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状与回顾
（一）总体情况
1978年以来，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引进来”战略，大力引进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三十多年来，我国凭借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优良的基础设施配套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的产能合作，并对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图2—1所示，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起步于1979年，于1992年进入快速发展期，于2002年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并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有所回落，但因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不景气，跨国公司转向新兴市场经济体而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从而使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于2011年再创新高。
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我国不仅改变了经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局面，而且建立了完备的产业体系，融入了世界发展体系，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并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图2—1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相对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同步开始于1979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如图2—2所示，因国家政策的严厉监控，这一时期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缓慢，规模也很小。直到1991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尚未突破10亿美元。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扩大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指导思想，我国对外投资的政策开始松动，对外投资受到了鼓励，加之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小高潮，于1992年和1993年连续两年突破40亿美元。2000年，为鼓励企业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对外投资，“走出去”首次被作为国家战略提出，并在“十五”计划纲要中予以体现。此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攀升，2005年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06年突破200亿美元，2008年突破500亿美元。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人民币汇率引起世界各国关注，加快“走出去”有助于解决贸易与汇率争端，加之危机后国外资产价格的回落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降反升，持续大幅增长，并于2010年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600亿美元。
图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虽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早期发展缓慢，但2001年以来却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特点。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显著提高，相对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而言，大有后来赶超之势。据商务部《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2.8%（2012年为878亿美元），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虽然距第一名美国的3383.02亿美元尚有一定差距，但是，据有关专家估计，大概用10年的时间，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就可以赶上美国。另据有关部门测算，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达到1400多亿美元，首次超过外商对中国的投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可以说，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里程碑，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分水岭。
综上所述，我国国际产能合作主要有“引进来”与“走出去”两种形态。可以说，我国国际产能合作是从“引进来”开始的，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引进来”为主，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不通过“引进来”的方式对外开展产能合作，就不能把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引进来，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和实力就难以提高，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也无从奠定。
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已经显著提高，在技术、生产、管理、人才等各方面都已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已具备了“走出去”开展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国际产能合作的基本条件。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与背景下，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以开放促进发展的必由之路，既有利于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也有利于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在更高层次上嵌入世界产业链条，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发展。因此，就目前形势来看，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构想，对接沿线国家的需求，促进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在国际范围内开展产能合作，意义重大而又深远。
（二）基本特征
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1.地域分布广泛
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国家（地区）分布广泛，中国企业产能合作的全球化倾向日益显著。如图2—3所示，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企业共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覆盖率为79%。其中，亚洲的覆盖率最高，48个国家中有46个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覆盖率达86.7%；非洲60个国家中有52个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覆盖率达86.7%；欧洲49个国家中，有42个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覆盖率为85.7%。
图2—3 中国企业“走出去”地区分布情况
2.合作领域多元
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领域日趋多元，在批发零售、制造、建筑、采矿、房地产等18个行业都有所分布（见图2—4），其中批发零售和制造业的境外企业数量较为集中，均超过5000家，分别占29.2%和22.1%。制造业分布在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纺织、专用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通信设备、汽车等行业。
图2—4 中国企业“走出去”行业分布情况
3.主体结构改善
“走出去”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企业中，国有企业是资本输出的主力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过对外投资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内拥有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数据显示，自2004年以来，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占比始终保持在60%以上，2006年更是达到81%。2013年年末，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5434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55.2%，仍占据半壁江山，国有企业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见图2—5）。
图2—5 2006年至2013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存量对比
然而，近年来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势头强劲，“走出去”企业的主体结构在一定程度得到改善。如图2—5所示，2006年后我国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对外投资比重不断攀升，而国有企业的比重则持续下降，主导地位受到挑战。2014年，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中民营企业投资额的所占比例已达40%。特别是在民营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如江苏、浙江、广东和辽宁等省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例都超过50%。2014年《财富》杂志全球500强排名中，中国有八家民企跻身排行榜。
4.双赢效果显著
截至2013年年底，1.53万家中国境内投资者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境）外共设立企业近2.54万家，分布于全球184个国家（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3万亿美，在一定程度上消化和缓解了产能问题，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现有外汇储备，这不仅促进了我国产业的国际转移，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还为东道国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创造了税收，为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2013年中国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金总额达370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员工总数为176.7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96.7万人，来自发达国家的雇员有10.2万人。
（三）主要动因
1.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
在国际产能合作中，企业应综合考虑本国的产业政策、生产条件、市场情况、资源状况等因素是否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国内资源禀赋条件不利于在本国开展生产，企业就会通过跨境投资将生产经营转移到国外。特别在一些劳动力投入密集、技术含量低、处于标准化生产阶段初期的制造业中，经常会出现国内生产成本明显高于国外的情况，即产生了“成本差”，而这种“成本差”，就会导致在国内生产时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及经营效益降低。由此，企业自然就产生了由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动机，并通过跨境投资与相关国家或地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比如，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曾是推动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使我国成为制造大国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及老龄人口增长高峰的来临，我国劳动力供给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力变得越来越稀缺且昂贵，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导致中国的一些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向东盟地区转移的趋势。以运动鞋的生产为例，有数据显示，2000年全球生产的运动鞋中，耐克有40%产于中国，只有13%产于越南；而到2013年，全球产量中，耐克在中国的比例下降到30%，而在越南的比例则上升至42%。而其中，劳动力的成本是促使产业向东盟等地区转移的关键因素。
2.规避关税壁垒的需要
世界各国为保护民族工业，通常会采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因此，在跨境投资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时，贸易壁垒也是企业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贸易壁垒会使企业在价格竞争中失利，令原有外销市场受到威胁，甚至难以进入这些市场。受越来越多国家反倾销等关税壁垒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的商品输出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企业就将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更为有利的投资场所，与相关国家或地区开展产能合作。如此，不仅可以拥有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成本优势，而且在产品出口时可以享受发达国家的特殊“照顾”，比如柬埔寨的许多产品享受贸易普惠制待遇。这就为我国企业绕过发达国家关税壁垒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促进产业升级的需要
一般而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技术、新产品会不断涌现，这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条件。而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那些在国内不具优势的产业就产生了向外转移的需求。通过对外开展产能合作，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富余产能促进欠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发展，而且可以腾出国内资源用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因此，一国对外转移产业以及跨国开展产能合作，与该国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许多传统制造业产能出现了富余，迫切需要进行产业与产品结构的调整。通过对外开展产能合作，不仅可以消化传统技术和转移富余产能，推动产业与产品结构调整，而且可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工业和劳动密集型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以此带动我国技术、设备、劳务和商品的出口，推进传统工业向更高层次发展，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销售份额，但普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许多产业处于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的低端环节，迫切需要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层次。随着国际分工的演进，世界各国分工的边界正由产业层次向价值链层次转换，而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于某一特定产业或特定产品上，而体现在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环节或工序上。而在众多的产业价值链环节中，并非每一环节都能创造等量价值，只有某些特定环节才能创造较高的附加值，即所谓的高附加值环节。可以说，控制了高附加值的价值环节，就等于抓住了整个价值链，也就控制了该行业。在世界产业价值链的分工格局中，尽管中国企业也占据了相当大的销售份额，但占据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的却不多，因而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未能获得与销售份额相应的利润份额。因而，中国企业必须通过跨境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向产业链高端攀升，以占据国际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链环节，并争取更多的利润份额。
4.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对发达国家来说，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往往生产技术成熟、管理经验先进、资本实力强，无论在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上，都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一般说来，产业转移的方向往往都是由经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发展国家。事实上，历史上的四次国际产业转移都是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国家单方向的转移。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了“双向转移”现象，即产业链向欧美发达国家回流与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存。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意识到，虚拟经济不能长期脱离实体经济，认识到了制造业对于推动技术进步、拉动就业的重要性，因此，在后危机时期，欧美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欧美国家从“去工业化”转向“再工业化”的举动，为制造业回流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欧美创造了机遇与条件。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大多数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不高，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水平较低。不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在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方面往往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了发展本国的经济，这些国家急需大量的资本、技术，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上，对资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输入，都会有迫切需求，同样为我国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与转移富余产能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