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源环境与生态可持续理论体系
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一直面临的问题。随着世界人口、环境、粮食、能源等危机的日益严峻，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关系也越来越引起政治、经济各界以及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关注，理论研究日益深化，社会实践不断推进。梳理资源环境与生态可持续理论体系是进一步推进资源集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
一、资源环境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社会实践的推进，人类对资源环境及生态系统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理论层出不穷，为进一步认识人类活动影响干扰下的自然生态系统演变，以及推动人类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资源环境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系统
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系统是维系和制约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自然基础。人类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资源环境，人类活动不断作用于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其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强。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的时空和技术条件下，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的物质和能量，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水平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包括气候、土地、生物、水、矿产资源。自然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外部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大气、水、土地、植被等各种自然要素。自然生态系统是指由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最大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圈。人类活动是人类为了生存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而采取系列周期性的或非周期性的活动，包括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活动。生产活动主要是指资源开采和利用、人工种植和养殖、工程建设等，消费活动包括生活消费、旅游活动等。
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不断作用于自然资源环境及生态系统，人类主要生活在以城市建设、农田景观为主的人工生态系统中。人类作用于自然生态系统，构成人工—自然高度复合的生态系统。人类对复合生态系统的影响扰动，保持在系统自我调节限度内，并可通过生态系统维护培育而保持复合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通过生态维护培育将使复合生态系统保持生态平衡，实现人类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如果超出系统自我调节限度，复合生态系统将不断恶化，出现生态危机，从而会严重影响人类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人类足迹的蔓延，资源环境与生态系统已经基本上被纳入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见图1—2）。
图1—2 资源环境与生态可持续系统示意图
在复合生态系统中，各种自然环境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类的各种生产活动和代谢过程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活力和命脉，各种消费活动和人的社会行为及文化观念是系统变化的主因，人类认知及科技进步是系统演替与进化的动力。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构成。该系统主要有以下特征：
（1）以人类为主体的复合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较，人类活动作用下的资源环境与生态系统是以人为主体的生态系统。人类通过利用资源和环境，获取能量和物质，按照人类需要来改变物质形态和环境状况，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更好的生存空间。人类身兼数职，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还是系统发展变化的主宰者。这要求不断提高人类对系统的认知水平，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设法让人的行为方式符合生态系统变化规律，在人类主宰下使系统保持良性循环。
（2）具有物质、能量、信息流动。复合系统具有物质、能量、信息流动。资源货物流动、人口流动可看作系统的物质流，物质流运转、消纳、输入与输出可看作复合系统的物质代谢。物质流动收支平衡对系统生态平衡非常重要，输入近等于或略大于输出，其规模和内部积蓄量变动较小，维持着相对的动态平衡；输入比输出大得多将造成系统生态滞留，导致环境污染和破坏；输入比输出小得多，则将造成系统生态贫乏，系统自我维系困难，可能导致系统失衡。复合系统的信息流动主要是指传递知识、情报，并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系统发展演替依赖于物质、能量及信息流动。这要求人类提高对系统物质代谢规律的认识，重点研究物质来源、利用、分配与管理，废弃物的排放、扩散、处理与再生，污染物质的流动规律及对人和物理环境的影响等问题，系统研究系统输入输出的平衡，尽可能实现物质循环，设法保持系统物质、能量、信息流畅通。
（3）具有自我调节和恢复力的系统。复合生态系统基本具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调节能力。系统自我调节是依赖于正负反馈调节机制，负反馈调节是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基础，是指系统或其中某成分因某一输入而在输出上产生某一响应变化趋势，该响应变化又反过来作用于导致产生该响应变化的系统输入，使该输入受到抑制从而衰减，从而维持系统原有的平衡。复合生态系统具有稳定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也具有在系统被破坏后稳定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能力，其能力与自我调节能力密切相关。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恢复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这要求人类活动的影响干扰不能超过其限度，这促成了对系统承载力和容量的研究，以及对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等的研究。
（4）是动态演变的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环境各要素之间，不断进行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正常情况下系统在动态变化过程中保持相对平衡状态。人类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类活动强度、方式、途径等也都不断发生变化，人类社会系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因此，由人类活动影响下的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也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人类活动符合生态系统演变规律，在系统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范围内，系统处于良性循环发展状态。如果人类活动不合理，超出系统抗干扰能力和自我恢复力，系统将不断恶化和退化，处于恶性循环发展状态。比如人为破坏下的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等。这促使人类加强对不同层面、不同性质复合生态系统动态演变规律的研究，揭示动态演变影响因素，从而指导人类活动和制定生态维护修复技术措施。
（5）是不完全的开放系统。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内部已无法完成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系统为不完全的开放系统，依赖于外部系统才能保持系统内部的生态平衡。比如，城市生产利用外部系统资源的输入，经加工利用后通过本系统输出，其输出包括产品、废弃物、资金、技术等。城市的输入输出均依赖于区域，否则不是造成生态滞留带来环境污染，就是生态贫乏造成环境破坏。这要求加强物质、能量、人口流动以及对系统功能作用的影响研究，加强系统结构及其与区域关系、资源环境质量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使系统具有更合理的结构、更高效的功能、更好的生态效益。
（二）资源环境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
资源环境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是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也为研究体系构建、措施制度安排提供了理论思路。21世纪，世界各国城市经济活动的总体增长趋势将面临地球上有限的空间、资源稀缺的日益加剧、生态服务能力与环境自净能力的限制和人类科技水平与调控能力的限制四个方面的刚性约束。伴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破坏，以及资源稀缺、紧张等问题，对资源节约的理论研究一直备受重视。自然资源是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从生态系统层面研究，资源利用应符合生态平衡理论，保证生态的可持续；从资源含义及利用层面，应尽可能做到资源利用量的减少、循环再利用，通过循环经济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层面，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是全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可全面指导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及生态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才能实现人类可持续。
人类生产消费活动直接作用于自然资源环境系统，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变化，导致以人为核心的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演变。为了使复合生态系统向着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发展，保障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以及人地关系的协调，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此，人类对资源的获取利用要在其承载力限度内，人类活动所排放的废弃物应在环境容量范围内，并寻求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以及绿色消费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从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来看，资源环境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系统见图1—3。
图1—3 资源环境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系统
人类对自然系统的作用，首先是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实现生存发展，随着人类活动强度日益增大，相比之下自然系统的抗干扰和恢复能力日益减弱，导致出现一系列资源、环境及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影响程度也日益增大。为了建立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人们开始探索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各组变化及其相互影响规律，探讨资源和环境保护、生态维护的各项措施，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由此可建立资源环境与生态可持续理论框架（见图1—4）。
图1—4 资源环境与生态可持续理论框架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基础理论
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研究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学界研究成果颇丰，形成了协调发展研究的基础理论，人口与资源经济学分析理论框架已具雏形。
（一）人地关系论
以研究人口与土地关系为主的人地关系论是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和协调论。环境决定论是人地关系论中最早形成的一种理论，其核心思想认为自然环境决定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并由此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发展和完善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是环境的产物，其生存、活动和发展严格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决定论片面夸大了环境的作用，忽视了人类对环境的反作用。随后，以可能论和或然论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发展了环境决定论。法国地理学家白兰士认为人和地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为人类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但能否为人类利用、如何利用则取决于人类的需要和选择，人在利用自然环境中处于主动、积极的地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英国学者罗士培发展了人地关系论，提出了人地协调论，认为人地关系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对其周围自然环境的适应，二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内的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人地关系论为后来人类对人口爆炸、环境恶化及资源匮乏等问题的认识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人类利用自然环境提供了思想指导。
（二）人口压力与土地资源承载能力有限论
国内外许多学者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基础上进一步系统研究了人口与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关系，形成了人口压力与土地资源承载能力有限论。主要有两个观点，首先，人口压力造成食物短缺。食物供给不单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且是决定现实人口增殖能力的首要因素。解决食物短缺问题可以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现有耕地产量等方法来缓解，但是受到自然条件因素及粮食增产缓慢而人口增长过快等因素的制约。依靠降低发达国家人口生活水平的方法来解决粮食危机也是不可行的，可行的办法是在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同时减少人口。其次，人口压力促使生产能力下降。福格特提出了人口与土地资源关系公式：C=B∶E。其中C代表土地负载能力，也就是指土地向动物提供饮食和住所的能力，对人类而言则是土地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B指生物潜能，即土地上的绿色植物为人类提供住所、衣着，尤其是粮食的能力；E代表环境阻力，包括所有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对生物潜力或生产能力的限制。这个公式表明生物潜能越大，则土地的负载能力越大；而环境阻力越大，则负载能力越小。环境阻力是限制生物潜力实现的一个决定因素。
20世纪初以来，人口增加对于资源、环境、就业、经济增长等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人口压力问题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人口压力造成的资源、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破坏等问题十分突出，可持续发展压力越来越大。土地资源支撑的数量、抗人类活动干扰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对此，人口容量、人口政策、土地资源承载力或区域承载力等研究不断深化和推进，为人地协调发展提供了定量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
（三）人口爆炸与生态环境恶化论
该理论认为，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最大破坏是造成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热污染、化学污染、噪声污染等，这一切都是人类破坏环境和违反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结果。按照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动植物、微生物共同构成了生物群和生命系统，同时又和物质环境构成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的联系是通过食物链的渠道，以能量流和物质流两种循环形式实现的，这种循环在一种缓慢、和谐的平衡状态下沿着单一的路线行进。人类的一些活动，如工地开垦、放牧、建筑、开采等参与其中，就会改变、破坏一些系统的自然平衡。当人类活动范围较小、破坏能力较弱时，生态系统的自然平衡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一旦人类的破坏能力达到一定的强度，将使生态系统受到彻底的破坏，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人口数量是影响人均消费水平和技术进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其消极作用通过环境因素反映出来：其他条件不变，人口越多，对环境的压力越大；反过来，如果人均消费水平高和技术阻力大时，人口对环境也产生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提升，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提高，世界人口翻番的时间越来越短，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人口激增使地球所承受的负担也急剧增大，资源、能源日趋枯竭，环境恶化日趋严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不少学者对世界人口发展持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面临着“人口爆炸”的危机，人口危机将引发资源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生态环境将不断恶化，人口与资源环境日益不协调将导致犹如原子弹、氢弹爆炸那样可怕的毁灭性灾难。此理论警示全球，使得世界各国均非常重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方式。
（四）人口转移理论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城镇地区居住条件、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农村地区随着技术进步富余劳动力也不断增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成为普遍现象。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使得人口从欠发达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在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人们又开始向往生态宜居的环境，人口向郊区迁移，又出现郊区化现象。人口迁移是人与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所出现的人口流动现象，许多学者不断总结现实规律，研究迁移人口的心理，发展形成了人口转移理论。
西方学者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和唐纳德·博格等都对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模型，尤以唐纳德·博格的人口转移“推—拉”理论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人口转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力量，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转移的力量。在人口迁出地，存在着一种“推力”，把原居民推出其居住地。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较低的经济收入等。在迁出地存在“推动”人口转移的因素的同时，也存在“拉动”人口转移的若干因素，如家人团聚的快乐、熟悉的社区环境等。但“推力”比“拉力”大，占据主导地位。同样，在转入地存在着一种“拉力”，把外地人口吸引过来。产生“拉力”的主要因素是：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和教育、医疗条件，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等。转入地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转入的“推力”因素，如转移可能带来的家庭分离、陌生的生活环境、激烈的竞争等。综合起来，转入地的“拉力”比“推力”更大，占据主导地位。该理论比较形象地系统分析了人口转移的影响因素，环境恶化便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中，人口转移理论为人口的合理布局和引导人口流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人力资本论
近两个世纪以来，人口与生产力水平都在快速增长，不断膨胀的人口规模成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在某些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人口数量超过或者将要超过自然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呈现为一种“过剩”的状态。但是，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人口资源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即人口的数量和人口的质量，人口资源的过剩与稀少性的判断，不是单纯的数量概念，更重要的是人口资源的质量。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人口资源的水平或者说人口资源对经济社会的作用、贡献程度，越来越依赖于人口资源的内在质量高低，以及内在结构与相关联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匹配程度。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更重要，这是“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立论要点。在现代社会，衡量人口素质的指标主要是受教育的程度，一国或一个地区受教育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数量越大，说明其素质越高。从重农主义时代开始的所有古典经济学家，都是把物质，尤其是土地，看作决定人类生产能力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即使21世纪初的许多经济增长理论，也同样极端地看待物质资本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理论核心都是以物质资本的运作为出发点，而忽视了劳动者智力这一极其重要的因素。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核心，就是人的素质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要比物质资本投资更大。
现代社会大生产的技术要素含量越来越高，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技术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加大，这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低层次的劳动力根本无法理解和掌握现代社会复杂的高新技术知识，他们只能从事较简单的劳动，并获得较低的报酬。从长远看，这种低层次人才不但根本无力承担发展经济的重任，甚至还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人口资源的内在品质和构成上具有难以消解的资源稀缺性。在很大程度上，巨大的人口规模因其经济价值与生产能力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与环境问题，从而使“过剩人口”成为无效率的资源，在其社会生产性能上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运行系统的关系研究中，人力资本论日益盛行。人力资本论使人们开始探讨人类生产能力问题，为人口发展、人类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和制度安排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
三、资源承载力及环境容量理论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病也日益突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政府、企业界、学界均关注到资源环境问题，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研究城市化进程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资源利用问题。随着对资源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入，资源利用问题研究经历了几个时期：20世纪60—70年代，研究集中在问题导向下的最小污染目标实现，即如何采取措施进行污染防治；20世纪80—90年代，研究集中在工艺过程中的最小排放目标实现，即如何通过资源利用过程的科学化来减小污染排放，实现清洁生产；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更多关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效率，寻求生态产业的发展方式；21世纪以来，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从生态系统层面，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
（一）资源承载力理论
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形成长期适应的协调状态，使系统结构和功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即生态平衡，达到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生态平衡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和环境之间、生物各个种群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相互之间达到高度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态。也就是说，当生态系统处于平衡状态时，系统内各组成成分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能量、物质的输入与输出在较长时间内趋于相等，结构和功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在受到外来干扰时，能通过自我调节恢复到初始的稳定状态。在生态系统内部，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物环境之间，在一定时间内保持能量与物质输入、输出动态的相对稳定状态。
生态平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物种数量和种群规模保持相对稳定。破坏生态平衡的因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前者如水灾、旱灾、地震、台风、海啸等。人为破坏生态平衡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不合理的生产生活而使环境要素发生改变，造成生态平衡失调。比如，陡坡开垦造成水土流失，一方面使土地因水土流失而造成养分流失、土壤流失，土地生产力日益下降，甚至丧失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流失的泥沙堆积下游沟道河床，淤塞水库，造成更大、更频繁的洪水灾害。又如人类过度开采地下水，不仅使地下水资源减少，不能满足水资源需求，而且造成地面沉降，引起城市地质灾害。再如人类粗放利用资源，产生大量的固体废弃物和废气，造成环境破坏、污染，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人类要注重生态平衡，尽可能少地干扰大自然，人类利用自然资源要在资源承载范围内，否则生态平衡就会失调，生态系统在短期内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从而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在生态平衡理论基础上，不少学者深入系统地研究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为资源的合理利用寻求科学依据。
承载力指的是物质在不发生破坏时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荷。随着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提出，承载力总是与资源短缺、环境退化、生态破坏、人口膨胀、经济发展等问题相关联。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承载力被定义为“某一生境（habitat）所能支持的某一物种的最大数量”。20世纪70年代初，梅多斯等人所著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从生态学角度研究了城市系统的生态与城市极限承载问题，之后引发了世界各国政界、学术界关注和研究资源承载力的热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资源承载力的概念，其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承载力是指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利用该地区的能源及其他自然资源和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其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下所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从广义上理解，资源承载力为“某一区域的资源条件在‘自然—人工’二元模式影响下，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资源的动态变化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良性循环发展为条件，经过合理优化配置，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最大支撑能力”（惠泱河等，2001）；从狭义上理解，“资源承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力”（牛文元等，1994）。因资源形态和行业性质的不同，资源承载力表现为多种形式，如草地承载力、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旅游环境承载力、设施承载力。
资源承载力特别强调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其大小取决于人们对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手段。在一定的时期及地域范围内，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规模下，资源系统所能提供的最大的支撑阈值或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是有限的。资源承载力理论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在资源受人类活动干扰的承受范围内，能保持生态系统内部正常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不至于造成资源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甚至造成环境破坏和污染。然而，人类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是无止境的，而资源又是有限的，要保持资源系统的生态平衡，就必须构建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
（二）环境容量
社会经济的发展作用于自然生态系统，形成人工—自然高度复合的人类生态环境系统。该系统由自然、经济、社会等构成，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引起系统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平衡。系统保持平衡状态可以承受的人类活动干扰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通常所说的环境容量。环境容量是一个生态学的概念，主要是指环境单元可容纳某种事物的量。该概念被广泛应用到人口研究、环境保护、土地利用规划、旅游等多个学科，反映的是目前人类对资源、环境及生态系统的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从环境容量的角度看，这种物质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必须限定在资源储量及环境容纳的阈值以内。
根据学科的特点，不同学科对环境容量的研究各有侧重，有的以人口数量作为量化依据，比如旅游环境容量是指“在自然环境没有出现不可接受的变化和游客体验质量没有出现不可接受的降低的情况下，使用一个景点的游客人数最大值”（Mathieson＆Wall，1982）。有的则以某个环境要素，如水、大气、土壤或某种元素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研究。著名景观建筑学家约翰·奥姆斯比·西蒙斯提出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即环境容量是在给定时间内，在不耗尽资源和使自然生态系统崩溃的前提下，水和土地所能承受的人口数或人类活动的水平。水环境容量是指一定水体在规定环境目标下所能容纳污染物的量，容量大小与水体特征、水质目标及污染物特性有关（喻良，2006）。大气环境容量通常指在一定的宜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标准下，单位大气所能承纳的污染物的最大允许量，超过允许量，大气环境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并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研究大气环境容量可为制定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控制和治理大气污染提供重要的依据。环境容量的研究则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四、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理论
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等问题引发人类思考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利用方式，以资源利用为核心形成了循环经济理论，以治理全球变暖、节能减排为核心形成了低碳经济理论。
（一）循环经济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把地球看成是宇宙中一个与飞船一样的孤立无援的系统，于1966年提出了“循环经济说”，认为人类必须不断地重复利用其有限的资源，保持内部良好的环境，才可能延长这个系统的运转寿命，并在其中生存下去。随后，循环经济的概念在国际社会普遍传播，并付诸了众多实践。
循环经济概念从不同角度看有不同的认识，大多数研究是从资源利用与再利用、企业的清洁生产视角来开展研究的。厉无畏（2003）认为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国家统计局“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组认为，循环经济概念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的循环经济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衔接；狭义的循环经济强调经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王先述，2010）。归结起来，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见图1—5。
图1—5 循环经济示意图
“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即“3R”原则是贯穿于循环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减量化（reduce）是指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尽量较少利用原材料和能源，尤其是控制危害环境的资源投入。这一原则要求，在生产过程中要通过工艺流程改造升级来节约资源和减少环境污染；在消费过程中尽量减少利用资源性产品、选择可回收利用的物品，尽量减少垃圾产量。再利用（reuse）原则是指尽量延长产品使用时间，尽可能多次或较长久地使用产品，提高产品利用效率，降低垃圾产生量。再循环（recycle）原则是指将生产消费终端所产生的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理，提高废品回收利用率，达到减少垃圾产量和资源利用量的目的。循环经济强调资源利用的循环过程，强调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污染最小。
从循环经济含义可以看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是其核心内容。如图1—5所示，传统经济模式是以自然资源的投入来实现生产目的，是“资源—生产—产品—消费—废弃物—自然”的简单循环。在此模式下，社会经济发展在造成资源耗竭的同时，大量固体废弃物和废气排放到自然生态系统中，导致生态系统失衡和环境污染。循环经济模式是“资源—生产—产品—消费—废弃物—资源化—再生产”的复杂循环。此模式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使“废品”转变为资源，尽可能“零”排放或最少排放进入自然生态系统，以此达到减少资源利用和环境污染的目的。
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全面模仿自然生态系统，即既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产品循环”功能，又模仿其“废弃物循环利用”机制的“双循环”技术经济模式，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全生态仿生经济（王国印，2012）。自然生态系统以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为主体构成，是由“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构成的循环模式。此循环依赖于生态系统中两种生物链，一种是“植物—植食动物—肉食动物”宏观食物链，另一种是“生物残体—微生物分解—有机无机物质”的微观还原过程。循环经济正是按照生态系统循环原理，主要是从技术经济角度，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捕食性食物链（相当于“产品循环”）与腐生性食物链（相当于“废弃物循环”）所体现出来的物质循环代谢功能和机制的模仿。全面仿生模仿使“废弃物”循环与产品循环相耦合，是低消耗、低排放、无污染的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局面。
（二）低碳经济理论
“化石燃料燃烧将会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而导致全球变暖”的假说使得各国政府认真考虑二氧化碳对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的负作用。“低碳经济”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来的。世界各国和地区先后提出了减排目标，提出并实施了低碳发展战略。欧盟极力推进全球碳贸易市场；美国通过了《低碳经济法案》，制定了低碳技术开发计划，着重研发节能和清洁能源、二氧化碳零排放电厂等低碳技术；德国提出实施气候保护的“高技术战略”；日本实施太阳能鼓励政策，加快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中国也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为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努力。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为重要内容。
低碳经济最初是指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随着节能减排实践的推进，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新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演变”（张坤明等，2008）。潘家华等（2010）研究总结，低碳经济是指在一定碳排放约束下，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低碳经济是以“低碳排放”、“高碳生产力”和“阶段性”为核心特征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模式。学界围绕低碳经济理念，对于碳排放交易机制、碳减排机制、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以及低碳产业、低碳城市、低碳能源、低碳金融、低碳政策、低碳技术等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低碳已成为一种生产生活的范式，“低碳化”引领时代潮流。
五、生态城市理论
城市是人类活动高度聚集区域。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城市生产生活及城市建设对自然生态系统扰动较弱。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促进快速城市化的同时，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城市病”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各行业的发展，这促使人们开展大量有关城市问题治理的研究。有学者将生态学引入城市问题研究，从而产生了城市生态学，提出了生态城市及其规划建设思想。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城市生态及生态城市规划理论基础上，针对人类居住环境问题提出了宜居城市的概念；针对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提出了节约型城市、低碳城市、绿色城市等概念，为城市生态系统修复与重建、宜居城市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城市生态理论
从20世纪20年代起，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就引起全球注目。1945年，芝加哥学派创建了城市生态学，把城市作为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来研究。1952年，帕克出版《城市和人类生态学》一书，用自然和生命的观点来研究城市环境，把城市视为一个生态环境的有机体，对城市与人类生态学研究的思想体系做了进一步的完善。随后，霍利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论文《人类生态学：社区结构理论》为城市生态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启蒙阶段。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人们对城市环境保护和改观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城市生态环境研究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美国学者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城市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情况，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城市环境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美国学者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提出了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大的生态系统，建议用休养生息的“生态型经济”代替传统的“消耗型经济”。1969年，L.L.麦克哈格在他的《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建设“生态型”城市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发展阶段，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人与生物圈”（MAB）研究计划，人类聚居地的生态环境研究被列为重点项目之一，多个学科开始广泛参与到城市与人类生态研究课题中，人类生态学的理论和观点用于研究城市环境。欧洲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生命的蓝图》；丹尼斯L.米都斯、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等以《只有一个地球》为代表的著作，从经济和生态的角度阐述了世界城市化、工业化对全球环境影响的担忧，激起了人们系统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的兴趣，再一次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生态的研究。1979年，米勒在《基本生态学概念和城市生态系统》中指出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复杂系统。
（二）生态城市理论
在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中就体现了一定的生态城市建设理念。比如，我国春秋时期《管子·乘马篇》中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从城市安全和生活适宜的角度提出了建立城市的要求。古罗马建筑师威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指出，应根据城市环境来考虑城市的选址以及城市建设和规划等。1898年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不仅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开端，也是现代生态城市规划思想的重要启蒙思想。
随着城市生态研究的开展，生态城市建设理论不断深化，实践不断深入。“人与生物圈”报告首次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概念：“生态城市规划要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个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以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提供高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报告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项原则：生态保护策略；生态基础设施；居民的生活标准；文化历史的保护；将自然融入城市。随着城市化的进展，社会各界应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来指导建设理想的21世纪城市发展模式，形成了生态城市研究。1984年，苏联生态学家扬·诺斯基认为：生态城市充分融合技术与自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高效利用物质、能量、信息，生态良性循环，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模式。美国生态学家雷基斯特认为：生态城市是人类和自然健康发展、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态健全的城市是紧凑的、节能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聚居地。我国于1971年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拟订的“人与生物圈”计划。自从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生态城市的理论研究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被世界各国普遍关注和接受，已成为国际上第四代城市的发展目标。王如松等（2009）提出建设“天城合一”的生态城市建设思想，指出生态城市的建设要满足经济生态学的高效原则、人类生态学的满意原则以及自然生态学的和谐原则。
进入21世纪，我国学者更为广泛地对生态城市开展了研究。黄肇义和杨东援认为：生态城市是全球生态系统中的可持续子系统，是公平地分享其承载能力份额的一部分，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生态平衡、经济高效和社会公平的复合系统，同时也是基于人文理念的自然与人类相协调、城市居民和谐共处的人居环境。马世骏、王如松（1984）提出了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了城市建设，倡导并进行多个生态城镇和生态村的建设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生态城市理论的发展。对于不同的生态城市内涵，赵清等归为三类，即环境说、理想说和系统说。环境说是将生态城市简单化和现实化，强调城市生态环境、居民生活、人文历史等各要素的良性发展。此学说无法体现人与人、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理想说是指将生态城市的内涵完美化和理想化，把生态城市规划为一种完全和谐、城市各种元素完全协调发展、城市功能和人的创造力能得到最大发挥的理想城市。它勾勒了生态城市的美好蓝图，但缺乏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系统说把生态城市定义为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强调三者和谐发展，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学说。
同时，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城市评价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弗兰克·阿齐布吉提出了“结果—行为—容量”的生态城市评价指标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依据“驱动力—状态—反映”机理并结合城市生态系统关系从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四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我国学者的评价思路总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系统说”理论，比如，王伟、吴琼和王如松等将城市生态系统划分为自然、经济、社会或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子系统，分别评价，最后根据一定的规则来综合评价城市生态系统。另一类是从城市生态系统整体的角度，评价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协调度（宋永昌，2000）。生态城市评价研究不仅深化了理论层次，而且为实践途径、措施等指明了方向。
（三）宜居城市理论
国内外自古就有宜居思想，体现了人们对美好居住环境的追求。1898年，霍华德出版《明日的田园城市》，标志着宜居城市理论的发端。随着全球环境污染和资源极大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城市病”在全球日益蔓延，人们才提出了宜居城市概念。史密斯在《宜人与城市规划》一书中，明确了宜人的概念，其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即公共卫生和环境污染问题，生活舒适和环境优美，历史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1961年，世界卫生组织总结了满足人类基本生活要求的条件，即“安全性、健康性、便利性、舒适性”，这成为居住环境的基本理念。之后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重视人居环境，成立了联合国人居环境中心北京信息办公室，国内一些城市开始参与联合国人居环境最佳范例评比。1993年，吴良镛院士等学者提出要建立“人居环境科学”，吴良镛院士主编的《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系统地介绍了人居环境科学的兴起、发展与主要理论方法，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2001年，我国建设部首次设立宜居奖项——“中国人居环境奖”和“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珠海、大连、青岛、威海等城市获得了“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的称号。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提出了北京将建成宜居城市，首次将“宜居城市”作为北京市的发展目标写入规划文本。2005年，我国明确提出“把宜居城市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的要求，“宜居城市”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方向。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任致远从“宜居”本身的意义出发，认为“宜居城市”就是应当满足人们居住的需求，提供人们经济上可负担、居住适宜且能够长久居住的基本要求和良好条件，他将宜居城市的内涵归纳为“易居、逸居、康居、安居”八个字。李丽萍等（2007）将宜居城市定义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文环境深厚，设施齐全便利，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能够满足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需要的城市。张文忠（2007）认为，宜居城市应具备五个方面的基本条件：第一，安全，包括社会治安、城市防灾和交通等方面的内容；第二，健康，主要指城市环境的清洁和安静；第三，生活方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第四，出行便利，公交系统优先，交通便捷；第五，和谐的文化和人际关系，以及城市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
同时，也有很多学者探讨了宜居城市评价问题。2007年，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编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科学技术司验收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从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六个方面构建了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明确了权重和评价办法；设定了综合评价否定条件，符合条件之一即不能评价为宜居城市，对宜居城市评价更为全面和科学。张文忠（2007）建立的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分为客观评价指标和主观评价指标。客观评价指标下设五个指标项，分别为安全性、健康性、方便性、便捷性、舒适性；主观评价指标下设五个指标项：安全满意度、环境满意度、设施满意度、出行满意度、舒适满意度。这十项指标构成了指标体系的第三层次。指标体系的第四层次是更为具体的计算指标。李丽萍等（2007）认为宜居城市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即经济持续繁荣，社会和谐稳定，文化丰富厚重，生活舒适便捷，景观优美怡人，公共安全有序。从这六个方面对宜居城市进行全面评价，即宜居城市评价的六个一级指标：经济发展度、社会和谐度、文化丰厚度、生活舒适度、景观怡人度、公共安全度。经济发展度下设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潜力；社会和谐度下设社会政局稳定程度、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和就业机会充足状况等；文化丰厚度包括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现代文化设施、城市文化氛围等；生活舒适度包括居住舒适度、生活质量水平和生活便捷度等内容；景观怡人度要求宜居城市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建设美观适宜的人工环境；公共安全度包括城市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预防。通过对二级指标的进一步划分，得出36个三级指标，以及解释三级指标的100多项四级指标，对四级指标赋值并设定目标值，量化计算得出评级结果。
（四）低碳城市理论
伴随低碳经济概念的深化，低碳社会、低碳城市等概念相继出现。2007年，日本环境部发布了“低碳社会”的规划草案，提出了实现低碳社会的三个原则：所有部门减少碳排放量；大力提倡节约精神，积极引导社会实现从高消费社会向高质量社会的转变；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应当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夏堃堡（2008）研究认为，低碳城市就是在城市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其特点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可持续的城市能源生态体系。辛章平等（2008）认为建设低碳城市的核心工作是节能降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认为低碳城市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戴亦欣（2009）主要从生活消费的角度解释，认为低碳城市是通过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建立有助于减少碳排放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社会发展方式。付允等（2008）认为低碳城市是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创新技术，改变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形成结构优化、循环利用、高效节能的经济体系，强调最终形成节约、低碳的生活消费方式，实现城市的低碳发展、清洁高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很多学者都建立了低碳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付允等（2010）建立的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共分三层：总体层、状态层和指标层。总体层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内容；状态层共八项，分别解释总体层三方面的内容，共有23项指标。经济方面，状态指标有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循环利用资源，提高能源效益；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技术创新。社会方面，培育人们的低碳消费理念与方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力发展快速公交系统，引导人们利用公共交通出行。环境方面，提升城市整体的碳汇能力，通过低碳设计降低对气候的影响。
（五）绿色城市理论
由于绿色是大多数植物的颜色，给人以生命旺盛的感觉，因此绿色常常用来表示生命、和平、宁静、自然、成长、生机等，也常用于表示对环境有益，主要是指对物理环境有益（何志毅、杨少琼，2004）。因此，对环境有益的经济即为绿色经济，是知识经济为主导的、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绿色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表示可持续发展、人地协调发展。由此推出，绿色城市就是指人地关系协调、城市的发展与环境无对抗，并对环境有益的城市。
20世纪80年代是广泛的群众性绿色运动阶段，植树造林全面开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绿色环境事业更为全面地开展，同时有不少学者开始研究绿色城市及其建设问题。1990年，大卫·高登的《绿色城市》总结了20多位研究者的成果，提出了一个与“生态城市”同义的“绿色城市”概念。马修·卡恩作为一位在城市科学方面作出贡献的研究者，从“都市圈”的角度研究了绿色城市的环境质量以及政府公共政策引导下的“绿色治理”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绿色城市的最突出的贡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也被广泛地称为绿色账户研究。国内外绿色城市建设及绿色治理研究为生态城市建设途径和方向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理论依据。比如北京提出“绿色北京”建设，为城市“绿色”发展制定了相应的规划在绿色城市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延续“绿色奥运”成效。。
六、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涉及自然、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的动态、开放的复杂系统，是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及系统工程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进程
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人类面临着人口剧增、资源短缺、气候变暖、生态退化，以及失业、贫困、疾病、社会公平等问题，导致人们对人类发展、地球存亡等的极大担忧。许多专家学者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及人类社会发展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从不同层面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将环境保护提到攸关人类生存的高度。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警醒人们重视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提出建立可持续的生态和经济稳定状态。同年，世界人类环境大会首次发布了《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保护地球的重要意义。
1980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组织发起，多国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参与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初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强调“人类利用对生物圈的管理，使得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需求，又能保持其满足后代人的需求的能力”。1981年，美国学者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983年，联合国批准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正式公布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发表了“东京宣言”，呼吁各国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其发展目标。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与发展危机不可分割，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必须改变发展方式，保障地球资源和能源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
1990年，联合国组织起草《21世纪议程》。1992年，在“布伦特兰报告”发表五年之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地球高峰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102个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21世纪议程》，普遍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行动指南。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周年纪念会议，回顾了20年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世界的健康发展勾画了明晰的路线图（牛文元，2012）。
（二）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可持续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较多是从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这些维度来进行定义，并使用不同模型来度量可持续性，涉及资源配置、技术进步、节能减排、收入分配、公平和制度等众多指标（陈诗一，2009）。其根本要义在于摈弃传统工业对自然进行无限度的征服和索取，追求从根本上克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来换取增长的弊端，从尊重自然、遵循生态理性经济原则出发，维护人与自然的整体利益，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可持续发展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发展问题，表现为“外部响应”和“内部响应”两个方面（牛文元，2012）。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外部响应”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硬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响应”是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软支撑”。归结起来，可持续发展包含以下内容：
可持续发展从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转为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综合发展，是从以创造财富为本的发展转变为以人为本的发展，发展主题是集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环境于一体。可持续发展包含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是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人类为中心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在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不仅包括当代人的素质、物质与非物质追求以及人际公平，还包括后代人自身的需求与发展，是不牺牲后代人的利益而谋求当代人的社会福利的一种社会发展方式。生态最基础的含义是指生态关系，即生物与环境、生命个体与整体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关系。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生态是指人类生存、发展、繁衍所依存的各种必要条件和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生态可持续，即是指人类所依存的各种必要的生物、环境条件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个体之间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要保持稳定、和谐、持续。
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发展，持续性是目标，协调是关键。发展一般来说被用来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化，包括数量与质量上的改善，强调动态上的量与质的双重变化。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满足人的需求和进一步发展的愿望应当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它包含着经济和社会的有成效的变革。持续性一方面指人类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要保持稳定状态，能满足人类不断繁衍和社会不断进步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指人类不断改善生存条件，提高人类生命力，保证自身的持续传承。而要实现发展与持续性的共同目标，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环境各种要素之间就要协调发展，维持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平衡，维持人际、代际之间利益分配上的平衡。
可持续发展颠覆了以数量增长为主的传统发展模式，是注重质量、公平、生态的发展模式。其一，可持续发展要求由传统的粗放型发展转变为集约型发展，由环境破坏型发展转变为环境友好型发展，更强调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人类生存质量、生态服务水平及环境支持能力。其二，可持续发展强调公平，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的公平权利，重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分配制度和共同富裕程度。其三，可持续发展必然是生态的，是按生态学原理和方法规划安排人类活动，保证人工—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强调对资源环境的保护，绿色、低碳、循环就是其最基本的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首先在经济、社会、环境、生活及管理中表现为绿色发展。在资源和能源短缺、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下，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的方式，即以节能减排为重点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以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七、生态文明理论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化，我国政府提出了人类文明的更高形式，即生态文明。从经济发展形态来看，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后发展到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时期，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类物质财富剧增，生活水平得到空前提高。然而，工业文明建设导致了全球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破坏以及生态退化，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人口、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指导下，人类社会发展开始由高能耗、低产出、重污染的工业文明，转变为低消耗、高效率、绿色清洁的生态文明发展形态。人类文明的基础形态是物质文明，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随着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自然观、价值观、伦理观及社会发展观等思想，促进了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等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追求物质财富、精神食粮，还追求以人地关系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生态品质，从而步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胡锦涛同志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并明确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党的十八大更加突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较为丰富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研究，为生态文明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我国学者在《生态文明论》、《生态文明观与全球资源共享》、《人在原野——当代生态文明观》、《环境问题抉择论——生态文明时代的理性思考》等专著中对生态文明有详细的论述。较多学者对生态文明内涵进行了释义，陈坚（2008）认为，“生态文明”应该指的是遵循生态学规律，符合生态学原理的道德行为。李文华提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体现，是生态建设的原动力，是人与环境和谐共处、持续生存、稳定发展的文明。其内涵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和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孙钰，2007）。王如松等（2009）提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适应、保育和品味自然的实践中所创造的天人共生、局部和整体协调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方式、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以及资源开发和环境影响方式的总和，它的科学内涵包括认知文明、体制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白杨等（2011）研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评估的生态文明指数，包含了生态环境友好、社会经济和谐、体制机制完善、公众意识觉悟四个方面。周生贤（2012）指出，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节能减排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硬抓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要优先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大农村环境保护力度，让重要生态系统休养生息，制定出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指标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总之，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文明建设是以生态学为科学基础，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产业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思想观念、伦理价值的绿色转型为着眼点，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