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明变迁与风险应对

瞭望文明，个人与社会一直在风险中前行，安全问题也因之如影相随。当今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化、数码化、网络化）的发展，使社会的开放性不断提升：时空的开放性，内含于过去之中的逻辑与现在形成重叠并继续延伸至未来；知识的开放性，知识的每一步进展也添加了新的未知；交往的开放性，人们在陌生人世界中进行沟通、寻求理解、达成共识；选择的开放性，我们的抉择总是受到有限的理性、不完备的信息、不规则的行动系统的制约；等等。所有这些不仅添加了风险，也改变了风险的性质，以往的共同生活所构筑起的安全底线一再被突破。这表明，这些问题现象超出了个别的、局部的甚至体制的范畴，已经涉及文化和文明的极深处。这种情势引发的思考是：也许文明踏入了另一个周期，我们正在走近一个新的分水岭。

在这样的变局中，对于应对有关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安全的新挑战，比较文明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每一个社会的风险行程都遭遇了对生存安全的威胁，但不同文化和文明的解决途径及实际结果却各自迥异，我们需要从中领略更高的智慧形态。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方法仍然是根本性的。譬如，他们不是将世界视为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理解为一种过程的集合体，他们“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他们关于个人思维的非至上性与整个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以及单个人认识的有限性与无数世代人们认识的无限性的论述，他们关于“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的阐释，等等，提供了比较文明研究的一种视野，对于理解个人与社会如何应对风险、重筑安全以及这一过程所推动的人类基本智慧形态的演替，所形塑的文明重大面相及其变迁，都显示出深沉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