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是因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接受过系统的欧美教育，建立有一套西方的价值评价系统。这与马列主义指导思想有明显冲突。中共要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还必须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认同。

1.新社会中的“旧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巩固政权、恢复经济之际，对知识分子问题格外重视。据统计，全国知识分子有20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5.4亿的0.37%，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人左右。如何处理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涉及教育文化、经济财政、意识形态以及政权稳定等诸多问题。

当时知识分子的构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群体：一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先后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人数不多，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核心和骨干，并且其中大部分人从事党、政、军或其他事业机关工作。二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包括各类专家、学者、教授、作家、医生、工程师、记者、教员等。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三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广大青年学生。（注：参见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166页。）所谓思想改造主要是针对后两者而言的。

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旧知识分子大都没有直接参加革命实践。但他们绝大多数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不同程度的革命性。新中国成立后，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靠近党组织，在政治上要求进步，了解党的政策方针。但是，也应看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因为大多数出身于封建剥削家庭，长期受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教育，长期在旧社会工作生活，他们的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思想的痕迹。他们对新社会的一系列新变化，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应该说是较为复杂的。总体而言，存在着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对新中国积极向往，满怀希望。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由衷钦佩。正如从美国回来的老舍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说道：“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对于新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说，总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政府好。”（注：《老舍给美国友人的信》，载《十月》，1988（4）。）

第二，有个人主义、超阶级超政治的思想倾向。这一群体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坚持独立治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坚持“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对政治没有太大的热情。“为了保持己身的干净和心理的安宁，于是决心献身学术，埋首陈篇，这自然会走到厌恶政治的路上，而对政治采取超然的态度。”（注：聂崇歧：《我为什么热望参加政治学习》，载《光明日报》，1951-10-28。）金岳霖说：“我讨厌法西斯主义……反对蒋介石，赞成共产主义，但这个‘反对’与‘赞成’都只是口头上的反对与赞成。我根本不愿意有政治上的行动。”（注：金岳霖：《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载《光明日报》，1951-11-10。）

第三，少数怀有“怀疑、观望、等待”的心态。新中国成立后，初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并不被广大民众所了解。加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歪曲、丑化宣传，一时民众还有怀疑甚至偏见心态。正如南开大学教授刘毅然指出：“老实说，刚解放的时候，我对共产党确是不了解，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总以为这不过又是一次的改朝换代，夺取政权，摘下青天大白日，挂上镰刀斧头，一个党下去，另一个党上台，就像英国这次改选一样，区别不见得有多大。所不同的不过是从前走英美路线，现在走苏联路线。”（注：刘毅然：《为什么我需要改造》，载《光明日报》，1951-11-24。）“共产党怎样呢？除了极少数的先知先觉者以外，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这还是个谜。”（注：季羡林：《朗润琐言》，2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初，处于新社会的旧知识分子出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对新中国抱有欣喜与希望，但是由于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政治态度等因素，帝国主义、封建买办主义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仍然很大。因此，如何让这些进入新社会的知识分子尽快地了解、认识党的政策方针，认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则是中国共产党急需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

2.从团结、教育到思想改造

中国共产党一向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18、619页。）。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党后来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对于长期在农村地区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共来说，如何管理城市工作、恢复财政经济等诸多问题都是难题。而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重要价值显而易见。

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到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当时中共对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就是一个例证。新华社1949年9月16日社论指出：“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11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上述政策妥善安置了知识分子，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也为稳定社会局势和恢复国民经济奠定了人才基础。为了进一步团结知识分子，1950年8月20日，中央政府出台《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明确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同。”（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346页。）这对广大知识分子而言，特别是对于原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从政治上肯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对于争取广大知识分子认同新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在中共看来，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与世界观、价值观毕竟都是资产阶级的，其政治理想也与建设社会主义相冲突，因而必须加以改造。于是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71、74页。）；并强调“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71、74页。）。由此便确立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与前面“包下来”的政策相比，这时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显然偏重于“教育”和“改造”。特别是1953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下，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旧文化的代表，被“教育”与“改造”的要求也随之升级。而自1951年到1955年，从原先批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思想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到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等，从一定意义上说也都是为了实现在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第一，举行训练班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教育。毛泽东指出：“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74页。）党中央要求各地军事管理委员会和政府积极开设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吸收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政治教育。例如，华北大学在北平解放后半年内招收新学员15000余人，分批进行政治教育和改造。东北革命大学、华东革命大学等亦招收大量知识分子，分批实施教育。北平市在1949年盛夏举办暑期学习班组织中小学教职员5800余人参加学习。清华大学则采用上大课的形式，举办专题性讲座，对在校学生和部分教职员进行政治教育。（注：参见《新华月报》第一卷第一期，1949年11月，223页。）

第二，组织知识分子参与各种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时期，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数十万知识分子分期分批参加了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社会运动。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广大知识分子增强了阶级意识，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土改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最为深远。1951年2月，毛泽东要求各地“对民主人士应采积极态度，引导他们参加土改等项工作”（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301页。）。广大知识分子在亲身参加土改运动后，普遍确立了新的阶级立场、阶级情感和群众观点。正如艾中信指出：“在掀天动地的土改浪潮中，谁也不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我们或者是被诉苦所感动，引起了阶级仇恨；或者从清算封建剥削启发了斗争情绪；或者看到了农民的高度觉悟而兴奋；或者从老干部的工作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加深了对共产党的热爱。这一切新的事物跑进我们的头脑里，挤走了旧的观念。”（注：艾中信：《土改与思想改造》，载《光明日报》，1950-03-21。）著名医学家金宝善也说：“土地改革确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深刻体会到阶级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改造社会的先决条件。”（注：金宝善：《从土地改革谈到卫生事业》，载《光明日报》，1951-09-15。）

总之，通过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广大知识分子转变了阶级立场，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为联结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政策纽带，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在自我学习与社会实践过程中认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3.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与重塑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也是广大知识分子自我否定与重塑的过程。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根据北大职员暑期政治学习的经验，率先向中央建议在学校全体教师中开始政治学习运动，以提高教职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推动学习的教育改革。9月29日，周恩来应邀到北京大学，向京津各高校的3000名教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总理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对知识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等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并号召大家认真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战士。

周恩来的报告，使广大知识分子备受鼓舞，极大地推动了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马寅初校长感慨道：“周总理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听者莫不感动。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注：马寅初：《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载《人民日报》，1951-10-23。）北师大校长陈垣听了报告后说：“有好些话正中我的毛病，真是搔着痒处，我更觉得要彻底清理自己的思想，老老实实，从头学起。”（注：陈垣：《祝教师学习成功》，载《人民日报》，1951-10-27。）

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北京、天津20所高等学校教师3000余人，开展了以改造思想、改革高校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方式是听报告、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状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此次学习时间为4~6个月，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学习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与反响。

北京等地试点结束之后，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改造随之而来。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184页。）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短评，指出这次运动“必须对各种错误的或不正确的思想，进行严肃的、大胆的批判，必须一方面着重检讨自己，反对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另一方面勇于互相批判，抛弃明哲保身的虚伪的客气”。

与此同时，文艺界的思想改造也开展起来。1951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自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由教育界扩展到其他领域，成为全国范围的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这场运动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在这场运动中，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受到了极大震动，他们纷纷反思、批判自己的旧思想，努力认同新政权和主流意识形态，同时知识分子本身也以新的社会面貌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第一，它使知识分子转变了政治立场，增强了阶级觉悟和爱国情感。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学习和社会实践，知识分子普遍肃清了原来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旧思想，转变了阶级立场，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提高了政治觉悟，认同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例如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戴芳澜在检讨、清算自己原先的“超阶级思想、纯技术观点、个人自由主义”之后，感觉自己“好像洗了一个澡，去掉很多障碍，精神上倒很痛快”。他说：“经过清算后我不但没有丧失反而增强了自信心。因为我肯定我是能为人民服务的，而且有这个决心。”（注：戴芳澜：《努力改造思想，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从头学起从新做起》，载《人民日报》，1951-11-24。）朱光潜教授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从前我未尝不自以为这是为教育，为学术，现在细加检讨，才明白我孳孳不倦的首先是为我自己个人的利益，为名利，为地位，实际上并非如自己所想的那样清高超脱。”（注：朱光潜：《努力改造思想，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载《人民日报》，1951-11-26。）

第二，它使知识分子较为普遍地产生了“原罪”感和自卑感。很多旧知识分子出身于旧社会，接受过旧式教育，并且有过西方留学背景，他们的知识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都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存在矛盾的地方。批判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教育知识，使得知识分子普遍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抱有自卑心理，产生了“原罪”感。

例如季羡林回忆说：当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注：季羡林：《怀旧集》，20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但运动方式的简单粗暴，也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感情。如北京大学傅鹰教授在事后回忆思想改造运动说：“前几年，大学里的萁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地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地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过气来。”（注：转引自叶冈：《说实话要比歌功颂德好》，载《文汇报》，1957-05-19。）

第三，它使知识分子以新的姿态参加工作，对生活抱有新的希望。从根本上来说，思想改造是一次带有政治运动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通过这次运动，知识分子懂得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新社会之所以不同于旧社会，就在于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对此，周恩来在1956年1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曾予以积极评价：“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周恩来选集》，下卷，163、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总之，这是一次在知识分子中学习和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是一次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引导和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的运动。它对于帮助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习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转变立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的人生观，实现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注：参见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