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民族危机背景下的伦理冲突

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炸开了古老中国紧闭的大门，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大清帝国进入晚清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70余年，清政府几无宁日。在历次侵华战争中，西方列强不仅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民，而且还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旧的伦理秩序逐渐瓦解，新的伦理秩序缓慢萌芽并不断生长。

一、独立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

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就是认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认识中国近代一切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鸦片战争前，中国是独立的、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利丧失殆尽。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遭到了严重破坏。近代中国虽仍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没有完全成为别国的殖民地，但其政府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无一不受到列强的操纵和控制，各大国代言人——驻华大使已然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美国公使田贝就曾说过，他们经常教训清政府的大臣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一定不许做。由此可见，徒有虚名的清政府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殖民地化了。

西方列强的侵略彻底颠覆了清王朝的天下观念。鸦片战争以前，大清帝国虽衰相尽显，潜伏着众多危机，却自以为是强大的。因其闭关锁国的政策，国人多盲目自大，以“天朝上国”自居，自视“蛮夷之邦”皆依大清而生：“各国有求于中国，非中国有求于各国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4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与外国进行“通商”，只不过是“天朝”对“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天朝”的士大夫们安逸地沉醉在自己的迷梦中，如醉如痴，不能自已。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愿意去相信，除“天朝”以外，还有其他先进文明国家而非“蛮夷之邦”的存在。鸦片战争以后，大清帝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纳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正如马克思所指：“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注：同上书，692页。）。

将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最终目的，但由于中国人民顽强持久的抵抗，以及西方列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征服中国，更不可能共同瓜分中国。如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中，中国人民以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沉重地打击和教训了帝国主义者，粉碎了他们瓜分和灭亡中国的图谋。八国联军统帅、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就提道：“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因此，他得出结论：“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孙中山先生也对此作出评价：义和团“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注：同上书，34页。）。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是当时爱国人士对时局发出的悲愤呐喊。清朝咸同年间，有人针对上海租界的情况作《夷场行》，借此表达自己深沉的愤懑和怀旧的苍凉：“人间何地无沧桑，平填黄埔成夷场。高高下下嘘蜃气，十十五五罗蜂房。青红黄绿辩旗色，规制略似棋枰方。门前轮铁车硠硠，人来辟户摇锒铛。倒映窗牖颇黎光，左出右入迷中央……圣人先见在故府，烟尘海上天苍凉。惶惑万怪有消歇，大风去垢朝轩皇。”这种感情在一个被侵略的民族心中是持久存在的。一百多年来，国人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声讨、批判和谴责不胜枚举，这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必要部分，也是裁决历史上正义和非正义的重要证据。然而，伦理观念并不能说明历史的全部。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有这样一段经典话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质言之，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在给我们带来无尽痛苦的同时，无意间也给落后的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使中国人得以见其所未见，闻其所未闻。近代力主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如容闳、洪仁玕、康有为等人，就是通过租界获得对资本主义的第一直观印象的：“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1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有羡慕就有比较，有比较就有反思，有反思而后才有改革的思潮和实践。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兴起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虽然经历了数次改朝换代，但基本的社会生活方式并未出现过重大变化。尽管明朝中叶以后，我国封建生产方式内部已经开始出现某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它还一直处于萌芽状态。诚然，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强力入侵则中断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自然演化过程，促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正如毛泽东所言：“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具体而言，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耕与织的分离，二是农产品的商业化。

“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也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侵略所取得的特权向中国市场大量倾销洋布、洋纱等生活用品。由于洋布、洋纱是廉价的机制棉纺织品，其生产成本远低于用手工生产的土布、土纱，因此人们便不再自己纺纱织布，而是将棉花投入市场，以换取洋布、洋纱。这对号称“衣被天下”的东南沿海纺织业造成了极大冲击，“松江布市消减大半”，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逐步破产，最终导致了耕与织的分离，这是封建自然经济解体的重要标志。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对此就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治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注：郑观应：《纺织》，见《盛世危言》卷八。）

鸦片战争以前，随着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我国也出现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现象，但仅限于棉花、茶叶、丝绸等。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对华经济的进一步扩张，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大豆、芝麻、面粉、花生等相继被卷入世界市场。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制造商品，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了各种加工厂，如制糖、制面粉、制茶、打包等类的工厂，还设立了火柴厂、肥皂厂、制药厂、玻璃厂、造纸厂等轻工业厂家。这些工厂规模较小，在市场上还不具备垄断的作用，但却是外国资本主义在特权保护下最早在中国进行的资本输出。在这种局面的刺激下，一些土地所有者不得不面对农产品的市场化，自觉地调整种植结构以增加收入，从而为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敲响了丧钟。

自给自足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客观上也创造了日益扩大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一些拥有货币资本的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开始对投资新式企业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洋务运动后期，在“自强求富”口号的影响下，清政府以及民间商人开办了诸如造船厂、缫丝厂、棉纺厂、面粉厂、火柴厂等一大批近代企业。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这些企业为了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不得不内外攀缘、左右依附，始终没能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尽管如此，它们还是缓慢地发展起来了，并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奠定了阶级基础。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视商业为末业，视商人为末等公民。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中国社会以后，要求发展工商业、提高商人地位的呼声日益高涨。清政府为奖励工商，还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工商业者凭借一定规模的资财即可获得爵禄。在这样的氛围中，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从厌洋排外变为崇洋，从贱商变为崇商。一个老秀才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33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生产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也相应地带来了社会生活方式的种种变化。据上海《法华乡志》记载，“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矣”（注：《近现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3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由于城市生活的发展，人们在衣着等方面开始追求时尚，在通商口岸等开放城市，整体社会风气也较为开化：“光绪年又渐尚短衣窄袖，至季年，马褂不过尺四五寸半，臂不过二三寸，且仿洋装，制如其体。”（注：同上书，331页。）当然，这种变化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广大的农村地区依然维持着传统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

三、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变迁

儒家思想曾是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文化，对中华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鸦片战争以后，儒家思想依然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将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国，“传教士与商人一起东来，但由于传教士比商人更具献身精神，因此，西洋宗教在中国登陆之后，比商品走得更远，甚至深入穷乡僻壤”（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大量涌入中国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据研究统计，1876年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有473人，1889年达1296人，至1910年已超过5000人。（注：参见[加]许美德等：《中外比较教育史》，朱维铮等译，6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并非限于教义的宣传，他们更肩负着传播西方文化与制度的使命。传教士们在中国创办报刊，译介和宣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情况等等，并认为“他们所带来的信息，不仅可以解决中国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问题，还能解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注：《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序言。）。

另一方面，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一批爱国仁人志士开始思考“中国因何而败”的深层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以林则徐、魏源、严复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力求知己知彼。林则徐在1841年即组织翻译了英国人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书中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状况。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的目的。1841年，浙江巡抚刘韵珂在总结战争失利的原因时指出：“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注：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9世纪60至70年代，以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地方督抚为代表的、以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清政府的支持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口号，意在保留中国文化之本（即纲常名教）的基础上，着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工艺、器用文物。正如李鸿章所说：“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由此可见，洋务派的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承续，后人将这一观点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经1861年的洋务自强运动，再到1895年的甲午海战失败，这一阶段主要是“经世致用”观念的复苏。这时，我们承认在器物上不如西方，于是开始向西方学习，走坚船利炮之路，开始了传统文化的转型之幕。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观念理性化的标志。但这种实践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在精神深处，无论是林则徐、魏源等人还是后期的洋务派，都始终坚持认为中国文化要优越于西方文化，因此他们主张“中体西用”论。“中体西用”论的首创者冯桂芬在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以后，提出了“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的观点，冯桂芬的“本辅”说构成了“中体西用”论的基本框架，为准备引进西方技术的洋务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