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21世纪阳明学的方向”：会前感言及会议发言
一、会前感言
在总结百年现代化经验、思考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重建时，我们必须首先有效处理东方和西方、理论与实践、科技与人文、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社会、利益与真理等多方面相互关系中的张力问题。新时期以来中国人文科学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两大任务是：研习和重估现代西方理论以及分析和重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这两大任务的完成，却均须依存于今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如何真实地理解、掌握和贯彻求真态度和科学理性等主观性问题。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和吸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都以在治学生涯中如何深切秉承实践伦理态度和理性方法为其首要条件，否则人文学术难免蜕化为崇古慕洋、追求功利之作为。也就是，学者学人首须具有朝向科学理性的志向和能力，没有自身主观方面的努力，客观方面的学术工作将难以实现。于是，新世纪之今日，我们突然发现了古今中西思想关系中一个貌似突兀实乃贴切无比的中西思想关联性：“古典仁学精神复归”和“现代人文科学重建”之间的辩证依存关系。就仁学传统而言，我们又进而看到作为仁学思想史上心学传统集大成者王阳明之思想，与我们当前人文科学建设之间存在的一种实践学的逻辑性关联。道理其实很简单。人文科学的重建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同。自然科学的实践，既具有客观科学标准的指导，又在商业化时代自然地符合学者个人的利得要求，其中不存在学术科学发展的内在障碍。人文科学或人文学术则相反，既乏客观科学标准依据，又难以满足学者个人的利得需要。这两个不利特点足以阻碍学者朝向人文学术的科学目标前进。科技工商知识与今日全球化商业化潮流在方向上完全一致，而人文科学知识则与商业化原则格格不入，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人文学术朝向科学化发展的困难，并向人文知识分子提出了更艰巨的挑战。因此，与科技工商人士不同，人文科学者要求具有更为坚强的自我意志和伦理志向，才能在从心态到行为的全部学术实践程序上朝向有意义的、富于成果的发展方向，民族文化和学术的现代化发展才能获得保障。而一国文化之核心或灵魂今日实应体现于人文科学及其理论（而不再可能是以往的小说诗歌了）之中。人文科学理论一方面在商业化时代社会处境堪虞，另一方面又为中华民族文明、文化发展之基石；即，既有自身生存问题，又有方向调整问题，可谓举步维艰。然而，在全球商业化和唯物质主义主导方向的新世纪，我们却从民族自身的精神传统中找到了应对之道：我们发现，在古典阳明心学与现代人文科学重建事业之间，原来存在着一种实践逻辑性的适切性关系。所以，今日阳明学，并非什么提倡“再读经”之学，而是人文学者乃至文化人在治学规划中培养伦理心态之学。中国人文学者（远不限于古典学学者）如能以阳明心学态度控导自身各种学术实践，中国人文科学的现代化事业即可朝向正确方向发展。不言而喻，学者的动机学造诣，决定着学者的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水准。否则，人文学术最易成为模仿抄袭（或慕古或崇洋）的职业化功利主义行为，成为华而不实的文化学术装饰类商品之制作。
那么为什么在漫长仁学和儒学历史上特别要推举阳明学呢？简言之：在孔、孟、朱、王的仁学思想系谱上，阳明学在两宋理学之后最彻底地创造了一种“心学还原论”，其仁学伦理学思想的“主题”，在仁学思想史上空前未有地“缩向”心域，从而使得中国仁学的论题进一步纯粹化、心理化、自我化，从而与外界、历史、社会的内容形成了“区隔”。伦理学实践域的缩小，反而导致其价值学、意志学之普适性的扩增。这就是今日阳明学能够与现代学术思想沟通的一种构成学上的原因。此种心学还原论，如经过有效的现代解释学重组，其伦理学适切性及实践学普适性还可进一步加强。
因此，中国人文科学重建的先决条件是伦理性的，并且是伦理心学性的。我们经过对20世纪西方现代思想的全面检视发现，批评性地判断和吸收现代西方理论，首先依赖中国学人和思想家本身的“心学造诣”。这个实践论心学或心术学，又已为阳明学的核心——“致良知”的诚学所加以概括。“致良知”的本质就是诚学的确立，就是从“博学多能”的功利主义外实践向内心纯化的内实践的程序性转移，后者要求学者对自己的动机世界进行严格的省察和调整。有如照相之前的“对焦”条件：如果焦距不准，图像即不正确。因此心术的“焦距”决定着图片（学术成果）的准确度。换言之，实践者“动机不纯”，其人文科学理论成果就可能错误、失效或变形。因此，人文科学各领域的积极正面成果，最终也取决于学者的诚学心态。单只进行职业化努力是不够的，因追求名利亦需努力；跟随古洋权威，更不能成为治学标准；只有坚定朝向理念本身才能具有永恒的前进条件。阳明虽然以个人之资质创学，而“阳明学”实已成为数百年历史上所认定的客观理念。因此，提倡阳明学，绝对不能演变为某种个人崇拜。所应崇拜者，乃以其学代表的公共理念（不惟阳明学，任何学理均应如此。人们应该关注的是理念本身，而不是代表理念的个体）。此一貌似极为保守的学术伦理观，实则与今日人文科学的现实密切相关。新时期以来人文学者间最奇特的一种表现是：绝口不谈自身的伦理建设。一切关切、检讨、批评都是“对外”的，是非都是朝向“他者”的。今日提倡阳明学，就是要学者、思想家、文化人重返本身的内心世界，率先改造本身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结构的调整，是学术外实践方向正确的前提条件。
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对比，今日世界人文科学呈现出既发展又分歧的状况。其中最严重的情形出现在现代西方哲学界之内。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在研习和认识现代西方理论和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空前的混乱和困惑，对于流派纷呈的哲学思想，或者不知取舍，或者盲目跟风。原因之一正在于现代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理论本身的混杂性。传统上哲学作为万学之王的地位早已一去不复返。正如今日诺贝尔文学奖下的文学还（时代误会地）自以为仍然担任着时代精神代表的角色一样，许多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或理论家们，也还以为自己作为“哲学家”即表明具备了为人类文明指明方向的能力。岂不知，百年来混乱的现代西方哲学世界正是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性化重建事业中的认识论阻力之总根源。如果中国学者只能够对现代西方哲学理论亦步亦趋，必然结构性地导致中国未来人文科学理论永远只能随波逐流，一如今日媒体文化和娱乐文化成为跟风文化一样。文化和学术一旦纳入“世界流行”，必然丧失其思想力和创造力。没有独立人文科学理论的民族，将永远不可能提出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和文化。一国的人文科学就是一国的文化和思想的实体性基础。
时当商业化文化学术潮流全球蔓延之际，中国国学也正忙于“走向世界”，即走向作为西学一个边缘分支的汉学之小国际。结果，连国学也有成为对于此一“另类西学”亦步亦趋的“国际化”之虞。因为，所谓“科学”之“学”，非指其材料，而亦指其方法。不少现代西方理论的缺失和现代汉学的缺失一样，都是在商业化时代放弃真理意识和实践而积极追求功利主义目标的结果（后现代主义遂成为商业化时代的典型哲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人文科学没有客观的守护者和“法官”（经验验证和逻辑推理），以至于成为“怎么搞都成”之学。其“成败”完全像商品一样取决于“市场决定论”，或者美其名曰“社会承认”（中国学界还加上一条：“国际承认”）。于是，作为商业化时代代表性哲学的“后现代主义”更“从哲学上”论证了“反对客观真理有理”。唯一的正误标准就是“社会承认”（学术市场承认）。而社会承认是完全可以人为操纵和制造的！此种职业性“共识”如果成为指导标准并予以制度化推进，中国人文科学势将朝向商业化跟风目标“制度性地”大踏步前进。如此还能有真正的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吗？
二三十年来对西学的观察和对西方学人的透视使我们看到，哲学家和理论家，普遍失去和放弃的正是“求真心态和意志”。他们大多在“客观法制规条游戏”下参加集体的“思想游戏”（市场化竞争），以追求“社会承认”（即名利）为最后目标。如果西方学界仍然有其如此非理性实践的理由和“安全保障”的话，历史和社会环境不同的中国学界则没有。这是中国人文学界盲目“与国际接轨”者必须注意的。新世纪的中国人文科学界必应以加倍的科学态度和理性态度来对待西学研习和国学开发的问题。为了具备这样的态度和实践，必须首先进行心理建设。不能把“学术话语编织”当作个人追名逐利的工具，特别是我们的学术教育制度不能够成为保障这类个人追名逐利生活观的职业性渠道。因此，抵制此类商业化时代反科学观的学术实践的有效力量，正是中国传统仁学中的这一纯粹伦理性的普适部分，这个核心部分则最突出地体现在阳明心学之中。仁学不是今人用以追求个人职业成就的另一渠道，而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心理基础。不幸百年来不少国学从业者都把国学当成了另类追名逐利的“方便”，成为在精神上、思想上“只说不练”的现代“乡愿”。阳明学正是针对此类不正心术而发。正心诚意和知行合一，都是首先针对学者自身的。今日学习阳明学，不是要人人成为阳明文献学者，而是要人人自身体践阳明精神。即使将《传习录》倒背如流而不能亲身体践，也不能等于掌握了阳明学。因此，今日阳明学不是要鼓励学者大谈“阳明怎么说”，而是要深思“自身怎么做”。今日复兴阳明学，既不是指要将其“文物化”、“商品化”以使其服务于今人追名逐利或谋求物利的工具，也不是要使其成为今人自我装饰或制作学界等级制度的庸俗工具。阳明学的目的只在于促使学人真实面对自身心态、勇于自我改进，要使学者和理论家成为真正的伦理实践主体。因此，“与国际接轨”派应该注意，阳明学根本上是与20世纪以来世界哲学界的反主体思潮相对立的（这是我们今日重新关注胡塞尔学的动机之一）。阳明学就是主体伦理学重建之学。诚学和良知学都是最大限度地强化主体意志力之学，在此方面我们必须抵制一切虚无主义、极端相对主义（此类西方新玄学背后实隐藏着明确的个人名利之念）。阳明学正是要鼓励在中国人文科学内部建立高度民族性的伦理主体学，而此主体学必然限于心域之最内区，其相关外实践则必然通向世界的四面八方。真正的主体性“内学”，必然导致真正的天下之“外学”。因此，真正的现代阳明学也绝不可能与抱残守缺、泥古自安、自我矮化的当代海外学术史上的狭隘民族主义相混淆。真正的现代阳明心学必然导致学者勇于朝向世界一切有用知识、掌握驾驭人类一切知识成果，提醒学者绝不能在新世纪窄化民族文化学术目标，以至于反而使中国人文学术成为实质上的“闭关锁国”者。一种阳明学的辩证法在于：只有纯化、诚化中国学人的个人心志，才能够有效掌握西方理论，才能够真正走向世界学术主流，才能有能力与彼计较短长。为此，我们需要重塑“致良知”的求真、求诚的人生观。
一次会议不可能立即导致“致良知”精神深入学者之内心，但是，至少可以有效呈现阳明学精神的真实面目；也就是为学界提供一面镜子（心镜），使其便于自视、自省、自正。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只满足于生产物质和制造通俗娱乐，而是应该有决心继承三千年来那些中国优秀文人思想家追求人文高尚伦理目标的传统，并以关心“学术之天下”作为体现中国仁学现代形态之方式。对于实践此一中华文明伟大目标的构想，首先需要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足够准确的衡量标准。这就是由阳明学作为其最鲜明代表的仁学之价值学标准。这个人本主义的伦理学标准，为中华文明历史上之独特创造，它将履行今日在国内外人文科学舞台上，在世界人文学界〔当其正在全面自其传统的真理追求目标退缩向职业利得目标的时代〕担负起引导人文学术朝向科学化、理性化重建目标前进的伟大任务。中国人文科学的重建不仅关系到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也进而关系到正在彷徨中的世界人文学术理论及其哲学之改进。对于科技工商大众来说，如果仅有社会法制化已足；对于人文学者小众来说，则需要其完成主体伦理化准备，此即为今日“致良知”的真义所在！在知识论上我们要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在伦理实践学上，我们则要深深汲取民族伦理精神养分。因此，新世纪的阳明心学，适足以指导此一现代人文科学重建之伟业。对此而当仁不让者，岂非今日中土之士乎！
二、余姚阳明学研讨会发言和论文（10月31日下午宣读于会议）
本人经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推荐，受邀参加2011年10月底“国际阳明学研讨会”和“余姚阳明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这是本人平生第一次参加有关“国学”或“中国思想史”领域的专门会议。为此提交了论文“从阳明心学到宗羲史学——论21世纪‘诚学’的时代意义”。本人相关论点可见该文。至于今日究竟应该如何推进阳明学，现再将个人基本观点简单概括于下。
今日全球化时代“提倡阳明学”包含着不同目标层面上的意义，计有：
甲、探讨阳明学的哲学、伦理学、思想史的历史意义和现代意义；
乙、深化阳明学的史学和文献学研究；
丙、作为重建中国仁学传统以及在新世纪重建浙东思想传统的重要任务之重要思想史基础；
丁、作为一切人文学者均应研习的仁学伦理精神修养的重要经典（《传习录》与《论语》、《孟子》。我称之为“仁学三书”）。
首先，以上四大阳明学目标，与将阳明学“文物化”和“商业化”的时下风尚，不仅没有关系，而且目的截然相反。把重大历史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加以“文物化”、“商业化”，足以损害真正阳明学思想与学术的传播和发展。此意十分明显，不再赘述。
其次，今日阳明学的研究和提倡，也应当对以往海内外国学界、汉学界两种学术方向加以深刻检讨和重估，不应当简单化地沿着古今学术惯习前进，尤其不能将阳明学当作为现代化百年来相关学者“评功摆好”的功利主义工具。因为上述阳明学四大目标均意味着，今日应该倡导的“新阳明学”所需要的目标、动机、方法都须全面超越以往流行的“学术民族主义”和“学术文物主义”的保守主义治学方向和方法。理由分别提示如下：
甲、无论为了研究阳明思想的历史意义还是解释其现代意义，都必须超越中国古人的知识范围和框架，都必须运用各种新知识、新方法来丰富、深化、提升今日阳明学的研究水准和规模。简言之：研究工具必须现代化！这就意味着：仅仅熟悉中国古代相关文献是远远不够的。而相关古典知识的现代化，必然涉及现代世界人文科学主流的理论知识范围。这就意味着：仅仅根据作为现当代西方边缘学科的西方“汉学”的范围、规模、学术框架来处理阳明学思想乃至一切中国古代思想是绝对不够的。如果今日学者固执于“旧学范围”和“汉学框架”，就相当于拒绝采用新知识武器来开发传统思想资源，其负面效果一目了然。当然，现代职业分划功利主义有助于掩盖此一缺点，学者如用“业界共识”及其社会性等级主义操作（“集体评选大师”之类）来维持自身学术地位，那么就相当于在利用阳明其人及思想的历史遗产来谋求今人的职业性实惠了。其心其旨正与“致良知”初衷背道而驰。
乙、相对而言，阳明学的史学和文献学研究部分比较单纯些。但是，首先，阳明学的“历史关联”远不如它的“思想史关联”重要。即使此领域内的研究，特别是相关于所谓阳明学派史的研究，仍然涉及许多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特别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政治学等方法论资源问题（在解释“阳明后学”逐代传承及其正反效果方面）。简言之，阳明学的史学研究（兼及其个人历史和学派历史）部分也离不开现代知识论。
丙、这一研究类别，涉及相关思想重构、再建部分，涉及中国新世纪新仁学伦理学建构的问题，涉及阳明学在中国仁学系统内的地位问题。阳明学在中国仁学思想史，也就是中国人本主义仁学伦理思想史内的“地位”，也就是其与在前和在后的仁学思想家的关系问题。王阳明作为两千多年中国思想史上孔孟、程朱之后的第三重大历史阶段代表，综合并开创了漫长仁学历史中浙东思想传统，后经“刘、黄”的史学方向的转化，而可与三百年后的新世纪人文思想理论有效“衔接”，其中国文化意义和世界学术意义都是极其重大的。然而此一阳明学的“现代仁学解释学”意涵，更加须超越传统的学术保守主义才能够予以深切理解并有效应用于国内外学界。阳明学只有经过此解释学的转换，才能够真正发挥其新时代的解释力和影响力。
丁、最后，此项与“丙”项同样是相关于阳明学的实践论部分的。不过，上述三个阳明学类别如果主要是相关于各类“专业人员”的学术思想研究方面，“丁”项则相关于一切人文学者和文化人士，这就是：“致良知”或良知学如何对所有“文化人”和学人产生积极影响力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全球商业化功利主义时代要求“学人、文化人”领悟和体践阳明“诚学”的问题。广大学人、文化人不必是阳明学者，却应该是阳明精神的感受者和履践者。良知学经过“解释学转化”之后可以有力提升知识人的治学心态和精神方向，从而可望从根本上调整或重塑学者人格，以便可从个人名利追求方向转到集体真理追求方向。就此而言，考验今人阳明学造诣和阳明精神研习成效之标准，就与学人是否熟悉相关文献没有多大关系了。在此，我们应该提倡的是广大知识分子能够有效真实地学习阳明精神，并将其贯彻到个人的任何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来。因此，一个人的阳明精神的体现，就与他如何“熟读经典”无关，与他是否属于“阳明学”专业无关，而是与他如何将此精神体现在个人的各种学术文化工作有关。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真实意义所在。阳明学和朱子学的最大不同，正在于强调从个人一切行为实践上（而不是从其熟悉知识的程度上）看其“体践”的真实度。自古至今太多的所谓儒学家们都是“只说不练”，结果人们以为谁的儒学知识多（实际上指谁“背书”多和表白多）谁就最是“真孔孟”。按王阳明意，“非也，要看你怎么
‘行’”。所以阳明学同样包含着对“伪儒”（乡愿）的尖锐批判。甚至于，“致良知”就是针对伪儒而发的。我们今日提倡和发扬阳明学和阳明精神，当然必须立足于这个阳明实践学的基本点：阳明心学！或广义的仁学心术学！
提倡阳明精神，因此不是要提倡大家多看阳明学相关文献，更不是要把王阳明当作“半神”来膜拜和宣传。如果这样，我们就也是在“利用”王阳明以谋己利，其结果正是戕害王阳明及其精神了。此一负面意涵更是我们今人应该共同加以警惕的。
2011年10月19日拟稿于加州
【附文】
纵论阳明学说弘扬阳明精神
——2011年中国·余姚国际阳明学研讨会综述（节选）
（余姚新闻网 2011年11月14日）
10月31日，“中国·余姚国际阳明学研讨会”在余姚宾馆举行。
500多年前的10月31日，王阳明先生诞生于我市龙泉山北麓的瑞云楼。从此，人类的历史上，又多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他一生既为官，又倡学，文治武功，勋业卓著，真正堪称一代名臣、学界巨擘。如今，他的思想早已超越了时代与地域的限制，被世人所极力推崇和广为传诵。
今年10月31日，由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的“中国·余姚国际阳明学研讨会”在先生的故乡余姚举行。20余名中外专家相聚姚江之畔，围绕阳明学的各个课题，各抒己见，迸溅思辨的智慧光芒。研讨会收到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共19篇论文在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
作为浙江历史文化名城，我市历来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先贤思想的研究工作，随着思想的日益解放，阳明学研究再度兴起，阳明学的现代价值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近年来，我市对王阳明故居、阳明先生讲学处的主体建筑等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与保护，并积极开展与外界的学术交流活动。我市曾于1989年和2007年举办过两次大型的国际阳明学研讨会。此外，我市还创作大型姚剧《王阳明》赴各地演出，拍摄纪录片《王阳明》向人们介绍阳明先生的生平事迹与思想……
今年8月，为继续推动国际阳明学研究和传播，着力阐发、传承阳明学说，弘扬阳明精神，我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成立了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努力将之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阳明学研究基地。研究中心将创办学术性刊物，积极培养阳明学研究人才，举办各类学术会议和活动，征集、编辑阳明学的文献与学术成果。此次研讨会正是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举办的首次大型学术研讨活动。
本文中记者就研讨会上交流的几大议题，摘录和整理了与会中外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和论述，以飨读者——
21世纪阳明学研究的方向与意义
李幼蒸：旅美华裔学者，西方诠释学和儒学研究专家
李幼蒸认为，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海内外阳明学研究有着四大目标：一、探讨阳明学的哲学、伦理学、思想史的历史意义和现代意义；二、深化阳明学的史学和文献学的研究；三、将阳明心学作为重建中国仁学传统以及浙东思想传统重要任务的思想基础；四、倡导将《传习录》等王阳明的著作作为人文学者应该研习的重要经典文献。
李幼蒸说，今日阳明学的研究，应该对以往国学界与海外汉学界两种学术方向加以深刻的检讨和重估，而不应再简单地沿着古今固有的学术习惯前进。无论是研究阳明学的历史意义还是解释其当代意义，都必须超越古今学者已有的知识范畴和框架，都必须运用各种新知识、新方法来丰富、深化、提升今日阳明学研究的水准和规模。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研究工具必须现代化。当前研究阳明学，仅仅熟悉中国古代的相关文献已是远远不够的，相关古典知识的现代化，必然涉及现代世界人文科学主流的理论知识范围，特别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等方法论资源。简而言之，阳明学的研究，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知识论，这样才能突破学术保守主义的束缚。（本文以下依次介绍各位发言者发言概要，本书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