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默尔的“corpus delicti”

在启蒙运动的作用下，审查程序（纠问程序）的原则不断解体，这样，人们开始从实体（或实质）的角度进行观察，从而导致概念相应地产生了变化。在查明“corpus delicti”的时候，人们不再只是问是否发生了具体的犯罪行为，而是考察，是否可将（具体的）事实发生归入一个抽象的犯罪概念之下。18世纪下半叶初期，在德国法学家约翰·萨穆埃尔·威廉·伯默尔（Johann Samuel Friedlich Boehmer，1704—1772）那里，“corpus delicti”这一概念就从有形的视觉客体（Augenscheinsobjekt）精神化为抽象的犯罪概念。依据伯默尔的理解，“抽象的犯罪实情”（veritas delicti in abstracto）之目的在于判定所面对的事实属于犯罪事实，违犯法律的意志方面同样是“抽象的犯罪实情”的内容。故意和过失可使一般意义上的正犯得以成立。换言之，伯默尔大概认为犯罪行为有别于具体犯罪的个体行为人，也就是说，要将服务于证明个体性的正犯成立的情状剔除出去，但他认为犯罪行为和认定一般的正犯成立没有区别。同样的，其他学者也逐渐地将“corpus delicti”概念理解为具有实体特征的概念。[1]可见，伯默尔时代“corpus delicti”的精神化，使之有别于法利那休斯的纯诉讼法上的理解。

注释

[1]参见［德］施魏克特：《贝林以来的构成要件论之变迁》，7~8页，卡尔斯鲁厄，C.F.米勒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