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框架视野中的传者图像
新闻框架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1）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研究媒体框架如何被建构；（2）从内容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媒体框架是什么；（3）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受众如何接收和处理媒介信息，即受众框架。（注：参见陈阳：《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载《国际新闻界》，2007（4）。）可以说，在每个领域中，都或隐或显地闪动着传播者的身影。由于实践和认识论的差异，与特定领域相关（但不完全对等）的框架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范式：批判范式、建构主义范式和认知范式。（注：See P.D’Angelo，“News Framing as a Multiparadigmatic Research Program：A Response to Entma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2，2002，pp.870-888.）不同范式秉持特定的框架观，以不同方法考察对象，对传播者新闻框架的形成与作用给出不同解说，描绘出各异的传者图像。
需要说明的是，中西成果的分布并不均衡。英文文献中重要的专著有数十部，期刊论文数量众多。笔者以学术论文数据库EBSCO、SAGE和JSTOR等为检索平台，选择10种欧美重要的传播学英文期刊，以标题词“framing”和“frame”搜索新闻传播类论文（截止时间为2013年3月），收集到的论文篇数超过了200篇。（注：具体包括：《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季刊》（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46篇，《传播学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0篇，《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31篇，《大众传播与社会》（Mass Communication&Society）15篇，《哈佛国际媒介政治学期刊》（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12篇，《传播学探究》（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11篇，《国际传播学学报》（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21篇，《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23篇，《欧洲传播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4篇，《加拿大传播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篇。）鉴于西方论文发表的难度和期刊本身的规格，这一数字可说明西方框架研究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不同范式的区分主要体现于英文文献中，中文文献中较少相关专著，期刊论文与硕士论文虽多，但高水平的成果有限，也还没有形成明显的范式。因此，本部分综述将英文文献按范式分类，分别讨论；对中文文献则不按范式分类，择要讨论。
一、批判范式：受社会结构限制的传播者
框架研究批判范式的主要特征为：以批判为基本立场，将框架置于新闻生产过程之中，考察其来源、建构机制及社会影响，检视社会结构与媒体传播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范式集中于新闻生产和内容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质化研究为主，如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话语分析。这是框架研究起始期采用的主导范式，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生产新闻”研究浪潮中的几部代表性作品，如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做新闻》、吉特林（Todd Gitlin）的《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均属此类。
批判范式将触角探伸至传播者的认知和意识，寻找其形成根源。塔奇曼着重分析的是宏观层面的传播者——新闻行业整体。她试图揭示，社会结构与新闻业的互动造就了新闻生产环节中无处不在的框架，从而将日常生活中偶发的事实变成了新闻这种具有现实时空的“故事”。新闻生产的空间网络、时间节奏、题材分类，记者与消息源的交往模式，新闻文本的表达和叙述形式……种种新闻业常规（routine）在新闻采编实践中，依社会结构限制形成，新闻就是一种框架，“依赖并再生化了制度化的结构”（注：［美］塔奇曼：《做新闻》，19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是一种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一种使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变得模糊化进而合法化的手段”（注：［美］塔奇曼：《做新闻》，4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吉特林则从新闻业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之中透视传播者，认为“媒介框架是在认知、阐释和表达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排除的持续统一的模式。经由这些模式符号，操控者惯常地管理话语（包括口头及视觉）”（注：T.Gitlin，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7.）。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大众媒体先是运用琐碎化、两极化、边缘化等架构手法，后期又增加了依赖权威新闻源、强调共产主义的存在、强调示威行动中的暴力等手法，对运动蓄意贬低。吉特林认为，这些框架的根源来自意识形态霸权。是霸权“为通常的新闻规定必须报道的事件制造标准的假定”（注：T.Gitlin，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264.），这些标准渗透形成媒介组织的运作常规，帮助记者快速、常规地处理大量信息。
在具体新闻事件报道中，媒介框架往往是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结构的缩影。在涉及政治、性别、代际等议题时，这一特点尤为突出。如塔克（L.R.Tucker）分析了对时尚品牌Calvin Klein广告运动的新闻报道，发现媒体运用“儿童色情”框架，制造了一种包括代际平等、中产阶级道德和父权观念的政治话语的元叙事，其社会根源则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和“婴儿潮”时代背景。（注：See L.Tucker，“The Framing of Calvin Klein：A Frame Analysis of Media Discourse about the August 1995 Calvin Klein Jeans Advertising Campaign，”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15，1998，pp.141-157.）阿哈万马吉德（Akhavan-Majid）等比较了中美报纸对1995年北京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报道，发现在各自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美国报纸普遍运用反共产主义和反女性主义的框架，中国报纸普遍运用提倡女性平等的框架，显示出意识形态在国际新闻架构中担任首要角色。（注：See R.Akhavan-Majid&J.Ramaprasad，“Framing and Ideology：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S.and Chinese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Fourth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Women and the NGO Forum，”Mass Communication&Society，1，1998，pp.131-152.）伍（J.Woo）对比分析了韩国1987年、1992年两次总统选举的电视报道框架，发现与官方电视台KBS相比，私营的SBS在1992年大选中提供了若干不同的声音。但总体上两次大选的报道框架基本与统治党的视角保持一致，在边缘化反对党、缩窄政治话语光谱方面，KBS和SBS惊人的一致，显示出在媒介系统依旧被政府和精英控制的条件下，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新闻不可能有本质性的变化。（注：See J.Woo，“Television News Discourse in Political Transition：Framing the 1987 and 1992 Kore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Political Communication，13，1996，pp.63-80.）
在批判范式中，新闻框架既限制意义，也制造意义。新闻的公共性特征，使其生产的新闻图景成为人们理解、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依据。由于新闻业与外部世界持续、复杂的互动，其对社会建构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新闻从制度结构中产生，又制造了制度结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塔奇曼指出，新闻就是一种框架，新闻生产的行为“是现实本身的建构而不是现实的图像的建构”。
总体来说，批判范式研究中的传播者，主要处于“被架构”、“被结构”的地位。传播者对新闻事实的认知及呈现主要由新闻业的外部关系决定，其中最为根本的是主导性意识形态、霸权、社会制度，加上历史因素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文化观念等。借由新闻惯例，记者采用主导意识形态规定的框架来传递有关议题和事件的信息，将政治经济精英所持的价值视角传播给受众，使得新闻的呈现常常与偏见、歪曲、不公正相联系。虽然这种限制并非单向的决定与反映，但传播者的形象显然偏于被动，新闻专业主义更多地被认为是社会统治阶层的同盟，缺乏独立与自主。吉特林曾说，记者们把新闻置于一个同整个社会制度相一致的框架之内，“通过日常的重复工作维持着这个主导性框架。他们的自主，也是霸权体系约束下的自主”（注：T.Gitlin，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269.）。这悲观的论调，是批判范式的典型注脚。
二、建构主义范式：公共协商的中介与参与者
建构主义范式的主要特征是：将新闻传播视为社会行动主体进行话语竞争和协商、共同建构新闻话语的过程；着重研究不同行动者所“赞助”的框架经由何种机制转化为媒介框架，进而影响公众认知及公共政策制定。这一范式以内容研究为核心，有时延伸至效果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兼用质化（如话语分析）和量化（如内容分析、受众调查）方法。该范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与社会运动相关的传播研究领域。
建构主义范式中，政府精英、利益团体、社会运动组织、媒介等被视为不同行动者，共同参与到新闻话语过程和框架建构中来。如社会学家加姆森（William A.Gamson）认为，事件意义的阐释是通过分类组织的包裹而非零散的项目实现的，阐释包裹含有隐喻、警句、视觉形象等象征手法，其中心组织思想就是框架。他与莫迪里阿尼（A.Modigliani）研究了1945—1989年间美国核能话语的变迁，发现文化共振、行动者“赞助”和媒介实践共同形成了各时期的不同框架，建构起核能的不同意义，是理解公众核能舆论形成的关键语境。（注：See W.A.Gamson&A.Modigliani，“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5，1989，pp.137.）潘忠党与考斯基（G.M.Kosicki）认为，架构是一种公共协商策略，为了争夺话语权、达成政治传播目标，行动者通过有策略的架构使自己提供的信息及框架被媒介传播给受众并获得认可，这同时也是行动者架构自我、再造作为“话语共同体”的自己的过程。（注：See Z.Pan&G.M.Kosicki，“Framing as a Strategic Action in Public Deliberation，”in From S.D.Reese，O.H.Gandy，Jr.&A.Grant（Eds.），Framing Public Life：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2001，pp.35-65.）
大众媒介主要被视为社会行动者进行框架竞争的场域和平台。意识形态仍被认为新闻框架的来源之一，但不再具有绝对影响。文化资源、受众喜好、架构能力和协商过程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到框架建构。如斯诺（D.A.Snow）和本福特（R.D.Benford）等指出，社会运动组织设法将其框架阐释与公众认知框架相联结，利用框架沟通、放大、延伸和转化等方式，使二者融合、互补，以达成对个人的微观动员。（注：See D.A.Snow，E.B.Rochford，Jr.，S.K.Worden&R.D.Benford，“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Micromobilization，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1，1986，pp.464-481.）不同社会行动者具有不同的架构能力，虽然政府精英与大企业集团具有资源优势，但其他行动者仍然有自己的空间。通过框架建构，不同的行动者能够针对议题展开集体公开的推理和讨论，即公共协商。西蒙等以1997年美国卡车司机抵制联邦邮包服务公司的罢工事件为个案，发现媒体报道中包括双向或多元框架，框架有持续性和一定的交换性，部分达到了公共协商的标准。（注：See A.Simon&M.Xenos，“Media Framing and Effective Public Deliber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17，2000，pp.363-376.）受众也是框架建构中的能动参与者。如纽曼（W.R.Neuman）等发现美国媒介报道与民众认知中共同存在五种框架——经济、冲突、无权力感、人性冲击、道德，只是比重有所不同，显示出共同知识的建构是通过媒介、受众和议题三者互动形成的，是一个极具阐释性的过程。（注：See W.R.Neuman，M.R.Just&A.N.Crigler，Common Knowledge：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可见，话语是所有行动者共同建构的，框架不再是坚实不变的霸权观念，而是在话语争斗过程中形成的有包容性的认知结构。
在建构主义范式中，传播媒介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框架建构者，主要依据其新闻专业理念而进行框架建构。加姆森认为，赞助者的主动不意味着新闻从业者的消极，记者的从业理念与实践为架构过程添加了相当的价值。虽然许多美国新闻是受官方新闻源制约形成的常规运作的产物，但新闻专业理念（特别是平衡观念）为反官方话语包的采纳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有学者指出，面对互相竞争的源主体框架，媒介采用某些框架而不是另一些，社会结构仍然起到关键性作用，某些群体的民主机会和意见表达仍受到威胁。具体表现为：（1）新闻框架抑制了经济贫困群体的资源；（2）阻碍了个人的政治自觉性；（3）挫败了社会运动组织的目标；（4）为政策争论设置了不一定与民主观念相一致的参数。（注：See P.D’Angelo，“News Framing as a Multiparadigmatic Research Program：A Response to Entma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2，2002，pp.870-888.）
总体来说，建构主义范式提供了不同视角的传者图像。新闻媒介身兼双重角色：一是作为信息制造者为各类赞助者提供反映其意见立场的空间，二是提供自己的框架。这一范式重在研究传媒如何在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互动协商中建构起框架，对传播者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认可其一定程度的能动性。
三、认知范式：受众心理的强力影响者
认知范式的主要特征是：继承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传统，探讨新闻文本框架如何影响受众对事实的认知、态度及决策行动。该范式主要集中于传播效果研究领域，采用量化实证研究方法（尤其是心理学实验方法），测量新闻文本对受众的架构效应（framing effects）。与其他效果研究理论相比，架构效应研究为传受关系提供了不同的看法与解释。
多个学科领域都开展有架构效应研究，其学术源头可追溯至心理学家凯尼曼（Daniel Kahneman）与特威尔斯基（Amos Tversky）。他们在案例实验中假设美国将受某亚洲流行病的侵袭，可能导致600人死亡。实验发现，当以“获救”框架陈述提问时，会导致决策中的风险规避倾向；当以“死亡”框架提问时，会导致决策中的风险寻求倾向。这说明文本组织方式（框架）的微妙改变能够影响个体选择，并显示出在不确定情境下，人们的决策具有非理性的一面。（注：See D.Kahneman&A.Tversky，“Choices，Values，and Frames，”American Psychologist，39，1984，pp.341-350.）这些基本观点为新闻架构效应研究所承袭，并结合新闻传播的特殊性进一步展开。
艾英格（Shanto Iyengar）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实在特定议题中，电视新闻框架能影响受众对社会问题形成原因及解决问题的责任归因。当新闻报道以个人化态度来呈现贫穷议题时（片段式框架），受众将贫穷的责任归咎于个人；当报道将贫穷呈现为经济环境和社会政治的结果时（主题式框架），受众认为责任大部分在于社会。而在报道失业方面，框架的变化不会影响归因。虽然新闻架构效应随个人的文化观念、党派所属等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说，新闻框架在塑造政治责任归因方面担任了重要角色，在宏观层面上也对公众舆论有重要的影响后果。（注：See S.Iyengar，Who is Responsible？How Television Frames Political Issues，Chicago，IL，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艾英格的研究将选民个人对社会现象的因果解释（以及由此形成的政策支持倾向）与他们对新闻内容的接触联系起来，启发了框架学者们对舆论、传媒效果等的思考。
后续研究证实，新闻文本框架能够在不同层面影响阅读者个体。普瑞斯（V.Price）等将一则虚构新闻以四种框架（人性兴趣、冲突、个人后果、无框架）分别呈现，发现框架对受试者认知中聚焦和评估暗示的部分有显著影响，说明框架的确被阅读者运用，并在其头脑中激发了特定的思想和感情。（注：See V.Price，D.Tewksbury，E.Powers，“Switching Trains of Thought：The Impact of News Frames on Readers’Cognitive Responses，”Communication Research，24，1997，pp.481-506.）沃肯伯格（P.M.Valkenburg）等发现，框架在某些特定议题中会影响阅读者对新闻的追忆。如对同一则犯罪报道，“人性兴趣”框架的阅读者无法记起该报道的核心信息，冲突、责任归因和经济后果框架的读者则不同。研究者认为这与新闻的感情本质相关，以人性兴趣架构的犯罪报道更有感情冲击力，反而阻碍了受众对信息的追忆。在特殊条件下，框架甚至能够影响受众决策及其采取行动的方式。（注：See P.M.Valkenburg，H.A.Semetko&C.H.de Vreese，“The Effects of News Frames on Readers’Thoughts and Recall，”Communication Research，26，1999，pp.550-569.）沙（D.V.Shah）等人证实，在候选人报道中，与“物质”框架相比，“伦理”框架的阅读者更可能采用“非补偿式”策略。但达成决策需要附加条件，包括需要个人在本议题环境内对至少一个议题形成伦理阐释，以及报道对候选人立场的伦理依据必须有清楚的描述。（注：See D.V.Shah，D.Domke&D.B.Wackman，“To Think Own Self be True：Values，Framing，and Voter Decision-making Strategies，”Communication Research，23，1996，pp.509-560.）
对于新闻架构效应的发生机制，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心理学解释。这些心理学解释中，有些观点得到实验证实，有些尚处于推断阶段，但均显示出架构效应的发生确有心理依据，而且与其他传播效果模式（如议程设置、启动效应、说服效应等）有所区分。认知范式研究也关注到受众个体在阅读新闻时的自主性问题。不少实验成果显示，受众个人的知识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党派、核心价值观等多种因素都会对架构效应产生影响。但总体来说，新闻框架在塑造受众认知方面担任着重要角色，从逻辑上也就可以推论出，传媒在公共舆论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综合来看，在认知范式视野下，传播者建构的符号世界给受众带来的影响是相当显著的，反映的是一种“强传播效果”观。在传受关系中，虽然受众具有一定的协商或对抗能力，但传播者作为新闻框架的提供者，其对受众的影响远远高于受众对媒体的限制。不过，这一范式主要用来解释大众传播的微观和短期效果，基本不关注与媒体框架相联系的一整套政治和文化环境。新闻框架来自何处、与社会制度如何勾连，认知范式研究一般并不涉及。这使得传播者的能动性问题在认知范式中基本成为盲区。有研究者指出，架构效应研究的实用性倾向让一些研究立意不高，“某些权力人物和利益集团从寻求对民意的直接控制转向了通过大众传播影响民众的认知方式以及调节其评价标准中某些因素的权重，来间接地‘操作’民意，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些极具针对性的框选效果研究其实是对权力以‘改善的技术’制造同意进行了有意无意的合谋”（注：欧亚：《试析框选效果研究的现状、问题和出路》，载《国际新闻界》，2008（3）。）。
四、我国框架研究中的传者图像
国内的新闻框架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三类：（1）对国外框架分析研究成果的引介；（2）对框架分析的理论解读；（3）框架理论在中国语境之下的具体运用。（注：参见王玲宁：《国内新闻框架研究现状述评》，载《中州学刊》，2009（6）。）其中前两类研究数量较少，主要目的在于引介和梳理。第三类研究数量占了绝大多数，一百余篇以新闻框架为主题的硕士论文中，绝大多数属于这一类；期刊论文也存在同样的现象。研究者尝试运用框架理论解读传播实践，常见标题模式是《××××的框架研究——以××媒体为例》或《××××的媒介建构：以框架理论为视角》。中国框架研究中的传者图像集中呈现在这一类中。
这类研究的主要特征是：针对某一具体新闻事实，分析考察媒体采用了哪些框架，即从内容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媒体框架是什么。考察的事实类型包括：（1）重大时政事件。如奥巴马访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美南海问题、拉萨“3·14”事件等。（2）重大庆典和体育赛事。如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东盟博览会等。（3）重要社会事件。如邓玉娇案、南平校园暴力案、重庆“钉子户”事件、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等。（4）重要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医疗改革、房屋拆迁、金融职务犯罪等。（5）典型社会群体。如“80后”、高校教师、农民工、弱势群体、自由职业者等。（6）自然灾难。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研究方法通常为内容分析，通过对特定类目（如文体、标题、消息源、高频词等）的统计来确定框架分类及比例分布。较多研究采用对比视角，包括中外媒体对比（如中美媒体的框架比较）、不同类型媒体对比（如党报、都市报和晚报的框架比较）和历时性对比（如不同时期媒体对同类新闻事实的框架比较）等。有关结论虽因分析对象不同而各有差异，但大量论文不约而同地指出：媒介以不同框架建构了不同的媒介图景。
从研究立场和路径来看，这些研究很难纳入前述西方框架研究的三种不同范式之中，但这不等于它们对传播主体没有看法。相反，这异常统一的研究模式传达出大量中国研究者的共同认识。虽然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媒介框架的描述上，对框架建构机制及架构效应的研究较少，但“媒体存在框架”、“不同媒体建构不同框架”本身，已经表明媒介在社会现实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研究者多会指出媒体框架建构尚有不足，存在偏差甚至偏见，应秉持社会责任感纠正这些偏差，以使框架建构更符合现实世界。这更清晰地反映出当前我国框架研究者对传播者角色的基本认知逻辑：新闻传媒以其框架在社会现实建构中承担重要角色→新闻传媒应以合理框架建构社会现实。它隐含了研究者对传播媒介的角色期许：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新闻自身的、重大的、积极的能动作用。
有三个部分的重要的研究成果需特别提及。第一部分是我国港台地区的新闻框架研究。华人学者潘忠党在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年第1期发表的《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对框架理论的源流进行了精当扼要的梳理，综合分析了框架研究三大范畴的文献，提出架构分析“为研究我们如何展开公共生活，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整体考察‘思’、‘言’、‘行’的思路”。台湾地区学者臧国仁在其专著中，系统论述了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对框架的共同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将新闻定义为“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根据各自认定之社区利益所共同建构之社会符号真实”（注：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台北，三民书局，1999。）。一些学者结合台湾地区新闻实践，对框架建构中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陈忆宁以台湾核四议题为例，讨论了公共议题中游戏框架的形成机制（注：参见陈忆宁：《公共议题之游戏框架初探：以核四议题为例》，载《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总72）。核四（台湾于本岛兴建的第四座核电厂）议题是台湾社会影响极大的公共议题，自1980年台湾“行政院”同意兴建第四座核电厂后几度引发社会争执。2000年陈水扁当局上台后开始推动核四停建，再度掀起政治波澜。）；黄惠萍亦以核四案为例，探讨了架构效应与启动效应的相关性，以及媒介框架在个人层次的运作机制（注：参见黄惠萍：《媒介框架之预设判准效应与阅听人的政策评估——以核四案为例》，载《新闻学研究》（台湾），2003（总77）。）；刘念夏提出，民意调查的本质乃是一套民意产制的框架机制，也是一套建构民意的再现系统（注：参见刘念夏：《民意调查与民意产制：一个框架理论的观点》，《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总72）。）。这些文献虽不都直接研究传播者，但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第二部分是内地学者对中国新闻实践中局部的框架建构机制的有益探索。如博士论文中，王辰瑶对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报道架构进行了历时性研究，探讨新闻报道观念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注：参见王辰瑶：《新闻架构与社会变迁——1949年以来我国新闻经典报道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作者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专著《嬗变的新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仍以社会建构论为取向，但改用“叙述”而非“架构”作为核心概念来统领全文，所以不能算框架研究的专著。）吕岩梅以《焦点访谈》为个案探讨社会转型期的框架构建，从组织、个人和文本三个向面，讨论了《焦点访谈》新闻框架的内涵结构及其真实建构。（注：参见吕岩梅：《社会转型期新闻框架真实建构新探——以〈焦点访谈〉为例》，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贾国飚在中西框架对比的基础上，提出宣传框架、和平框架和严肃框架是中国主流媒体的一般性新闻框架。（注：参见贾国飚：《新闻框架研究——中国主流媒体新闻框架的一般性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期刊论文中，夏倩芳、张明新分析了新时期大陆主流报纸中的党员框架和精英框架，发现过度意识形态化之下二者被刻意分离。（注：参见夏倩芳、张明新：《新闻框架与固定成见：1979—2005年中国大陆主流报纸新闻中的党员形象与精英形象》，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陈阳对1963—2003年期间《人民日报》的雷锋报道进行分析，发现不同时期的媒介框架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变化而转变，但宣传目的始终不变。（注：参见陈阳：《青年典型人物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日报>塑造的雷锋形象（1963—2003）》，载《国际新闻界》，2008（3）。）这些发现初步显示出宣传观念主导和专业主义逐步吸纳对中国传媒框架建构的双重影响。
第三部分是对西方媒体报道中国事件的框架透视。如庄曦、方晓红从《纽约时报》对拉萨“3·14”事件的报道中，透视西方媒体“他者化”的新闻框架（注：参见庄曦、方晓红：《全球传播场域中的认同壁垒——从〈纽约时报〉西藏“3·14”报道透视西方媒体‘他者化’新闻框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3）。）；黄敏考察了2009年中美南海舰船对峙事件中，中美报纸新闻框架和社论框架的差异（注：参见黄敏：《“冷战”与“主权”：中美南海对峙的媒体框架分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4）。）；胥琳佳、刘佳莹分析了1971—2009年间《纽约时报》对中国国庆报道所建构的框架（注：参见胥琳佳、刘佳莹：《论〈纽约时报〉中国国庆报道的框架建构》，载《国际新闻界》，2009（10）。）。这些研究共同关注到在跨文化传播中，意识形态、文化、民族集体意识等对框架建构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西交流障碍。第二、三部分成果，呈现了具体领域、特定环节中传播媒介在框架建构中的不同角色。但其中不少研究均隐含着前述所总结的我国新闻框架研究对传播者的普遍认知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