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围绕中国责任的争论及其本质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吗？在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概念以后，这个问题就成为了西方拷问中国的焦点。中国人发现，在缅甸、苏丹、津巴布韦问题上，西方国家在提醒中国的“责任”；在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西方国家在提醒中国的“责任”；在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问题上，西方国家在提醒中国的“责任”；在人民币汇率和全球贸易平衡问题上，西方国家在提醒中国的“责任”；在军事透明化问题上，西方国家仍然在提醒中国的“责任”。西方国家列出了一长串的清单，要求中国表示同意，以彰显中国“负责任”的态度。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种拷问是不公平的。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显然都是一个乐于担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努力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的成就，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表现。即使在困难时期，中国都坚持实行大量的对外援助——这种援助今天只有增多，没有减少。中国始终在根据自己的能力，担负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这一切都始终依照《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组织的规则在履行。中国在履行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方面有着良好的纪录。西方忽视这些纪录，反复拿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说事，是固有的偏见带来的诽谤。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国际责任”不过是西方引诱中国牺牲关键国家利益甚至阻挡中国崛起的幌子而已。

总之，中国和西方在中国责任问题上各执一词。这样的争执让人感到有些混乱和疑惑，因为其中显然混杂着部分共识、部分分歧、对事情的不同理解和事情本身背后隐藏的复杂情绪。如果我们从“基础责任”、“有限责任”和“领袖责任”三个方面逐层次分析，将有利于厘清围绕着中国责任问题争论的本质。

在“基础责任”层次上，中国和西方的共识其实大于分歧。大多数西方国家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为国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基本权利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中国也是国际法的忠实遵守者，不断努力融入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作用。中国奉行主权平等、和平共处的价值观，因此在亚非拉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声誉。除此之外，中国还宣称接受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

在“基础责任”层次上，中国和西方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人权领域，包括少数民族自治权。这一争议的本质是：国家在承担维护基本人权的责任上，可以超越国界吗？冷战以后，西方国家经常介入其他国家的民族自治运动和内部分裂活动。但是中国显然不接受“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国际价值观。作为一个前半殖民地国家，中国认为尊重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现代国际体系最基本的契约，动摇这一原则将撼动国际体系的根本；而作为前殖民宗主国，西方国家则对干涉习以为常，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按照“主流”标准履行责任，就应当接受国际仲裁。由于把不同的价值观视作“基础责任”，中国和西方时常在干涉和反干涉过程中相互进行道义指责。

在“有限责任”层次上，中国和西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判断中国国力的标准不同。西方国家以总体国力来规定中国的国际责任。在西方看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理应担负起与之相对应的对外责任，包括扩大国际组织的出资份额、增加对外援助、承担更多维和行动、担负更多的碳减排义务等。总之，中国作为国际社会最主要的“利益攸关方”之一，应该提供与其经济地位相对应的“公共产品”。

大多数中国人则认为，单纯以经济总量来计算中国国力，会超越中国理应承担的限度。中国自殖民时代以来的危机感仍然塑造着中国知识界和普通民众对自我的认识。中国人喜欢回顾的是，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总体GDP仍是世界第一，却轻易被英国远征军击败。巨大却衰弱的耻辱深深地印在中国人脑海之中。许多中国人认为，在人均GDP仍排名世界百名的情况下，中国显然还不是一个超级大国。许多人仍对中国在经济困难时期“勒紧裤腰带”援外的历史表示质疑。这种自我反省的孤立主义情绪在中国GPD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清楚地表现出来。与国际媒体的大量报道相比，中国的媒体相当沉寂。大多数中国人更多地沉浸于对中国各地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内部问题的担忧情绪中，他们认为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时候充斥于西方媒体的“全球权力重心转移”的标题，在中国人看来是奇怪和不合时宜的。

中国的精英阶层显然认识到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中国观”上的差距，并开始进行调和。一方面，中国连一个发达经济体都算不上，但另一方面，中国显然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庞然大物。在国际金融海啸之后，中国开始有限地扩展对外责任。中国政府加大了对非洲和亚洲的援助，并豁免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大量债务；中国媒体开始骄傲地宣传中国救援医疗小组在海地地震之后的贡献；中国还同意加大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出资额；除了竭力维持六方会谈外，中国还派出了非洲问题特使和中东问题特使；解放军派遣了舰艇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这是中国20多年来罕有的对外军事行动。

总之，在“有限责任”方面，中国政府确实在根据中国国力提高的现实，开始承担起更大的对外义务。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种调整必须在外部的热切和内部的冷淡之间寻求平衡，更要在增加的义务和扩大的权利之间寻求平衡。中国人对于西方“中国责任论”论调的冷淡，除了来自对本身的清醒判断之外，还来自一种怀疑：中国在担负更多责任的同时，能得到与这份责任相匹配的权利吗？

最后，在“领袖责任”方面，西方显然有一种深刻的内在焦虑。中国会挑战现有秩序吗？这个问题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西方不断询问“中国是否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时候，其内心深处的真正问题是：“中国是一个颠覆性的威胁吗？”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感带来的焦虑，西方列出了一长串的清单，要求中国满足。这就好比一个对爱情没有安全感的女郎给未婚夫开出一长串清单一样情绪化。这些要求本身往往是苛刻的、试探性的、难以满足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万能的白马王子，可以完成任何任务。而且，即使这些要求被全部满足，西方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会就此消失吗？

西方的不安情绪集中体现在中国军力的增长问题上。西方不断要求中国说明，新增加的武器和军费到底用于什么目的。对中国人来说，这些问题简直是不言自明。很明显，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理应有相匹配的国防实力，这跟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一样。中国并没有军国主义化，政府和民众的重心一直是经济发展，而不是军备竞赛。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国永远只做一个“跛脚巨人”——就连日本都在努力，希望修改宪法，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西方的提问让中国人感到屈辱和敌意。

而与此同时，中国人也被另一种情绪化的不安全感左右着。从殖民时代以来，中国就敏感地看待自己与西方的关系。中国真诚地融入国际体系，并从中得到了国家崛起的机遇。可是西方开出的一长串难以完成的清单，让中国人感觉到一种变相的拒绝，甚至是阴谋的压制。近百年来被西方殖民主义欺侮的历史回忆很容易再次涌上心头。长期以来严酷的生存环境让中国人都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中国人不再愿意为某种理论、意识形态和说教而放弃对根本利益的防守。

中国人的情绪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表现得十分典型。美国近年来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以“恢复国际贸易体系的平衡”。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实际上同意一个更平衡的国际收支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中国在几年的时间内将人民币升值了20%。可是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在经济学家分析汇率与贸易的复杂关系的同时，中国民众在网络上讨论的是一个更简单明白的案例：20世纪80年代，鼎盛时期的日本由于接受了西方国家在汇率问题上的压力，大幅升值日元，最终造成了日本经济悲剧性的泡沫。日本延续30年的崛起趋势就此结束。许多中国人在呼吁：要提防下一个中国式的“广场协议”。西方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压制一个最有希望的经济体，这种自私的谋略很有可能故伎重施。

显然，在“基础责任”、“有限责任”和“领袖责任”三个层次上，中国和西方对中国国际责任的看法都存在一定的争议。这种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价值观造成的。而这种价值观根植于不同的历史回忆、民族性格和现实地位。

但常常被忽略的是，在每一个层次上，中国和西方实际上都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中国认同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法律和价值规范，西方也同意中国是一个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中国根据自己国力的提升，提高对外援助和安全合作的水平，同时小心地保持着义务和权利的平衡；中国反复表明自己是现有国际体系的获利者和维护者，并且谨慎地避免对现有国际规则的冒犯。中国在国际责任问题上，已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如果西方不是被自己深层次的情绪所干扰的话，就能明智地认识这些努力，从而在扩大共识的基础上，增进对彼此观念的理解，消融双方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