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常态下可能产生的“通缩”
一、我国经济现阶段是否面临产生通货紧缩的可能？
首先，何谓“通缩”？与通货膨胀相对应，另一种宏观经济失衡现象可能表现为通货紧缩。从传统理论认识上看，严格意义上的通缩主要体现为两方面的宏观经济指标的负增长，一方面是物价总水平的负增长，另一方面是经济的负增长。这两方面往往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物价总水平的负增长通常表明市场需求疲软，企业销路受阻，应收、未收账款增多，逾期坏账规模增大，进而资金周转困难，到期无力偿债，为维持生存，不得不降价销售以求资金链不至断裂，若此类情况较为普遍地发生，则必然会导致物价总水平负增长现象，若持续发生，则必然会引发国民经济负增长，进而导致高失业率。（注：参见刘伟：《怎样认识和对待可能产生的通缩》，《区域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因此，一般来说，只要出现物价总水平负增长现象，甚至考虑到统计误差，物价总水平不到负增长（比如2%以下）或略高于零时，人们便会担心出现通缩。所以，人们通常又把通缩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通缩即严格意义上的物价和经济两项指标同时出现负增长，相应地失业率升高，显著超过社会可承受程度（自然失业率水平）；狭义的通缩则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物价负增长现象，或者说，物价负增长，但同时经济未必出现负增长，或者经济增长速度只是相对前期放缓，但并未出现负增长。
其次，通缩比通胀更可怕吗？通缩与通胀是两种宏观经济失衡的表现，究竟哪种失衡威胁更深刻、更难以治理，需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条件、阶段和特点具体分析。一般而言，通货膨胀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即流通中的货币量（购买力）相对于均衡增长的要求过度扩张，从而使流通中的货币贬值。从严格意义上说，通货膨胀是一种“税”，即政府运用发钞权向社会征收的一种赋税，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财政赤字规模过大，增长过快，倒逼央行增加货币投放，以弥补财政缺口，从而使社会上，特别是消费者手中的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所贬值部分刚好形成政府新增购买力，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货膨胀是政府利用印钞权对百姓的掠夺。通缩则不同，如果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通缩，即物价负增长、经济负增长、失业率攀升，那么对于我国这个劳动力人口大国而言，缓解失业往往比缓解通胀更为困难，同时，失业形成的社会冲击也更为集中，因为物价上涨是对公众产生的普遍冲击，而通缩导致的失业却是对特定人群产生的冲击，从而容易使矛盾激化，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通缩比通胀更可怕，或者说失业比通胀更难治理。
最后，宏观经济供求失衡有什么新变化？发生通缩的可能性有多大？2014年来，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及结构呈现较显著的良性演变，经济增长率为7.4%，基本达到了预定的目标（7.5%左右），尽管低于历史水平，但与国际社会相比，增长的绝对水平还是较高的；CPI为2%，既未形成现实的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未低于通缩的警戒水平，可以说适中，与7.4%的较高经济增长率相配合，是一种较高增长率和较低通胀率的结构；失业率没有攀升，并且全年提前3个月实现了就业的政策目标。未来供求失衡的新特点有可能更为明显，即后危机时期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风险并存的格局或许会发生新变化，其突出特点在于物价水平上升速度放缓，尽管不至于进入严格意义上的通缩阶段，但通缩的价格现象仍会产生，并且将成为趋势。事实上，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变化可能同时推动CPI下降：从需求方面来说，需求疲软的势头短期内难以遏制，特别是就内需而言，无论是创新能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导致的投资需求疲软，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导致的消费需求疲软，在短期内部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的；就净出口而言，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复苏进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和新矛盾，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从供给方面来说，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有可能绝对或相对地降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有所放缓，国际油价的下跌，国内深化改革带来的效率上升，即改革红利，特别是企业消化成本的能力及对需求疲软的承受力的加强等，一方面使得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相对地提高了需求疲软条件下供给的扩张能力。这样，在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价格上升速度放缓成为自然，预计全年CPI涨幅会在2%以下，出现涨幅低于1%的情况也属正常。
二、如何认识可能出现的通缩现象的本质？
首先，在需求疲软、供给扩张的格局下，通货膨胀率下降成为必然，但究竟是否会导致严格意义上的通缩则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加以判断。第一种情况是，假定总需求疲软，但相较上年并无大的变化，即需求状况虽无扭转但也无大变，或者总需求疲软所产生的作用小于总供给变化的自然扩张程度，那么，供给方面的成本下降形成的自然扩张，会推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至少会使经济增长速度高于2014年的7.4%。这样，由于成本降低通货膨胀率比上年有所下降，至少低于2014年的2%，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与上年相比，形成相对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低的通货膨胀率，同时，失业率会相应下降，这是一种良性的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构组合，这时的通货紧缩现象是良性的。第二种情况是，需求疲软产生的作用，或者说总需求萎缩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大于成本下降引起的总供给扩张的作用，那么，通货膨胀率会下降，低于2014年的2%，同时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低于上年的7.4%，若严重的话甚至可能导致经济负增长、失业率上升甚至超出自然失业率的警戒水平，这是一种恶性的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构组合，这种通货紧缩现象是恶性的。第三种情况是，在未来的供求关系变化中，需求萎缩和供给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大体相当，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肯定下降，低于上年2%的水平，同时经济增长率不变，与上年的7.4%持平，这时的通货紧缩可以说是中性的。要认识通货膨胀率下降现象的本质，必须深入分析其动因，进而区分不同类型，才能准确把握。
其次，总需求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就投资需求而言，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持续下滑，已显著低于进入21世纪以来的平均速度（23%左右），2013年跌至20%以下，2014年下滑势头更为明显，未来这一下滑的自然趋势仍将存在。（1）制造业投资。由于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下降，制造业缺乏创新驱动的好的投资机会，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条件下，市场动力难以提升，其增长率不会高于上年。（2）支撑投资需求的重要方面的房地产投资。由于长期房价拐点的出现和短期政策的抑制，房价难以逆转，尽管可能采取新的放松举措，但总体上难以出现大涨，特别是在二线以下城市住房供给过剩局面短期难以缓解的条件下，房价甚至可能出现持续下跌，因而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会低于上年。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相对较为稳定，而且很难再扩大规模，特别是在中央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管理的条件下，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增长不会高于上年。就消费需求的变动而言，自2010年以来，消费需求实际增速持续下降，从2010年的18%以上降至2014年的10%略多，这一下降趋势在未来几年难以逆转。就净出口而言，进出口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全球经济疲软，经济复苏过程中美国经济与欧盟和日本经济之间形成的反差，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差异，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等经济参数的影响，都会形成较大的风险，所以尽管2015年净出口增长率可能比2014年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是很大，同时，净出口在中国经济中占比低，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总体上，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率都将下降，总需求增长率进一步下滑是客观现实。
再次，总供给将会发生怎样的新变化？本来，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总供给方面的要素成本攀升，因此，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求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的提升，否则，短期里经济将严重失衡，甚至引发严重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长期里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我国自2010年按汇率法折成美元的人均GDP水平第一次达到世界银行划定的上中等收入水平线，成本提升对供给的约束日益增强，但未来我国总供给方面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一是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大量改革项目启动，如新的财税体制改革，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确权等在内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文化体制和文化企业改革，进一步的科技体制改革等。伴随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化，改革红利逐渐显现，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生产及财务成本，降低了企业税费负担及市场进入壁垒，而且提升了供给活力，拓展了企业竞争空间，推动了总供给的扩张。二是自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到2014年年末，降幅达30%以上。我国是石油消费大国，对石油的依存度高且逐年上升，进口石油占总消耗量的比重已近60%，且每年以不低于8%的速度递增，国际油价的持续下降降低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总成本。据测算，国际油价下跌30%，会使我国总生产成本下降近0.9个百分点，总生产成本下降带来的对供给方面的有利影响分解为三个方面，即GDP增长、CPI下降和企业利润上升，如果各分享1/3，则仅此一项便可使GDP增速上升0.3个百分点，这在GDP增长率为7.4%（2014年）的条件下，是很大的上升幅度；可使CPI下降0.3个百分点，在CPI仅为2%的水平时（2014年），这同样是一种显著的影响。三是国民经济供给结构出现良性演变势头，结构性再平衡已渐显成效，包括：三次产业结构趋于优化，尤其是服务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企业对市场需求疲软的适应能力逐渐提升，尤其是企业亏损占主营收入的总体比重较前一高速增长时期有明显下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趋势开始受到遏制，尤其是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已有所缩小，基尼系数由金融危机之前（2007年）的49%以上，降至2014年的46%以上；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吸纳就业能力有所提高，承受失业的能力也有所提升；等等。
最后，总需求变化和总供给变化相互作用下的“通货紧缩”会怎样？供给方面的变化对经济形成正面冲击，需求方面的变化对经济产生负面冲击，在需求与供给的双重冲击下，供给冲击将引起GDP增长、价格下降、失业率下降，需求冲击将导致价格下降、产出下降、失业率升高。在两方面共同作用下，物价指数下降极为可能，但产出和就业的变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总需求增长的进一步下滑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但供给的扩张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抵消需求的负面冲击。而且供给方面的成本下降，会带动市场均衡价格下降，进而可能刺激需求，缓解需求萎缩的负面效应，因此GDP增速即使下降也只可能是较往年略低，甚至可能保持与往年相同的水平。
三、宏观经济政策应怎样应对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
政策力度和方式的选择首先在于明确政策目标。一是目标增长率的选择，关键在于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确定经济增长率的上、下限，上限的选择应考虑控制通胀的需要，从现实情况看，通胀的潜在压力虽然仍很大，但直接表现并不突出，反而是通缩现象更为明显，因此若以3%的通胀率为控制上限，那么只要目标经济增长率不超过8%，便可实现。下限的选择应考虑就业目标的要求，根据对2010—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作用的估算，从总量上看6.5%的GDP增长率便能够实现就业目标。若在上、下限之间选择一个中间值，则应重点考虑实现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根据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要求，2020年GDP总量按不变价格比2010年增长1倍，平均每年增长率为7.2%左右。在已过去的几年里，尽管增速较前一时期明显放缓，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但也都高于7.2%（2011—2014年分别为9.3%、7.7%、7.7%、7.4%），年均增长率达到8%左右，在今后的几年里，若实现GDP倍增目标的时间表不变，则每年增长6.7%左右即可保证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同时，考虑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对于人均GDP水平的要求，按不变价格较2010年也增长1倍计算，那么，考虑到期间人口总量虽然增速放缓，增长绝对量会逐渐减少，但仍是正增长，要实现人均GDP同步倍增，年均增长率就必须略高于总量翻番所要求的平均增长率（6.7%）。综合地看，目标增长率为7%—7.4%较为稳妥，既能够满足中长期增长目标和近期就业目标的要求，又考虑到了客观事实（需求萎缩，增长率预计不会高于往年，但考虑到供给冲击，增长率也不至于下滑过猛）。再根据中长期增长目标对年均增速的要求和保就业所要求的短期增长率，同时考虑到政策目标的波动幅度不宜过大，2015年目标经济增长率设定在7%—7.4%是合适的，也是可行的。二是通货膨胀率控制目标的选择，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变化产生作用的共同性看，2015年通货膨胀率的目标控制，除警惕潜在的通胀压力上升转化为现实的通胀，即关注通胀率的上限外，还需增加通胀率下限目标。当通货膨胀率降至2%以下，尤其是低于1%甚至更低时，人们的预期可能会受到较大负面影响，需求萎缩有可能加剧，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使市场均衡价格水平下降对需求可能产生的刺激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因此目标通货膨胀率的上限和下限分别设定为3%和1%是较现实的，也是必要的，一方面不要明显高于2014年的2%，特别是，经济增长率低于2014年7.4%的水平，但通胀率明显超出2014年2%的水平，不是政策目标应选择的状态；另一方面，也不应明显低于1%，因为过低的通胀率将影响人们的预期，给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
其次在于明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是自2010年10月我国政府从全面反危机政策轨道择机退出后采取的宏观政策组合方式，相对于反危机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言，宏观政策从“双松”式的全面扩张转变为“松紧”搭配式的组合，即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虽有减小，但扩张（积极）的导向未变，货币政策则相反，从宽松逆转为稳健（从紧），目的是适应择机退出后控制宏观经济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双重风险的需要。根据目前需求与供给双重冲击下宏观经济失衡的新变化，这种松紧搭配的政策格局需要适时适度调整，一是财政政策虽然需要继续扩张，但更需重视结构。在需求总体萎缩的趋势下，要实现目标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目标，财政政策对需求的刺激，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的刺激，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对总需求在总量上的扩张力度需要予以控制，更重要的是需要突出结构性扩张，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条件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因而，第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刺激需求时要更多地关注基础设施及公共领域的投资，尽量减少一般性产业投资，特别是减少竞争性领域中的直接投资；第二，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关注其短期需求效应的同时，更要强调其所包含的中长期的供给效应，通过财政政策，降低企业成本，刺激企业创新，鼓励产业结构升级，发展优势高端设备制造业，引导企业组合结构优化；第三，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工具，除运用财政支出政策刺激经济外，还要强调运用财政收入政策刺激经济，对于扩大供给效应、强化结构调整而言，财政收入政策的作用更为重要。二是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使从紧的货币政策朝着相对放松，至少朝着中性货币政策方向转变。事实上，在危机之后的复苏阶段，如果国民经济中存在“滞胀”风险，财政与货币政策难以统一到同一目标、同一方向，因而不得不采取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的话，那么一般应以较从紧的财政政策与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为宜，因为继续保持反危机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对财政赤字进而对通货膨胀产生持续的、巨大的压力，对经济的有效增长并不利，而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则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对复苏中的企业投资扩张产生抑制效应。反之，采取相对从紧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消化反危机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产生的成本，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则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刺激企业投资。我国目前虽已进入后危机的复苏调整消化期，但需求疲软趋势明显，因而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不现实，在总体扩张的基础上强调结构性扩张是合适的，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也应适当调整，这是通缩背景下的客观要求。因此，第一，随着通缩现象的发生，实际利率可能上升，为使实际利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央行在货币政策上需要降低基准利率，以适应市场利率可能降低这一变化，同时，着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的能力和空间。第二，在目标通胀率范围之内合理确定货币政策的放松程度，使总量目标和结构性目标相配合，为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货币政策条件，使总量政策与结构性定向政策相协调。第三，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相结合，伴随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渐展开，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即货币供应量与货币价格之间的市场内在联系在逐渐形成，使得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货币数量来引导市场利率，或者通过调节基准利率来影响市场利率，再引导货币市场供求关系中的货币供应量变化，在机制上逐渐成为可能，因此降息与降准、调节流动性总量与引导市场利率变化等均存在统一协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四，丰富和完善各种政策工具组合，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维持流动性的合理规模，特别是在外汇占款作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作用减弱的条件下，面对资本流动、财政政策、资本市场变化等复杂因素，运用更加灵活和多样的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对降低国民经济融资成本，特别是降低企业成本，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