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当代印度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

上文已指出，由于印度近现代历史的复杂性和社会矛盾的错综交织，加之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造成了印度当代伦理思想印西杂糅、古今融会的特色。这里，需要深一步研究其中内在的、具有规律性的倾向，这些倾向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其理论价值与意义。

一、宗教伦理观是印度当代伦理思想的主导倾向

在古代和中世纪印度，伦理学从属于宗教信仰。业报—解脱的理论模型是人们行为的最基本的指导原则。在近代和当代印度，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伦理观仍是伦理思想的主导倾向。神，或者说是神秘的最高本体，被视为人类道德的根本来源；对于人性亦即神性的悟证被当做人生的根本意义和至上幸福；宗教性的精神修养以及禁欲苦行等宗教的实践活动被认为是达到理想的必要途径；恢复和发扬宗教精神被看成解决社会矛盾和克服道德水平下降的惟一可靠方法。这种始终如一的宗教观念贯彻在当代印度民族资产阶级伦理学说之中。

这种倾向的形成原因前文中已有初步分析。它首先在于印度的丰富的文化传统，这一可以追溯到不晚于公元前两千年的传统的主体，是以《吠陀》、《奥义书》、《薄伽梵歌》为中心的婆罗门—印度教文化，以及佛教、耆那教和后来传入的伊斯兰教文化。尽管以顺世论派为代表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传统不能说并不重要，但显然在比例上无法和强大的宗教势力相比拟。因此，当代印度思想的巨匠们，从甘地到拉达克里希南，都主要是受到正统的宗教思想的熏陶，难以摆脱传统宗教的影响。由于宗教思想的教育，他们在同西方思想的接触当中，也本能地对基督教等宗教唯心主义传统感到亲近，而与西方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传统格格不入。进一步说，在印度这样一个各种宗教信徒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在寺庙神龛处处可见，人民大众文化水平低下，根本无法接触现代科学知识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如果不仍然以宗教为精神武器，组组群众运动来争取民族解放，很难找到别的出路。再进一步说，宗教伦理学的盛行也是当代印度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一种典型表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也不可能在印度充分发展，这一阶层的力量本身非常薄弱，不可能同封建势力划清界限。除了在精神方面同旧的宗教影响妥协之外，在政治上，也有“变心说”、“托管说”等一系列明显和典型的妥协措施。精神上的妥协与政治上的妥协完全一致。此外，鼓吹宗教伦理学也包含有对待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失望和否定的因素。对此，下文将另有分析。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切不可将当代印度宗教伦理学简单地等同于古代印度的宗教伦理学。尽管二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理论渊源关系。上文的具体介绍之中，已经分别分析了当代宗教伦理学同古代宗教伦理学的各方面差别，总括地说，当代印度思想家试图增加宗教伦理学中精神的成分和人道主义的内容。超越某一种宗教的具体形式和迷信的成分，趋向于将至上神理解为一种超越的精神实体而不是与一系列神话学相联系的人格神，在这方面，大概奥罗宾多的尝试最为典型，他的体系是一种吸收了大量西方精神哲学内容、带有极强烈的抽象思辨性质的宗教思想体系。更重要的是，当代印度思想家十分明显地把注意力从彼岸转移到此岸，主张在对于人的灵魂和社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实现此岸的解脱，这同古代和中世纪传统大相径庭。一些思想家更是明确地提出以对于人的崇拜和为人服务来代替对于神的崇拜和为神服务。这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来改造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旧宗教及宗教伦理学。

需要指出，印度当代思想家对于宗教的态度不完全一致，甘地、奥罗宾多、拉达克里希南都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精神，但又各有特色；泰戈尔的人道主义特征极为明显；而尼赫鲁则对宗教给以相当尖锐的批评。他们之间的差异，一方面反映了这些人物文化背景的区别；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所代表的阶层或政治集团的利益不尽一致。一般说来，甘地虽然从本质上看其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印度广大农民的心理；而尼赫鲁则较为“纯粹”地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印度当代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宗教伦理学没有、也不可能科学地解决伦理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如道德起源问题。他们用抽象的“梵我同一”的至善，作为道德的惟一真实来源，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的道德观。道德不能脱离社会和历史来考察，人的本质必须在人的社会存在和生产方式中加以考察。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宗教伦理学虽然就其改造了旧的宗教伦理观念方面看，不无进步意义，而且也确实在实践中起到了一些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本质上的错误和严重的妥协性，它不可能成为印度人民行为的正确指导，并且直接为政治上的妥协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抽象的普遍之爱是印度当代伦理思潮的主要内容

几乎所有当代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将一种抽象的普遍之爱作为伦理思想的中心。对于他们来说，最根本的，就是要达到一种境界，超越狭隘的、有限的私欲和利益，实现最高的、无限的、普遍的爱。只要达到这种至善的境界，其余各种具体的道德规范问题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这一思路，固然已包含在印度传统的宗教哲学之中，但是当代思想家给予它空前突出的强调。因而，这一倾向的形成原因，还是要到印度近现代社会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是以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为目的的政治运动，而它从一开始起，就受到了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造成的社会阶层对立、各教派之间的激烈冲突的困扰。所以，实现一种超越集团利益的民族大团结，是印度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宣扬普遍之爱的伦理观，正是这种政治实践需要的产物。它对于团结人民和反抗殖民主义，确实起到了一些进步和积极的作用。

进一步说，这种同东方传统的整体观相联系的伦理学说也表现出一种朦胧的新视野，即在当代印度十分时髦的说法“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它认为个人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同全人类的利益不可分割。如果不从整体上解决全人类的命运问题，个人与民族便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与解放。这种整体的道德观具有相当的深刻性。但是，它又是通过抽象的“爱”及“解脱”、“救世”等历史唯心主义和宗教概念而不科学地表述出来的。尽管如此，它对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阶级的团结和联合，都有积极的贡献。印度当代思想家中的杰出代表，从其先驱者辨喜开始，就表现出明确的“国际主义意识”，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十分关心，认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印度思想家没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把同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理解为两个民族的矛盾，而是从更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下来理解这种斗争。

从另一个角度看，印度当代思想家重视对于伦理观根本问题的解决也具有合理的意义。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应当解决思想深处的根本境界问题，对于善与恶进行哲学思考，这比具体的行为规范重要得多。当然，这种强调在一些情况下有过度的倾向，导致了对于具体规范的不应有的轻视。

抽象的爱在世界上并不存在，如上文已分析的，追求抽象的爱也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的一种表现。印度民族资产阶级企图用道德感化的方式来劝说殖民主义放弃其统治，用非暴力主义来消极地抵抗暴力。这种办法不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而且会模糊社会矛盾的真正本质。

三、对东西方价值观念的评价是当代印度伦理学争论的焦点

印度当代伦理思潮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少分歧和争论，其中最主要的争论集中于对东方和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评价。从本质上说，这种争论反映着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即，上文已经提到的，这一阶级生长在印度传统文化的悠久传统之下，阶级基础薄弱，而且其发展已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由于这一系列特殊性，印度当代思想家不可能形成等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相反，他们势必要对东方传统的价值观念同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作比较、反思与评价。在进行这种评价之时，又不能不讨论印度未来社会的性质，也就是印度的道路问题。

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许多人原来赞颂不已的“西方工业文明”竟把世界引向如此深重之灾难。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处于英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之下，因而对于西方工业文明黑暗面的认识尤为深刻，这一阶级的思想代表，大多以相当激烈的态度抨击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于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所述，甘地等人曾揭露了资本主义惟利是图的道德沦丧、西方民主的虚伪性等等。在这方面，印度思想家大致相同，只是在程度上有一定差别。

然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加以批判和否定之后，怎样看待东方的传统价值观念？在这个问题上，以甘地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复兴派和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工业文明继续发展派产生了严重的观点分歧。

甘地认为西方的危机本质上是道德危机，要想使印度避免出现类似的灾难，必须使生产力的发展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同时大力复兴宗教精神以净化人的灵魂。甘地的想法，实际上在极大程度上代表了印度农民的平等空想，尽管他时而称之为“民主主义”，时而称之为“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甘地希望全体人都像印度最贫穷的农民一样过勉强维持生命的艰难生活，以此来堵塞贪欲自私的非道德行为，还希望通过道德感化来使统治者成为善良的统治者。这种希望，不仅难以实现，而且为在印度大量保存封建制度的残余开了绿灯。甘地对印度古代文明大加赞赏，而他所赞扬的，有很多也正是封建主义的糟粕。甘地的伦理学，虽然具有某些积极意义，但却明显地主张复古和倒退。

从总体上看，尼赫鲁对东西方文明的评价要比甘地科学和正确一些。实际上，他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西方价值观的批判以及对于东方价值观的分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十月革命的启发。他认为西方确实出现了全面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意味着应当从工业文明倒退，相反，应当进一步前进。用东方传统的宗教观念去代替或弥补西方观念是不可行的。他提出了一些不准确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如集体化等，并自称全面接受了社会主义。然而，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印度独立后在他领导下所走的道路也与社会主义相去甚远，至多是有较多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而已。他批评了宗教，却没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他批评了东方的专制和西方的专制以及西方的假民主，却没有接受无产阶级民主的观念，而是提出以政治、经济机会均等为主要内容的“真正民主”，实际上仍然没有脱离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范畴。尽管如此，尼赫鲁，至少是印度独立前的尼赫鲁，在道德的变迁、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对暴力的道德评价以及道德水平同经济发展关系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更为深刻的看法。

综上所述，印度当代伦理学说具有独特的发展途径和理论体系，在世界现代伦理思想的发展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有一些观念，如整体道德观等，对于世界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突出的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