在衰世中挽救王朝统治而进行全面改革的著名政治家，尽管沧桑岁月使他能在五个多世纪之后充分吸取王安石变法的经验教训，但历史的必然仍使他无法摆脱与王安石同样的失败命运。如果说他们的命运还有所不同的话，也仅在于：王安石生前便遭到排斥，他主持制定的新法纷纷被废罢，而张居正的被清洗则要等到他病死之后，张居正没有目睹改革措施的废除。北宋王朝在王安石及其新法受到否定之后的四十年便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四十年间王安石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而明王朝无可挽回地走上衰亡之路也正是在张居正去世之后，并因此而出现了“门户之祸而大起”的局面。

张居正于隆庆二年（1568）向穆宗皇帝上了著名的《陈六事疏》，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张居正在这份奏疏中认为，当前的救时之务主要有以下六点：其一，省议论，彻底改变官场上那种不负责任、互相推诿的状况，提倡一种诚实为人、正直为官、明白建言、务实行事的良好风气；其二，振纪纲，扭转官员们枉法徇情、营私舞弊的现象，真正从皇帝开始，做到公平执法；其三，重诏令，改变官僚机构中法令成虚文的状况，及由于“禁之不止，令之不从”所带来的行政效率低下，一定要严立期限，令行禁止，以使政无阻碍；其四，核名实，改变选官用人问题上的毁誉失实，赏罚不明，坚持以实际政绩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其五，固邦本，打击兼并的豪强和贪污的官吏，适当减轻对百姓的催征，通过节用惠民以解决财政困难；其六，饬武备，为了改变边备废弛的状况，必须自皇帝开始振作起来，严格训练，加强戒备。

尽管明穆宗缺乏振作起来的勇气和能力，他只依照惯例在张居正的奏疏上作了如下批示：“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全面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张居正的改革思想却因此奠定，为其后全面改革的实施准备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