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伦理冲突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大变迁时期或社会大过渡时期。1901年，梁启超先生就曾在《过渡时代论》一文中指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载《清议报》，1901。）过渡时代是充满希望的时代，没有过渡就没有进步。然而，过渡时代又是充满危机和挑战的时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来社会发展相对停滞的国家，更是如此：“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风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注：李兴华、吴嘉勋主编：《梁启超选集》，16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对这一时期而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其最大的特点，千百年来的宗法血缘关系和小农自然经济因此受到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严重打击，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资产阶级和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前仆后继，依次登上历史舞台，并最终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烈、最为屈辱的一百年，也是人民群众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冲突中，从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出发，不断进行道德选择而引起伦理思想剧变的一百年。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是马克思在论及观念的产生及其本质时所讲的一句话。这句话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研究某一伦理思想时，决不能从思想家头脑中的“自我意识”寻找根据，而应该从社会存在和人们的实践出发，来说明人们思想形成发展的一切。不是思维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应该是我们研究任何时期伦理思想的万能钥匙。因此，要准确把握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伦理思想，就必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变化来寻找端倪。如果将这一百年来的社会发展与道德变迁结合起来考虑，可以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五个时期：鸦片战争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将在第二章详细阐述，因此在第一章就不做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