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做任何研究之前，首先必须回答的是：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这其中暗含了该论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就我而言，之所以关注1978年以来中国报纸新闻文体的发展史，主要基于两个层面的考量：
第一，个人“困惑”与专业“论题”的勾连。
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观点，从“环境中的个人困惑”与“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的契合处着眼的选题往往具有研究价值。在米尔斯看来，“环境中的个人困惑”是桩“私人事务”，即指“个人经历和在一定程度上意志活动所直接接触的社会环境困扰”；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则是桩“公共事务”，它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一个论题往往包括了制度安排中的某个危机，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矛盾’或‘对立’”。对研究者而言，依据个人困惑发现的问题，常常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但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只有从社会结构中寻找的论题，才具有公共性。这是因为：“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所以，要理解许多个人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超越这些变化来看待它们。”（注：[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7~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简言之，只有从“个人困惑”与“公众论题”的契合处思考、发问，才能提出有价值的“真问题”。与此相类似，我在寻找研究论题的过程中，就时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牵引。略微有所区别的是，米尔斯所谓的“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在我这里则被置换成了“应用新闻学领域的论题”。
一直以来，我在应用新闻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心头常常积淀着些许挥之不去的疑问。譬如：“为什么新闻业务研究总是难以深入？新闻业务教学是否就应该是单纯讲授各种采访技巧和体裁写作技法的‘术’？”由此延伸出的问题则是：“新闻文体为什么会以现在的这些样式呈现？究竟是哪些因素促发了新闻文体的演变？新闻文体发展的背后又蕴含了哪些规律性的质素？”凡此种种的问题构成了我关于应用新闻学领域的“个人困惑”。
与此同时，随着阅读与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自己的“困惑”又似乎与应用新闻学领域的某些“论题”有着某种关联。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写作研究基本循着“纵”与“横”两个向面展开，但二者的研究并不均衡，横向的写作技法研究至今仍占据了新闻写作研究的主流地位。对此，早在1983年，我国著名新闻学家王中先生在为《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一书所做的“序言”中就曾表达了这种担忧：“新闻写作课，这些年来，基本上讲的是各种体裁的写作方法。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新闻写作技能是必要的。但从多年的实践来看，仅仅从‘横’的方面来讲新闻写作的体裁还不够，容易使学生对各种体裁的认识僵化，不知其来龙去脉，不知其相互关系，不知其向哪个方面发展。”（注：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1815—1949）》，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完满的解决：“一些人喜欢把研究精力花在不同体裁细小的区别上，为某一概念常常争论不休。实际上，如果对新闻报道的基本原理不明晰，对新闻报道的整体驾驭能力不强，越是在细枝末节上花费精力，就越难形成完整的新闻观，就越容易犯教条、僵化、狭隘的错误。”（注：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7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基于此，“如何拓展新闻写作研究的方式与方法？如何提升应用新闻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就成为了应用新闻学研究领域的“专业论题”。
当我将“个人困惑”与“专业论题”相勾连之后，一系列“真问题”逐渐凸显，论题的价值也越发清晰。我认为，从纵向维度考察新闻文体的发展进程，借此来观照社会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读者接受心理的变化、记者文体意识的转变等，也许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解决“个人困惑”及至“专业论题”的一条研究“进路”。
第二，论题本身的研究“张力”。
能够以新闻实务问题为切入点，贯穿历史新闻学、理论新闻学与应用新闻学三大领域，论从史出，理论与实践结合，这是我心目中关于应用新闻学研究的某种境界。作为新闻学的三大领域，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原本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是研究者为了研究问题的便利才做了这样的划分，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在研究中可以割裂彼此的联系，孤立地进行研究。诚如有学者所言：“科学家们像解剖人体一样，把自然界分成许多独立的部分，然后对每一个部分孤立地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但是如果把它当成唯一合理的方法，对事物仅仅进行孤立、静止的研究就会堵塞了自己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注：齐振海：《认识论新论》，13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事实上，新闻学三大领域不仅难以截然分开，相反，彼此相互纠结、纵横交错，建构了新闻学知识体系的立体“网状结构”，而置于这张“知识网”中的一些“结点”可能就具有一定的研究“张力”。因此，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维度来研究新闻学，但从本质上看，新闻学研究的最终归宿在于将特定的研究对象置于一个整体性的框架内进行整合研究，才能充分发掘其中的研究张力与价值。对此，新闻学家宁树藩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作了这样的思考，录下，引以为据：
大约在80年代初，我在考虑改进新闻科研时，发觉问题不少。其中最突出的是各门学科各自为战，作封闭式的研究，应当改一改才好。新闻学的三个分支学科：新闻学原理、新闻史学、新闻应用学（采写编评摄等），本来是一家，一个根，一棵树上长出的三个分枝。三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相互推动、互为表里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常言道：论自史出，史从实践来，实践靠理论指导。这句话反映了三者的密切关系。虽然这三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和规范，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应当作总体性考察，应作点跨学科的对比性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弄清本学科的性能和历史方位，作出有深度又有广度的阐释。（注：宁树藩：《序》，见桑义燐：《新闻报道学》，1~2页，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
在我看来，关于“新闻文体发展史”的研究应该能够具有整合研究的潜质。这是因为，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报纸新闻文体的发展脉络，这背后既蕴藏着深邃的新闻观念的变化，涉及新闻理论内的诸多问题，同时，也具有史学的价值，还浸润了业务层面的质的规定性。三大领域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博弈，一个研究论题具有这样的研究张力，是我非常期盼的。虽然我知道自己的功力、学识也许并不能够达到这样的研究境界，但起码可以作为我努力的方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综上所述，本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即凸显出来。
一方面，作为新闻业务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闻文体发展研究不仅是勾连新闻学研究中“学”与“术”的一个重要契合点，也是应用新闻学领域的一条基础性研究“进路”。具体来说，本选题的理论价值在于：
（1）在我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历时性地审视报纸新闻文体的发展脉络，可以从理论上厘清新闻文体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以及文体演变背后的规律性因素，进而勾勒出新时期我国新闻观念的演进轨迹。
（2）立足历史视域的新闻文体研究，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不仅能够夯实此类研究的基础，还可以平衡应用新闻学领域中纵、横两个维度的研究，研究取向上也切实给予了历时性研究以应有的重视。
（3）在新闻文体乃至应用新闻学研究中，规范性（normative）研究居多，描述性（empirical）研究偏少，同时，“应然”研究与“实然”研究常常出现割裂的状况。这样，往往容易导致此类研究中化约主义倾向的出现。而且，研究视野也趋于单一，多将新闻文体置于新闻业务层面从体裁写作技法角度加以研究，理论视野不够开阔。本论题所采取的整合性研究思路，就是旨在跳出这类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寻求理念与方法论层面的延展。
另一方面，作为新闻学三大研究领域之一，应用新闻学与新闻实践联系最为紧密，不仅以专业视域观照现实问题，还规范并指导着新一轮的新闻实践。因此，“源自实践、回归实践”是本研究的实际意义所在。
（1）如果说，传统偏重新闻体裁写作技巧的研究，意在让我们“知其然”；那么，关于新闻文体发展的历时性研究则旨在让我们“知其所以然”。这样，则可以从整体上为新闻工作者勾勒出新闻写作理论、历史与实务的“知识地图”。
（2）针对应用新闻研究难以深入的研究现状，本书将新闻文体视为新闻学“网状结构”中一个具有立体张力的“结点”，借此“打通”新闻学研究的三大领域。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应用新闻学研究的理论色彩与历史质感，拓展此类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有助于加强应用新闻学研究对于具体新闻实践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3）本研究从现实的诸多问题切入，其最终归宿也必然要落实到实践层面，亦即为了从另一个向度来探寻报纸发展的未来走向。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互动电视等传媒新技术的长足发展，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未来备受学界和业界关注。尤其在2005年中国报业经受了“广告严冬”，2006年“媒介融合”概念引入国内之后，报业发展进入“拐点”，“报纸消亡论”的观点也再次得到强化，有研究者甚至言之凿凿地预测报纸退出历史舞台的具体日期。笔者以为，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肯定抑或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纸新闻文体的发展脉络也反映了报纸对各类挑战的一种因应。那么，这其中究竟有无规律可循，则是本书的指归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