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天地的田园牧歌
在我们探讨诗人对于大自然的关注以前，且读几首有关田园生活的小诗。翻开英国诗歌选集，我们往往能读到像无名氏《杜鹃之歌》这类的抒情小品。它产生于1226年（估计），总之要比号称“英国诗人之父”的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0—1400）早了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在欧洲就是不短的时期。由于这首诗的原始性、单纯性，生活在电脑时代的人读来倍感兴味。
歌唱吧，杜鹃，乘现在，唱吧，杜鹃。
歌唱吧，杜鹃，唱吧，乘现在，杜鹃。
春天已经来到人间，
尽情歌唱吧，杜鹃。
种子茁壮成长，草地绿得新鲜。
树枝正抽芽长叶，
歌唱吧，杜鹃！
母牛跟着牛犊叫哞哞，
母羊跟着羊羔叫咩咩。
阉牛在跳跃，雄兔跑得欢。
快乐地歌唱吧，杜鹃，
祝你的歌儿唱个没完。
这首短诗，通过鲜明生动的形象和明朗朴素的语言，描写了充满活力的普通农家生活。人与大自然之间不存在隔阂——为现代化的城市文明所造成的那种人为的隔阂。耳边杜鹃声声，眼前绿草如茵，天上的飞鸟，地上的家畜，在春天的萌动下，相处得那么和谐，不相猜忌，且富有友谊。13世纪英国农民清新愉悦的田园生活片断跃然纸上。
我们不妨摘取一些中国诗人歌颂田园生活的佳句：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陶渊明：《归园田居》）
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
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
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
（王维：《春中田园作》）
意境是颇为相像的。中西诗人凭着他们敏锐的领悟力，生存在那与大自然间距很小的环境中，对田园生活的欣赏如出一辙。对它的咏歌，以至于复归自然的思想也是通常习见的，不足为奇的。我这里侧重于谈谈由于地域、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社会观念种种不同，在田园诗歌中，他们所表现的差异之处。
第一，同是以大自然为背景，西方的田园诗多写牧民生活，而中国的侧重于农民生活。其实英语“pastoral poem”译成中文就是“田园诗”，专以歌颂农舍生活为其内容的。西方，尤其是英国是盛产羊之国，牧民的劳动、生活以至思想感情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文学作品里。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大汉族主义严重，一部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几乎是汉族文学史。汉族主农业庄稼，少数民族主畜牧，因而汉文学作品涉及牧区生活的就极少了。为人所熟知的《敕勒歌》倒是一首描写草原的广阔和水草牛羊之盛的诗作。这是北朝人叫斛律金所唱的民歌。“敕勒”是北朝时的少数民族，居朔州（今山西北境）。这是一篇翻译成汉文的诗，那“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简短描绘，给读者粗犷豪迈的牧区生活印象。一些牧马人的形象出现在一首胡人歌辞，也是汉人翻译的《折杨柳歌辞》中。《乐府诗集》载五首，兹选其中反映北人马上生活的第四、五首。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
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以上是属于胡歌汉译的，至于汉人写牧区生活的有李陵与苏武赠答的五言诗，即所谓“河梁之作”，也触及牧区生活，而且利用眼前之景，写怀乡之情：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
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
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
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
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
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
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
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
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
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
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
汉人处在牧区，多为愁苦之词，典型的思想是：“复弃中国去，委身事荆蛮。”（王粲：《七哀诗》）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妇女更是忧伤抱怨，如乌孙公主就呼天抢地地哀叹道：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悲愁歌》）
她对牧区的衣食住行难以适应，甚至蔑视之，厌恶之。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引起人们深深的同情。再看她的《悲愤诗》：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
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
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
所以她痛苦地以歌当哭说：
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
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西汉王昭君出塞，入蒙古牧区，自怜作了“离宫绝旷”之人，写下令人摧肝裂胆的《怨旷思惟歌》，伤叹道：
我独伊何？来往变常。
翩翩之燕，远集西羌。
高山峨峨，河水泱泱。
父兮母兮，道里悠长。
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于此可见，汉文学中对牧区的描写基调是阴郁悲苦的。有关边塞诗歌也是战士戍边抵御侵犯之敌之作。对边塞牧民生活反映得很少。当然，汉民族一向安土重迁，西出阳关向来是万不得已，所以缺乏对牧区的客观叙述，而以主观感情给它涂抹上了阴暗的色调。
西方的田园牧歌情调却大大不然，一开始它就是以欣悦愉快的鲜明色彩出现的。这里不妨略谈一点西方田园牧歌的纵的发展。最早的诗人应推古希腊的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os，前325—约前267，约当中国的战国时期）。他的诗写西西里岛的农村生活，但存留后世的不多，不易读到。古罗马的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前19）写过《牧歌》十首，《田园诗》（又译作《农事诗集》）四卷，是在古希腊田园诗的影响下写成的。《牧歌》采用牧羊人对歌或独歌的形式，诗歌内容有爱情、友谊、哀歌及人生哲理等题材；他的《田园诗》则歌颂了神的威力，描写了一年四季优美的田园生活、农业劳动、动植物的习性，反映了丰富的农村生活知识。
然而以英国而论，田园诗人之父却要算亚历山大·巴克莱（Aexander Barclay，约1475—1552）了。他写过五首田园诗，发表于1515—1521年间。他的诗受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约翰·孟特恩（John Mantuan）的田园诗的启发而写。孟特恩在当时英国的名气仅次于意大利的彼特拉克（Petrarch, 1304—1374）。此时古希腊的忒奥克里托斯还不为英国人所知，而维吉尔的声名甚至还不如孟特恩高。莎翁时代的英国文法学校都把孟特恩的作品作为必读课呢。但巴克莱的田园诗充满道德说教和讽刺，很快被人忘记。于是斯宾塞就取而代之而被视为田园诗人的开创者了。
16世纪的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cer, 1552—1599）素以“诗人的诗人”著称，他的《牧人月历》展现了英国十二个月田野花树的秀丽和优美的风光。以牧人的爱情为主题，诗中的牧人和牧女的谈吐都洋溢着文艺复兴初期的新鲜气息，表现出的文化修养也很高。诗韵匀整，基调是明朗欢快的。同时代人马洛（Marlowe, 1564—1593）的《热情的牧人赠给情人的诗》把牧人的生活环境写得迷人得美，牧人请求情人与他同住，享受大自然给予他们的种种恩赐；周围有山谷、树木、田野、高山、溪流；他将用玫瑰和花束为她做床，用百花做冠，用最精梳的羊毛做成衣鞋，用草和藤蔓做腰带。五月的早晨，牧人夫妇载歌载舞……
如果这些快乐使你动心，
那么请跟我来，做我的爱人。
由瓦特·雷利（WalterRaleigh, 1554—1618）代笔的《女郎的回答》也饶有风趣。她说鲜花、衣鞋等等全会随时间的飞逝而消失，只要“世界和爱情都年轻，牧羊人的言语还真诚”，那么“她一定动心，要跟他同住，做他的爱人”。这显示出作者思想的深度。
晚近19世纪写牧民愉快生活的诗篇也不少见。如布莱克（Blake, 1757—1827）就写过像《羔羊》、《牧童》这样清新可喜的诗作，且读：
谁给你可喜的衣裳，
柔软、毛茸茸又亮堂堂，
谁给你这般温柔的声音，
使满山满谷欢欣？
又如苏格兰诗人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所写的《赶羊上山》（一）、（二），《挽梅莉》（梅莉是母羊名字），《老农向母马麦琪贺年》，《我的心呀在高原》都触及牧人生活，表现了和牛羊密切的感情。西方的牧歌在中国诗中表现为田园诗作，这是由于不同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反映在诗歌中。
第二，在主题思想上，中西田园诗存在着极为鲜明的差异。在西方，爱情主题往往占上风，而中国则每每涉及政治。也许因为这个原因，西方的田园牧歌往往充满了青春朝气，牧人男女的对话表现了对于享受现世生活的羡慕与向往。马洛的《热情的牧人赠给情人的诗》和瓦特·雷利的《女郎的回答》可称为其中的代表作，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是十分突出的。国家大事、民族盛衰在西方田园牧歌中很少体现。而在中国则不然。传到今日的作品，多为士大夫所作。他们是靠俸禄吃饭的，远非劳动人民。宦海浮沉得意之时，“致身尧舜”之不暇，自然不会住到乡村去。一旦仕途失意，或遭贬谪，或遭放逐，归隐田园，实为万般无奈。这就是士大夫在朝与在野截然相反的处境。所以中国的田园诗虽然也屡屡歌颂大自然风光，但其最重要的主题，常是政治上不能施展抱负的积郁。山川之秀丽，只是归隐之后所得的精神上的安慰，是一种副产品。但在文学上这种副产品却产生了极高的美感价值。
《楚辞·离骚》实开其端。诗中罗列了无其数的“芳草”、“萧艾”之名，乍一读之，令人有“好一幅园林景色”的赞叹。但它绝非为花草而花草，这里的植物有“嘉树”、“恶木”之分，褒贬之意甚明。屈原的宗旨仍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所抱怨的是楚怀王先重用他，然后信谗言而放逐他的事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再以“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来看，他的处世态度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联系。他早年有济世之志，“猛志逸四海”，从二十九岁起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和彭泽县令等。由四十一岁起，他感到“有志不获骋”，遂“拂袖辞归”。在《桃花源记》附诗中，他开头就说：“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可见“避世”是“贤者”处乱世的方法。若生在“治世”，陶渊明还会施展他那“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理想政治的，也许会成为一位“治世之能臣”也未可知。那样的话文学史上将会缺一位隐逸诗人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现象并非孤立。名诗人如孟浩然、王维、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等，都写过很多歌颂大自然的佳篇，但是无一例外地都反映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挫折与坎坷。在西方田园诗中这是罕见的。即以华兹华斯而论，他的歌颂大自然的诗作虽也涉及英国的政治，对法国暴力革命有所不满，缅怀英国过去的黄金时代，忧虑它的现状和前途，但是这些思想与他自己的“仕途”是不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读到他的歌颂大自然的诗时，没有那种“副产品”的感觉。
爱情主题在中国田园诗中是极少的。这是中西诗人田园诗作的很大区别。
第三，截然不同的宗教观念。西方诗人由于受天主教、基督教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意识的影响，在置身大自然中时，会情不自禁地觉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力量支配万物，这力量就是创造万物的“上帝”。上帝与人类的关系，还时常被象征为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上帝伟大，个人渺小，于是崇奉上帝之情油然而生。当我们读着他们歌颂大自然的诗篇时，会时刻领略到这种对上帝顶礼膜拜的虔诚。且读一首英国19世纪后半叶的大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的一向不为人所注意的小诗《墙缝里的小花》：
墙缝中间生长的小花，
我从墙缝中把你摘下。
我手里拿着你，根茎和枝桠，
小小的花啊，如果我能够理解，
你是什么，你的根根叶叶，一切的究里，
那么我将理解上帝和人类的根根底底。
从墙缝透露出来的小花引起诗人对自然界的沉思。他认为如果他能理解这花朵的来龙去脉，举一反三，就能知道大千世界的究里。无奈何，他并无法回答。这说明诗人在一枝小花面前，都会感到对宇宙的惶惑与难解。
再读乔伊斯·克尔谟（身世不详）的一首《树林》：
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
一首有如一棵树那样美好的诗。
那棵树饥饿的嘴唇，
紧靠着大地涨满甜汁的双乳。
那棵树终日仰望着上帝，
祈祷时把长满绿叶的手臂高举。
那棵树到夏天在它的卷发里，
头顶着红襟知更鸟的窠巢。
冬天的白雪覆盖着它的胸脯，
立刻在它身上融化成雨水。
像我这样愚蠢的人才写诗，
却只有上帝创造出来树木。
威廉·斯蒂特吉（生平不详）的《我看见上帝洗刷这个世界》，把夜间大雨后清晨田野的清新景色写得秀丽无伦，他把这一切归于上帝：
昨夜我看见上帝洗刷这个世界，
从高空降下了甘霖，
现在，早晨来临，我看见
他又把这世界挂起来晒干。
他洗净每小片青草叶，
和每株摇曳的树枝；
他往小山抛洒雨点，
又扫荡了咆哮的大海。
白玫瑰愈发白净，
红玫瑰愈加娇红。
因为上帝洗了她们香喷喷的脸孔，
把她们一一送上床去睡。
没有一只鸟，或一只蜜蜂
在这条路上飞翔着的，
不比昨天更显得干净利落。
昨夜我看见上帝洗刷这世界，
啊，但愿他洗刷了我，
除尽我身上的尘土和污垢，
像他洗刷那棵白色的桦树。
这诗中意境正如王维的《山居秋暝》里所描写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但诗人各自对大自然的观察何其不同。前者把雨后世界之美归于上帝的功劳，而后者只是客观地欣赏与赞美而已，似乎更持有唯物主义的态度。
此外，在赞美大自然的著名诗人华兹华斯的名作《彩虹》、《露西组诗》、《水仙》等等中，那神秘的上帝或隐或现，令读者时时感知他的存在。
中国的田园诗，宗教气氛并不浓厚，但参佛与求仙的思想则时有反映：前者如王维、后者如李白均为杰出的代表，这是西方田园诗中所无的。而参佛求仙都出于政治上抱负不得施展，对朝廷不满，而又不愿随大流去保住个人的声名地位，所以退而求个人精神上的超脱。且读：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王维：《过香积寺》）
王维对着“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的幽冷环境，想起佛教的一个故事：在西方一个水潭里，曾藏有一只害人的毒龙。佛门高僧用佛法制服了毒龙，使之离潭他去，永不伤人。这里王维用毒龙象征世人的欲望。王维在政治上素抱理想，对忠奸爱憎分明，见到仕途的艰险，胸中时觉苦闷。一旦走进美好的大自然，便觉舒畅惬意。中年以后王维吃斋礼佛，遁入禅宗得到恬静心境。在这首诗中，诗人意在指出：信佛就可以摆脱烦恼。政治上的不得意却使王维开拓了诗歌中的新路。当我们读到王维下面这样的佳句，能不随之悠然神往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酬张少府》）
随山将万转，趣途无百里，
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
（《青溪》）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送梓州李使君》）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秋夜独坐》）
政治上的失意、文学上的收获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再谈谈李白。李白原有建功立业的宏愿，积极用世的旨趣，无奈那“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李白：《古风》之十五）的不公正的封建社会，使他怀才不遇，郁闷填胸。他曾高呼：“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李白：《梁甫吟》）但是不能如愿，“明主”只顾游乐不理睬他，使他悲愤：“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行路难》之二）“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古风之》十五）自命不凡的李白“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雉赌梨栗”（李白：《行路难》之二）。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生活道路：游历，任侠，隐居名山，求仙学道，寄情山水，接近田家。
李白蔑视权贵，却喜亲近平民。杜甫说他：“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饮中八仙歌》）李白笔下的田舍人家生活也是亲切有味的：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
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岩里。
檐楹挂星斗，枕席响风水。
（《宿清溪主人》）
相携入田家，童稚开荆扉。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大自然与农家浑融一体。但李白的诗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游历名胜，交游僧侣道士，而非参禅悟道之作。这些诗篇具有一种超凡绝俗的“仙”气，为其他诗人所不及。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听蜀僧濬弹琴》）
桃波一步地，了了语声闻。
与山僧别，低头礼白云。
（《秋浦歌》其十七）
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所写的游历生活，常恍惚如登仙境：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西上莲花山》）
紫阳之真人，邀我吹玉笙。
餐霞楼上动仙乐，嘈然宛似鸾凤鸣。
（《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王维和李白都讲参禅求仙，但在他们的田园诗中，佛和仙只是诗人的一种幻想境界，与西方一味诚心实意地歌颂上帝，以上帝为“佳山水”的缔造者的信念是有本质不同的。中国诗人歌颂大自然只为了大自然的本身，而西方诗人则明显地在赞美自然时，更着重赞美大自然背后的创造主。宛如一个是赞美婴儿，另一个却是赞美诞生婴儿之母。
第四，哲理的思考。人们处在优美的田园或山林环境中，常会忘怀一切，产生超乎现实的遐想。返璞归真，向往自然，这是中西诗人所共有的。例子很多，不遑枚举。我这里则侧重于他们在田园诗中所表现的各行其是的哲理的思考和对人生价值的探索。西方诗人思想比较复杂。在大自然界，他们除开时时刻刻不离开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爱情之外，另有一些匪夷所思的“触悟”，很耐人深思和玩味。如我们所熟悉的济慈十四行诗《蝈蝈与蛐蛐》。他由新割草地上、树篱边的蝈蝈叫声和冬夜炉边的蟋蟀鸣声，想到大地的歌声永远不会消亡，万古馨香无断绝，阐发了“美是永恒”的信念。歌德的《自然和艺术》，由于认识到大自然之美，深感人所创造的艺术之不足，而感慨“自然”和“艺术”是互相躲藏的敌对的东西。但他忽然又领悟到它们会意外地遇在一起，那是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候：
这只在于真诚的努力，
只要我们用有限的光阴，
投身艺术而全意全心，
自然就活跃在我们心里。
……
要创造伟大，必须精神凝集。
在限制中才显示出能手，
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
近代诗人罗·弗罗斯特擅长通过对自然景物和乡间生活的描绘，表现出新的思想和境界。他的《未选择的路》富有象征性的哲理含义：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但他不能同时走这两条路，于是他选择了一条他认为更美丽诱人的路，想把另一条留到来日再走。这样他走了一阵绵延无尽头的路。多少年以后，他将往事回顾，想象着没有走的路该是什么样子——如果他对人生的路作了另外选择，该是什么景况。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柯瑞林·罗宾生（身世不详）的《一条没有路标的小径》更饶有趣味地说，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某些地方，那些路途都伴随着脚步的回声，人们奋斗着，挣扎着，匆忙来去。但诗人喜爱的小路却不通向任何地方。这条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端，蓝天之下只有幽谷、溪流、青青的碧草、洁白的百合……他踏着轻快的脚步，把这里认做他生命的“绿洲”。虽然这条路没有路标，没有显示任何目的，然而，却引导诗人寻找到自己的灵魂。华兹华斯的《彩虹》说到童年时见到彩虹这美丽的自然景象，禁不住心头的喜悦而跳跃起来，于是阐发他的哲学：人的一生不应该失去这种喜悦——这种与大自然息息相通的赤子之心的喜悦。他的其他诗，像《咏水仙》、《孤独的刈稻者》、《杜鹃》也都显示出这种思想。
中国诗人的哲理思考则往往涉及宦海浮沉，穷通蹇达的个人遭遇，或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如果身处乱世，他们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矛盾不得解决，或受到贬谪或流放，或是不愿同流合污，不愿折腰事权贵而主动退隐避世。理想抱负虽不得施展，他们却在田园和劳动者之间得到始料所不及的世外桃源之趣。他们因而抛弃“不为世用”的悲愤，体会到恬淡超脱的虚无之境。这在田园诗人中还是比较普遍的。试读下面的诗句：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
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陶渊明：《归园田居》）
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独来去。
（孟浩然：《夜归鹿门歌》）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东坡：《临江仙》）
像这样从参政与归隐的矛盾中出来，参悟穷通生死之理，断绝尘念，神驰物外，自成高格，是封建文人时常于作品中流露的超脱思想。
读中国的田园诗，农民生活环境和体力劳动的刻画几乎随处可见，这是同类的西方诗中所鲜见的。下面的摘句勾勒出农村的大好风光，劳动者所从事的活计和他们那质朴淳厚的民风乡俗，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
（陶渊明：《归园田居》）
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陶渊明：《归园田居》）
陶渊明看不惯政治上的人事纷争，受不了官场逢迎的拘束，毅然归隐。回乡之后，想到过去的三十年，实在是“误落尘网”，完全是人生的一场误会。如今如同笼鸟归林，与山野之人共同劳动，日出而作，忧喜与共，虽身体辛劳，但精神愉快。《归园田居》写他的心路历程，浑成而自然。再读几首歌颂田园生活的诗和词：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
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
农妇白纻裙，农父绿蓑衣。
齐唱郢中歌，嘤咛扣竹枝。
（刘禹锡：《插田歌》）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苏东坡：《浣溪沙》）
北陇田高踏水频，西溪禾早已尝新。隔墙沽酒煮纤鳞。
忽有微凉何处雨，更无留影霎时云。卖瓜人过竹边村。
（辛弃疾：《浣溪沙（常山道中即事）》）
从这里，我们仿佛身历其境地参与了田家的现实生活：那冈头平齐的花草，那穿梭飞舞的燕子，那穿着白麻布衣裙的农妇，那披着绿草编成的蓑衣的农夫，陪衬着白水绿苗，唱着山歌弯腰插秧的场面；那绿树成荫的村庄，诗人路过闻到煮蚕茧的香味，听到隔篱缫丝姑娘的笑语，他不禁心旷神怡，拄着藜杖问着农民，豆子熟了没有；那在村北高地水车辘辘的响声，早稻田已经熟了，正好河边钓来细鳞鱼好打酒吃，天气半晴半阴，竹边村庄已经听到卖瓜人的叫卖声了……多么丰富多彩的田园生活啊。作为诗人，住在农村，与劳动者生活劳动在一起，饱饮大自然的乳汁，酿成诗歌，反映平民世界那种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健康乐观的情绪。这多种多样劳动的细节，生动而具体，包括人物的忧喜，季节的变化，绘影绘声地描述在诗篇中，构成中国田园诗的特色。这类描写，在西方小说、散文中固不乏见，但在诗歌中，似乎我们读到的很少。我认为这些正是中国抒情诗见长之处。田园诗歌正是中国诗中最精粹的财富中的一部分，更由于它所具有的这些异于西方的特征，为世界文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