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选集》和马列著作学习运动

新中国成立伊始，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这就是今天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注：《刘少奇选集》，下卷，82页。）这就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出了目标。

1.“学习”的背景与动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下，全国各界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选集》和马列著作。这场学习运动的开展，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动因。

首先，它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合法性的需要。在现代政治社会中，合法性是指一个政党执政的正当性，这是其在政治上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判定某一政党的执政是否具有合法性，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是否真正认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较为充分。一是因为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二是因为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决策，新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激励着百年来深受列强压迫与剥削的中国人。

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则较为复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还没有立即从全党的指导思想变为全国的指导思想。正如有学者指出，当时“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来说还很陌生，旧社会遗留的封建主义、买办思想的影响广泛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并存，一些人仍然怀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一些人仍存有比较严重的鄙视劳动、鄙视工农群众的旧观念、旧习气等等”（注：王先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2）。）。为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树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仅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更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其次，它是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在执政条件下，新的历史环境要求党必须进一步加紧理论学习。虽然党的理论建设在延安时期有了长足进步，但是就全党而言，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建设事业，党的理论水平无疑还需要一个大的提升。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广大党员出身农民，文化知识程度有限，更亟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针对中共党员的理论素养不足，刘少奇曾有过严厉批评：“中国革命胜利了。总的说来，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很好，但理论工作却是很薄弱的一环。我们很多干部，甚至是负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斗争经验丰富，可是理论水平不高。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弱点。”（注：《刘少奇选集》，下卷，48、49页。）“我们党的干部应该重视理论工作”，“学到一些理论知识，将来出去工作，就可以运用掌握了的马列主义理论去观察、解释、处理实际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你们学习许多东西，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其他一些知识”（注：《刘少奇选集》，下卷，48、49页。）。

有鉴于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决定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党中央指示，“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全体党员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以便逐步地造成全党的理论高涨”（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下册，50、51页。）。唯有如此，方能提高党的理论素质，适应执政条件下的新任务。

2.对经典著作的整理和学习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学习活动首先从学习经典开始，并结合社会实践活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实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经典著作的整理与学习，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成立专门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特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翻译苏联出版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此后，中共中央宣传部还设立了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专门从事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工作。同年12月，中央召开了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翻译工作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是从1950年起，在两年内出齐《斯大林全集》、《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是新的译文力求在质量上有所提高，并对旧有译文进行重新校正。马恩著作以德文文本为标准，列斯著作以俄文文本为标准。1953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与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并以此为基础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

1950年12月1日，人民出版社成立，其主要任务是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1954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出版社成立以来，在出版书籍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著作占有显著地位，并年有增加。一九五三年出书四百七十四种，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著作，在种数上占百分之三十一，在册数上占百分之三十五”（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747页。）。

这一时期全国大小出版机构还先后编译和出版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单行本，如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哥达纲领批判》、《剩余价值学说史》、《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另外，一些党报、党刊也发表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有效地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例如《新建设》、《文史哲》、《新华月报》、《中国青年》、《经济周报》、《史学译丛》、《民族问题译丛》、《译文》等刊物均发表了一批中文版马列著作。这些著作文章都成为当时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本，也是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文献。

第二，注重学习的方式方法，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是中共解读和应用马列主义的途径方法。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才能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正如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毛泽东也强调：“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工作。1951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党内现在理论教育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认真进行理论的通俗化工作，缺少关于理论的通俗书籍、通俗论文和通俗讲演”；所以，今后应该努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通俗化”（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下册，50、54页。）。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李达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建议李达“多多写些文章”（注：《毛泽东书信选集》，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仅要实现民族化，也要实现大众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号召下，全国理论界迅速推出一系列影响较大的通俗读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冯定的《平凡的真理》，莫乃群的《历史唯物论浅说》，胡绳、于光远、王惠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胡绳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学习〈矛盾论〉笔记》，沈志远的《社会形态发展史》、《〈实践论〉解释》、《〈矛盾论〉解说》，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马特的《哲学初级研究提纲》，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关于〈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一些问题》、《〈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关于〈矛盾论〉几个问题的解答》，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这些文章著作均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向社会大众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从而有效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学习马列经典著作。中共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其明确的任务和目标，就是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学习活动，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进行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为此，1952年1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示》，指出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巨大指导意义”，“全党高级干部即应组织学习”，“学习应当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学习时间暂定为至少两个月”，“各单位负责同志应当亲自负责动员、布置和领导这次学习，规定学习计划，指示学习要点，检查学习状况，解答学习疑难，领导有准备的联系实际的讨论”（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下册，133~134页。）。

1953年4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一九五三——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强调：“为了适应全党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现在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一年半时间内，都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这个学习计划，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同时，这个学习计划要求全党干部健全学习生活，提高理论兴趣，以便为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学习政治经济学做好准备。”（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12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为了进一步完善党员干部的知识结构，中共中央还于1954年制定了《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该《计划》规定：马列学院的培训课程是中共党史、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党的建设；中级党校的培训课程是中共党史（包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联共（布）党史”第九章至第十二章或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部分、党的建设、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注：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下册，251、253页。）直到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仍然强调：“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395页。）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围绕自身的中心工作学习马列经典著作，既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也解决了实践中的诸多难题。正是在学习经典著作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的过程中，党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3.在“学习”中确立“共同话语”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开展学习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学习中确立“共同话语”，使马克思主义由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正因为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指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80页。）

直到1957年，毛泽东仍然强调：“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273页。）

事实上，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也只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才能转变旧有的思想观念，树立无产阶级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进而在思想上与中国共产党走到一起。这就赋予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开展的学习活动一个新的历史使命。

第一，通过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的学习，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话语”。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看待中国革命，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学说，如何评价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是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亟待中国共产党去解释回答。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回应人们心中的疑惑。

如前所述，早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号召人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并强调“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399页。）。于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热潮。

为了提高学习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党中央还于1951年2月发布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该《决定》明确指出，理论学习应当是循序渐进的：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识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即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常识（包括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生平的事迹，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生平的常识；第三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注：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下册，51~52页。）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变得更具操作性，符合人们学习的一般规律。

这一时期学习的相关书籍主要有：于光远译的《从猿到人》，沈志远的《社会形态发展史》，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莫乃群的《历史唯物论浅说》，胡绳、于光远、王惠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等。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观点（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人类社会、劳动群众创造历史）；五种生产方式——阶级斗争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五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观点（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与国家的观点（政治、国家、两种国家、政体）；社会思想意识的观点（社会思想意识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反映、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社会思想意识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提高觉悟与思想改造）等。（注：参见陈占安：《建国之初的理论学习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28）。）

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的学习，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认识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懂得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会被社会主义替代，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学习的过程中，大家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话语”，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如辅仁大学文学院的一位教授说：“过去对国民党不满意，但了解并不清楚。读了唯物史观，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及阶级分析法，才明确知道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腐败是其阶级本质规定的，它之必然灭亡也是合乎规律的。”（注：《辅大教职员的暑期学习》，载《人民日报》，1949-08-06。）青年学生周达正表示：“上了大课，学习社会发展史以后，我懂得了人是怎样进化的，劳动者怎样创造了世界，文字语言又是怎样来的。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瞭劳动的伟大”（注：周达正：《我怎样改变了劳动观念》，载《进步青年》，1949（217）。）。在这场学习运动后，劳动、人民、阶级、革命等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大众话语。

第二，通过毛泽东著作的学习，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话语”。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学会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但对涉及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新中国现状等一系列问题，马列著作毕竟讲得不多。因此，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必然。

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文章《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次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又刊发社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文章指出：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指导自己的各项工作，并通过社会来认识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2月16日和3月5日，《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了《〈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和《学习〈实践论〉，提高新中国学术水平》两篇社论，强调毛泽东的《实践论》是我们宣传唯物论的伟大旗帜，是一切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的指导原则。

自《实践论》之后，《人民日报》又于1952年4月1日发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4月19日，艾思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一文。文章认为：“《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长期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达到的理论总结。”“我们应该借此学习的机会，进一步努力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进一步锻炼我们应用唯物辩证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艾思奇全书》，第5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由此，全国掀起了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热潮。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于1950年5月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以中央名义编辑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毛泽东选集》，在全国发行出版。1951年4月，出版总署颁布《关于认真做好〈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指示》，强调要规范做好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毛泽东还亲自主持了对新中国成立前内部出版或公开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选集、文集的审阅工作，重新选定篇目，补充文稿，整理文字，加写题解和注释。

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第一批总发行量超过60万册。1952年4月、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又相继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文体基础和直接体现，也是中国革命理论的浓缩。它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出版《毛泽东选集》，广大知识分子学习了关于中国革命、党的方针政策等知识，在立场、价值、观念上向党靠近，从而与党有了可以沟通的“共同话语”。

例如，冯友兰在《学习〈实践论〉的收获》一文中指出：“《实践论》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唯一正确的方法，同时也为学术研究立了一个唯一正确的标准。”（注：冯友兰：《学习〈实践论〉的收获》，载《光明日报》，1951-03-24。）王亚南也在《〈实践论〉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实践论》极鲜明地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世界革命运动，特别是在中国革命运动要求下的新发展。”（注：王亚南：《〈实践论〉的认识》，载《新建设》，1950（6）。）李四光还号召科学界人士“学习毛泽东思想，发展自然科学建设祖国”；他认为只有“唯一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顽强地学习实践论，从而在我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体验马列主义的效用，才能彻底解放并整治我们的思想，才能巩固我们的思想战线”（注：李四光：《学习毛泽东思想发展自然科学建设祖国——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载《自然科学》，1951（10）。）。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次学习运动不仅让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获得了基本的知识储备，而且还使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增强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