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国际责任的发展

我们把国际责任分为“基础责任”、“有限责任”和“领袖责任”，分别指履行、维持和改造国际契约的责任。这样的分类有助于厘清今天缠绕在中国国际责任问题上面的复杂争议。

19世纪中期的殖民战争摧毁了亚洲地区原有的国际秩序，把中国卷入以欧洲原则为基础的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中国跟这个新的国际体系签署的第一批契约，内容是规定中国把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出去，同时逐渐失去外交、贸易、关税和司法主权。因此，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国际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殖民地的牺牲责任。这种屈辱的历史记忆深刻地铭刻在中国人脑海中，使得他们至今仍对任何的国际干涉心怀厌恶。

同时，很大程度上由于殖民战争的摧残和殖民条约的剥削，在那一时期，中国基本上也无法较好地履行维持人民生活水平、保障基本人权和发展经济的“基础责任”。连绵的战争和经济崩溃让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失败国家”，政府连民众的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数以千万计的人们在战争和饥荒中死去。这一情况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

但也正是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逐步建立。在一次次的革命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开始学习和接受现代国际体系的规则、规范和价值观。中国人热情地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并把成为英、美、日那样的“现代化国家”作为国家目标。尽管处在屈辱的殖民地地位，可是中国仍然努力融入国际体系，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竭力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早在国际联盟成立的时候，中国就是国联的最早成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成为了四大盟国之一，并由此在战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天朝上国”的美梦被惊醒之后，中国以惊人的速度适应新的角色。

二战结束以后，欧洲殖民体系的崩溃改变了国际体系的规则和价值观，也在某些方面重新定义了国际责任。至少在法律意义上，东方国家作为殖民地的牺牲责任被废止了，亚非拉国家获得了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基本国际权利。但是对于刚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来说，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仍然严酷。美、苏两大新兴霸权虽然继承了传统欧洲国际体系的大部分基本规则，但是也通过建立不同的同盟、国际组织和意识形态体系，形成了两个有着明显分野和竞争关系的国际集团。一个国家选择加入美方还是苏方，意味着相当不同的国际责任关系。

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选择加入苏联集团，并在苏联集团中扮演了一个仅次于苏联的大国角色，承担着重要“有限责任”和一定程度的“领袖责任”。这一时期的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集团重要大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象征。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作战、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越南殖民当局作战，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社会主义大国的责任意识。中国相信自己有责任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维持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生存、团结和发展，为此中国不惜深深卷入冷战，并为此付出巨大牺牲。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逐渐同苏联交恶并最终走向决裂，这使中国的国际责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不再承担作为苏联军事集团一员的同盟责任，而把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开始重点同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发展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在第三世界推广反美反苏、反殖民主义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规范和价值观，并在自身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为数十个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中国的慷慨援助也得到了回报。1971年，主要在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密切关系对中国的外交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仍然留下遗产。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的国际观带入了新时代。邓小平里程碑式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开始把经济发展作为优先于一切的目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方针下，中国政府形成了一种在外国人看来也许有些奇怪的国际责任观念。中国政府清楚地宣示，中国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最基础的国家责任，作为捍卫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的主要途径。如果中国能够提高总体经济水平，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也就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

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际责任观，是以中国的“基础责任”尤其是经济发展责任为核心的。在落后的经济状况面前，中国从殖民时代起树立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占据了主流。政府和民众真诚地相信，“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只有首先养活自己的国民、建立富有活力的国家经济，才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同时，如果中国成功实现全面“现代化”，那么就可以为陷入低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支撑。

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远超过预想的成功。中国经济在超过30年的时间内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快速翻番。邓小平为中国经济制定的发展目标，大多数都提前完成。中国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世界第15位增长到目前的世界第2位。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奇迹逐渐引发西方世界关于中国国际责任的讨论。尤其是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最敏感地感受到中国崛起的压力。一方面，美国的学者和媒体开始预测中国崛起的种种后果，营造出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图景。另一方面，美国一些政府官员也要求中国根据自身国力的上升，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而这种国际责任，是以冷战胜利一方所界定的全球自由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规则为基础的。

早在冷战结束之初的1994年10月，时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佩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时就指出：“冷战的结束为亚太地区敞开了大门……当今美中两国面临的挑战是确保这一地区未来几代人享有充分的稳定与繁荣。在这一方面，美中两国负有共同的特殊的责任。”1995年10月，佩里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发表演说阐述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时说：“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我们确信接触是最佳战略，可确保在中国实力增强之时，它是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这样做的。”199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部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都曾提到对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期待及其意义。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2001年5月在向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交的证词中也以温和的现实主义语气说：“我们要看中国怎样对我们做出回应，我们鼓励中国做出能够反映其社会地位和国际社会责任的选择。”

由于克林顿政府期间对华战略一直没有明确的战略方向，加之小布什上台后曾经一度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并采取预防性遏制的对华战略，所以，相对积极的“中国责任”呼声常常被消极的“中国威胁论”等对华论调压倒。2005年小布什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定位和政策后，“中国责任论”才逐步成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主流。2005年，小布什本人提出，“要以建设性和坦诚的方式与中国接触”；国务卿赖斯提出，“希望中国成为全球伙伴，能够并愿意承担与其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则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著名演讲中呼吁，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此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又被写入了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此外，2006年9月27日发表的反映美国各界精英主流意见并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产生深远影响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最后报告》声称，“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国，而应当帮助它在目前的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的抱负，成为亚洲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此后，美国所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成为国际社会谈论中国时的一个时髦用语。美国各界继续推波助澜，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跟进。在这一形势下，“中国责任论”压倒性地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国际舆论环境。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对于中国角色的讨论越走越远。2008年9月15日，美国有着158年历史的老牌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倒台，美国银行系统内部的“次贷问题”演化成全球金融海啸，中国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进一步上升，其集中体现就是关于G2和Chimerica的说法。G2概念是华盛顿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腾在2008年7—8月份的《外交事务》上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而不是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众多问题和相互抱怨。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佐利克和林毅夫在《华盛顿邮报》上联名写的《经济复苏取决于G2》一文，他们指出：世界经济要想复苏，中美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的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将会令人失望。此外，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还提出了Chimerica的概念。在他看来，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国的美国与作为世界最大储蓄国的中国应该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2009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提出了中国超越美国的系统理论。美国《新闻周刊》以该书为话题发了一篇专稿，标题为“这是中国的世界，我们只不过寄居其中”。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被认为是西方霸权的终结者和新国际体系的开创者，这样的新角色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错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