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要求：新政策、新方式、新制度

由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失衡具有新的特点，所以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做出新的调整。

一、新政策

从应对金融危机的全面扩张政策轨道退出后，我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再是“更加积极”）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不再是“宽松”）。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早在1998年下半年就已提出来，且一直持续到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2010年10月退出反危机刺激政策之后又重新回到这一政策组合，但在这两个不同时期，这一政策组合却包含不同的政策含义。1998年下半年提出这一政策组合，是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乏力而采取的反危机措施，相对于此前长期紧缩的宏观政策而言，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上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从长期紧缩转为扩张，尤其是刺激内需。从2003年到2007年，虽然经济已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增长率平均达到11%以上），但之所以仍采取这种政策组合，是由于在此期间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在于，投资领域需求膨胀，消费领域则相反，需求疲软，不同领域出现了方向不同的失衡，使得宏观政策既难以全面扩张，又难以全面紧缩：全面扩张或许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但会恶化投资领域中的失衡，全面紧缩或许有利于抑制投资过热，但会加剧消费领域的失衡。因此，政府当时选择了这种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兼顾不同领域失衡的不同方向。而现阶段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则是从此前应对金融危机的全面扩张政策退出，因此相对而言总体上是从紧的。同时，由于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特征表现为两种风险并存，因此宏观政策既不能“双松”，否则可能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会因此加剧通胀，又不能“双紧”，否则可能有利于控制通胀，但会因此恶化“下行”矛盾。采取松紧搭配的组合方式主要是防止只顾单一方向的失衡而加剧另一方向的失衡，从而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当然，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最突出的局限在于政策效应间可能相互抵消，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目标和实施可能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目标及实施之间产生冲突，所以，重要的是协调松紧搭配的力度，根据双重风险的矛盾运动变化调整松紧力度（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松紧力度，也包括财政政策相互间，比如财政支出政策与财政收入政策之间的松紧力度，货币政策相互间，比如货币政策的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之间的松紧力度等），合理地确定宏观调控松紧力度的上、下限。从目前状况看，如果将目标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左右，其上限定为3.5%，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不超过8%就可实现；如果要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使实际失业率不继续攀升，那么经济增长率目标不低于6.5%便可（注：参见刘伟、苏剑：《从就业角度看中国经济目标增长率的确定》，《中国银行业》2014年第9期。）；如果要到2020年如期实现较2010年GDP总量翻一番的目标，同时实现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那么在今后的几年里年均增长6.8%即可。也就是说，在现阶段围绕6.8%这一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增长目标所要求的年均增长率，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增长率可以在6.5%—8%的范围内调整，此外，我国还可以根据这一调整区间的变化，适时适度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松紧搭配力度。当然，如果经济失衡出现特别大的变化，两种风险并存的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通胀或者下行成为显著的突出矛盾，那么松紧搭配的政策格局需要相应变化，或者双松（全面扩张），或者双紧（全面紧缩），如何变化，需视失衡演变的状态而定。

二、新方式

事实上，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只能缓解总量失衡，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失衡。总量失衡的原因在于结构性失衡，之所以经济“下行”风险大，增长动力不足，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受阻，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低水平的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因而即使有钱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投资，投资需求增长乏力。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原因则主要在于国民收入结构扭曲导致全社会消费倾向下降和消费率降低。之所以通货膨胀潜在压力巨大，是因为国民经济成本结构扭曲导致成本推动压力不断上升，同时国际收支结构长期严重失衡导致货币供应量超速扩张等。克服失衡的根本在于缓解结构上的失衡，而要缓解结构性失衡，在宏观调控方式上必须在关注需求管理的同时，关注供给管理，因为只有供给管理才能真正直接影响企业行为进而影响结构变化。结构失衡的再平衡本身属于供给方面（生产）的变化，需求管理调节的是市场购买者的行为，供给管理则影响生产者的行为，需求管理直接调整的是总量，供给管理直接影响的是结构，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而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去相对过剩的低水平产能等都属于供给管理的范畴。这就要求在短期里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时，既要注重其需求效应，又要注重其供给效应，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刺激需求，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降低企业成本，运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同时也需注意因此而形成的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等。在长期追求总量均衡目标时，需关注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技术结构、分配结构在内的一系列结构政策目标。在处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关系时，应当以需求扩张作为调整供给结构的前提，努力刺激需求，为供给的有效实现创造市场条件，在需求不断被扩张的背景下，为优质产能的实现创造空间，以需求拉动供给总量扩张和结构演变；在调整供给结构和效率时应当以创造和引领需求为主导。在我国现阶段，供给创造需求仍有很大空间，改善产品结构、完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安全水平、创造新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降低产品成本等本身就能创造出有效需求，只是供给本身的问题构成了对需求的严重抑制。

三、新制度

要有效地实现宏观政策目标和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根本在于创新。首先是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便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可能有经济增长方式从以数量扩张为主向以效率拉动为主的转变，不可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制度重于技术。制度创新尤为重要，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治秩序，如果不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秩序不完善，市场机制就难以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会严重失灵。如果资源配置决策权集中在政府部门官员手中，同时法制化滞后，民主与法制建设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要求，对政府官员的权力在制度上缺乏真正的民主基础和严格的法制约束，那么权力就可能被滥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企业若想获得某项资源和机会，不能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得（市场失灵），只能通过与政府谈判并劝说官员批准获得（政府集权），而劝说政府的通常手段便是“权钱交易”，即通常所说的“寻租”，这种权钱交易不仅破坏公平，而且瓦解效率，因为在这种条件下，资源配置不可能按照效率原则进行，而是根据“寻租”原则、根据所谓“腐败指数”进行。之所以陷入“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而难以自拔，其根本原因便在于经济上市场机制不完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难以公平、有效地发挥作用，同时在政治上民主化、法制化水平较低，对政府集中的权力难以进行制度约束。（注：参见刘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因此，强调我国现阶段“四个全面”，是实现我国制度创新的根本，是推动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