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2.1 有关操作风险计量的研究

对操作风险进行度量是操作风险管理的核心和基础。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结合操作风险对银行资本的要求，提出了三种计算操作风险资本的方法：基本指标法(Basic Indicator Approach)、标准法(Standardized Approach)和高级计量法(Advanced Measurement Approach)。这三种方法在复杂性和风险敏感度方面渐次加强。其中，基本指标法和标准法属于基础方法，均以银行的总收入作为风险代理指标。这两种方法计算简单，但是各类业务收入使用统一的资本因子来估算操作风险损失，没有考虑到不同业务在操作风险上的差异和特性，而且计算出的监管资本一般较高，这样占用了银行过多的资本，不利于商业银行的经营。此外，监管资本的计算不直接与损失挂钩，敏感性差，不能反映各银行自身的操作风险损失特征，使得操作风险管理的优劣奖惩机制不能自动发挥作用。因此，巴塞尔委员会并不鼓励使用这两种方法。对国际活跃银行和具有较高操作风险的银行而言，巴塞尔委员会鼓励采用高级计量法。高级计量法主要利用银行的历史损失数据来计提操作风险资本，更加精确也更为复杂，目前主要有内部衡量法、损失分布法和极值理论三种计量方法。国内外学者对操作风险进行了多方面的计量研究。

2.1.1 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操作风险的高级计量法与管理框架在全球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统一的操作风险度量方法与管理框架被各银行普遍接受。国外对操作风险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操作风险的度量技术、监管的资本要求等方面。Wilson(1995)从理论上分析了如何通过内部、外部损失数据库，运用VaR技术及损失分布法测算操作风险资本，但没有应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Lawrence(2000)分析了在内部数据充足和不充足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基于损失分布法的各种高级测量方法来从事操作风险资本的测算，为银行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科学地测算其所需的操作风险资本提供了较好的思路。Jorion(2000)运用损失分布法具体计算了操作风险所需的资本要求，提出了通过建立操作风险基金来防范操作风险的管理对策，但未对操作风险所需的资本要求进行深入探讨。Shih等(2000)认为，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利用衡量金融机构大小的指标来评价操作风险的方法存在缺陷，因为其最初设定的指标比如公司收入、资产或雇员数量对经营损失数量波动率的解释程度几乎为零。Kuhn和Neu(2003)提出了基于VaR模型的银行操作风险资本金需求的计算方法。McNeil(1999)分析了极值理论在操作风险量化管理中的应用，但只进行了理论分析，没有提出具体的操作风险管理对策。King(2001)提出了Delta-EVT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如何运用Delta因子来测算低频率/高损失事件的损失以及如何运用极值理论从事低频率/高损失事件的操作风险计算。Medova和Kyriacou(2001)运用极值理论，通过对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前后一家欧洲投资银行的交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与其他方法进行比较，验证了极值理论在度量操作风险计量中的准确性，但是损失数据的不足是该方法的一个制约因素。Medova(2001)、Chapelle(2005)和Embrechts等(1997)提出运用极值理论处理重大操作风险，即对样本中超过某一充分大的阈值数据进行建模，以便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观测数据。Jordan(2004)采用美国OpRisk Analytics数据公司从公共信息渠道收集的损失数据，运用极值理论法对大型国际活跃银行所需的操作风险资本金进行了模拟测算，研究表明，大型国际活跃银行需提取 20亿~70亿美元的操作风险准备金，测算结果表明利用外部数据能很好地测算操作风险所需的资本要求。Fontnouvelle等(2006)采用Hill估计法，利用线性回归对形状参数进行偏差纠正，较好地纠正了极值理论上偏尾部的问题，采用这种方法获得的估计不仅合理，而且与早期采用纯外部数据估计的结果相一致。Crouhy等(2004)研究了商业银行究竟应该采取保险还是自保的方式来应对操作风险损失，以及保费和经济资本的替代问题。Hiwatashi(2002)描述了自下而上模型(bottom-up models)的操作风险度量方法，自下而上模型着眼于银行的内部经营状态与操作风险之间的关系。Hubners(2005)比较了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模型的特征及风险驱动因素，从被广泛采用的信用风险模型——Credit Risk模型中获得思路建立OpRisk模型来计算操作风险，虽然该方法对超过的极值计算的准确度不如极值理论方法，但该方法的输入参数很少，适用于操作损失数据缺乏的情况，是量化操作风险的一个新思路。Chavez-Demoulin等(2006)提出了将定量模型中针对损失数据的概率统计方面的技术和极值领域的新技术用于操作风险损失的度量。可以看出，操作风险度量的方法由于角度的不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方法，对操作风险的度量仍然处于一个探索的前期阶段。

2.1.2 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际银行业相比，我国银行业的操作风险管理起步较晚，学术界对操作风险的研究也还处于发展阶段。沈沛龙和任若恩(2002)对巴塞尔协议Ⅱ中关于操作风险资本金计算的理论依据和计算框架进行了剖析。田玲和蔡秋杰(2003)对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度量模型的选择与应用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现阶段中国商业银行应选择的操作风险度量模型，并认为操作风险模型化的趋势应与加强操作风险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巴曙松(2003)分析了操作风险的特点和巴塞尔协议Ⅱ对于操作风险相关规定的演变，并讨论了当前国际金融界通常采用的操作风险衡量方法。陈学华等(2003)分析了POT模型在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度量中的应用，同时也对我国商业银行低频、高危极端事件的度量提供了理论思路。钟伟和沈闻一(2004)介绍了用损失分布法度量操作风险的方法，认为历史数据、损失类型相关程度低及尾部特征难以量化是损失分布法在应用中的难题。樊欣和杨晓光(2005)利用从公开媒体报道中搜集到的中国银行业操作风险损失事件，分别对损失事件的发生频率以及损失金额的概率分布进行估计，进而使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估计出给定置信水平之下操作风险损失的分位数，从而使国内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监管资本的计算成为可能。张文和张屹山(2007)以我国某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自1988年到2002年间的操作风险暴露的事件为样本，应用POT模型估算不同置信水平下的VaR和ES值，并据此计算在一定置信水平下，一年内抵御操作风险暴露需要配置的经济资本。高丽君等(2007)基于极值理论的POT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操作损失极端值分布进行了估计，计算得出，在99.9%的置信水平下操作风险监管资本约为13089亿元，占我国商业银行业2006年末总资产的3.6%。陈珏宇等(2008)、张阔和魏灿秋(2009)等对内部衡量法进行了研究。陈珏宇等(2008)提出了基于中等频数和中等损失情况下的内部衡量法计算公式，并设计了通过内部衡量法度量操作风险的使用框架，张阔和魏灿秋(2009)仅对模型的理论框架进行了介绍，二者均未进行实证分析。张宏毅和陆静(2008)运用损失分布模型对中国商业银行1990—2006年间的操作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在99.9%的置信水平下，国内每家商业银行需要为操作风险配置107亿元的资本，这样大的金额远远超过了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的承受能力。此研究也表明，损失分布法在一定程度上会高估操作风险，从而使得对商业银行配置操作风险资本的实际参考价值不是很大，因为该方法估计出的经验分布往往无法准确反映操作风险损失的尾部特征。吴恒煜和赵平(2009)运用极值理论对1994—2007年收集到的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损失数据进行了分析，计算得出在99.9%的置信水平下我国每年需要拨备的操作风险资本为338亿元(所有商业银行加总)，相当于2008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0.06%。该研究以国内所有商业银行作为整体来考虑操作风险，并未具体到每家商业银行应该配置多少资本来抵御操作风险。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操作风险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对于操作风险的量化方法还仅仅处于理论介绍性阶段。

2.1.3 对研究现状的评述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学者们已经发展了一些操作风险计量方法，但这些方法仍然存在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1)现有模型主要依赖于商业银行自身的内部数据，由于商业银行对操作风险的关注时间不长，建模所需数据比较匮乏，势必影响到模型分析的准确性。关于这一点，巴塞尔委员会也建议商业银行将自身的损失数据与其他银行的损失数据混合起来使用，但巴塞尔协议没有指出混合的具体方法。显然，由于操作风险的内源性特点，不同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不同，损失数据可能服从不同的分布，所以不能简单地混合内外部数据，否则会改变原有数据的分布特征，使得最终无法形成无偏估计，从而无法保证测度的精确度和可靠性。而在非寿险精算领域有一种相对成熟的理论——信度理论能够巧妙地解决保险业中内外部数据混合的问题。基于此，本书将借鉴信度理论的思想，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计量中内外部数据的整合进行探讨。(2)目前的研究过分关注操作风险分布的尾部数据，如极值理论只针对超过较大阈值的极端损失值建模分析，一方面最优阈值难以确定，另一方面进一步缩减了可供建模的样本数据，很难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和无偏性。本书将在证明信度模型的参数估计是无偏的基础上，根据全样本进行分析，提高了操作风险估计的准确性，对于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