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动态

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既与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也与国际经济形势密不可分。因此，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与投资东道国的经济环境，构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环境。

一、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的投资地位

2011年，全球经济依然在低谷中艰难跋涉。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步伐明显放缓：债务危机成为2011年以来的主要话题；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与失业问题相伴，制造业持续衰退，“占领华尔街”运动风起云涌；欧债危机击中了欧洲软肋，给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增加了变数。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复苏势头也遭遇阻碍，控通胀与保增长成为政策两难。IMF副总裁朱民在2011年12月9日的讲话中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似乎陷入了经济活动疲软、金融市场承压以及公共债务和赤字水平高企的恶性循环之中。”

而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先扬后抑，复苏的速度依然令人略微失望。IMF于2011年10月预测全球经济将于2012年实现4%的增长，并达到73.74万亿美元的规模，通胀率则仅为3.66%；而到2012年10月之时，相关预测已调降至3.28%和71.28万亿美元，通胀预估则调升至4%。全球经济的滞胀超出了大部分人的预期。同时，全球经济的自由落体，一方面说明增速放缓正在加速恶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全球宏观调控不仅未能有效阻止增速放缓，更带来风险激生、货币超发的负面影响。

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相比于缓慢的经济复苏，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出现了明显回暖，基本回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内部实体经济恢复的失望可能转化成为了向外部寻找新增长点的动力。但是也正因如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面临一对矛盾：一方面，全球资产的流动加速使得国际资本市场得以重振，这样的大背景也许可以带动中国资本加快“走出去”；但另一方面，全球资产价格回暖、投资者大量涌现，也使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地位面临下降的隐忧。

尽管中国投资存量在全球的占比仍在稳步上升，但是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排名却已经有所下降。2009年，中国的年度投资流量首次闯入前十，占到了全球当年投资流量的5.2%，跃居全球第五位、发展中国家首位。2010年，中国凭借688.1亿美元的流量和21.7%的增长速度继续保持排名第五的位置。而这两年也是中国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最高排位。2011年，由于增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的排名近几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回落至第六位（见图2—16）。

也许单纯以投资流量的占比，并不能完全证明一国投资地位的下降，尤其是进入2012年以来，中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明显的反弹，但是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也在不断推进，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所展示出的一些信号，从侧面折射出了投资环境的恶化。前文对此已经有所提及，华为等大型企业在美国遭遇的态度强硬、措辞严厉的背景调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泛政治化困境问题第一次脱离非正式渠道，摆到了所有人面前。除了在美国的遭遇，在欧洲的中国企业也未能幸免。2012年年末，据中国欧盟商会公共采购工作组透露，欧盟针对中国政府采购的报复性立法草案已经完成，并提交欧盟成员国讨论，且已取得欧盟议会的支持。一旦这份报复性立法草案得以通过，中国企业将丧失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承揽包括铁路、水务在内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的机会。欧盟希望借此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开放更大范围的政府采购，并将部分国有企业采购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向欧盟成员国开放。

可以负责任地推测，发达经济体正在逐渐摆脱金融危机以及债务危机的不良影响，走上了经济复苏的正轨。而对中国来说，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很长一段对外直接投资机遇窗口期即将宣告关闭，“中国投资”可能已经不再是其他经济体原本渴求的“救命稻草”，来自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资金将由强势地位回到正常水平，参与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平竞争；与此同时，外国政府和企业对中国企业的政府背景、管理体制和利益诉求的警惕又逐渐浮出水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环境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个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目光更挑剔、要求更严格的投资时期。

二、国内环境：坚定理念与政策支持

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来说，国内支持政策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极为重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并购浪潮中，标榜自由竞争、自由市场的西方大型跨国公司背后，也并不缺少政府支持的影子，例如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即成立于这一时期。来自母国政府的支持永远是企业在海外扩张道路上最有力的保障。

（一）政治观点：推动海外投资展现战略远见

来自母国的政策保障首先必须基于一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理念上对海外投资的重视。随着中国企业参与海外项目越来越多，经历与经验逐渐丰富，中国政府也从中看到了“走出去”战略的成果：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企业发展成长有重大的影响，而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十二五”规划当中，继续加快推进“走出去”战略也成为了重要内容，并且在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投资行业的指向、投资项目的科学性和风险防范等方面提出了更详细的要求。

“十二五”规划指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决策原则，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投资合作。发展海外工程承包，扩大农业国际合作，深化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积极开展有利于改善当地民生的项目合作。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做好海外投资环境研究，强化投资项目的科学评估。提高综合统筹能力，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宏观指导和服务。维护我国海外权益，防范各类风险。

2011年4月，在中央企业“走出去”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再次强调，中央企业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精神，实现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会议提出了“树立国际视野，提高认识水平”、“立足企业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走出去’管理，防范控制风险”、“加强队伍建设，培养国际化人才”和“坚持合作共赢，履行社会责任”五项具体要求，为中央企业在新时期担当对外直接投资主力军、积极探索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模式、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指明了发展道路。

2012年11月，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再次提到了“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未来，中国将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

在这些与经济部署密切相关的重要讲话中，都反映出同一个要点：中国未来几年“走出去”的目标，是要以科学合理、符合战略要求的方式，建立真正的治理结构完善的世界级跨国公司，而中国政府将为企业的“走出去”提供有力的政策保证与支持。

（二）经济实际：金融支持成为有效保障

就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来说，最急需的国内支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政治风险防范；二是投资资金支持。而这两方面重点也是国内政治理念转化为实际政策的最重要的途径，并且可以归结到同一个问题——金融支持。

从2011年起，国家鼓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路径开始清晰起来。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举办的“2011国际投资论坛”上，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主旨演讲中称，“十二五”期间，商务部会加大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力度，将研究拓宽外汇储备有效运用以及人民币跨境流通的渠道和方式，支持企业对外投资。除了改善外汇管理体制，用外汇储备支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之外，商务部等有关部委还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包括：探索推动国内有条件和有意愿的经济技术区，发挥它们的优势，参与境外的经贸合作区的开发建设；健全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提高境外的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理能力，有效地维护境外企业、机构和人员的合法权益，增强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引导和服务；鼓励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扩大对生产、深加工环节的投资，帮助投资的东道国发展能力，增加就业，改善民生。

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海外投资所遭遇的风险和对应的解决策略逐渐进入企业、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的视野，而海外投资保险作为有效的投资避险工具，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1年2月，利比亚政局发生动荡，中国企业已在利比亚损失近200亿人民币。在如此巨额损失中，通过海外投资保险得到赔付的加起来不超过5亿人民币。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和难以预测的经济风险时，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对企业进行补偿，并且履行代位求偿权，是对海外投资企业最有效、最直接的支持，也是中国目前最需要改善的一个方面。

2012年年底，我国唯一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改革实施总体方案和章程获得了国务院批准。2012年12月18日，中国信保在北京举行中国信保体制改革暨注资仪式，由中投公司通过汇金公司向中国信保注资200亿元人民币。中国信保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提供海外投资保险。目前建立有海外投资保险制的国家，对于海外投资保险的险别主要针对政治风险，一般承保外国投资者因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1）战争、类似战争行为、叛乱、罢工及暴动；（2）政府当局征用或没收；（3）政府对外汇的兑换实施限制，使投资者不能按规定把可以汇出的外汇汇出。广义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同时还针对附带的经济风险，将工程保险或财产保险一起包括在内进行投保，保险金额的最高限额为投资金额的90%。一直以来，中国信保在政治风险保险方面具有国有背景和财政补贴的优势，在承保海外政治风险的同时出台了诸多举措维护企业的海外利益。例如，在理赔过程中迅速反应，开辟理赔绿色通道，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为企业最大程度上减少损失；专业服务，及时提供风险管理和风险预警建议，对企业控制风险给予最大帮助；全力减损，制定针对性风险防范措施，在积极保障企业利益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减少国家损失。在中投公司的注资完成后，中国信保的资本实力将显著增强，政策性职能定位进一步强化，将在支持国家“走出去”战略、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权益方面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也体现出了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权益，让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更无后顾之忧的战略思维。

除了在规避政治风险方面做出努力外，国家在海外投资的信贷支持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2012年8月，在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上，工信部副部长苏波指出，“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大好时期，要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引导和政策支持，鼓励银行在授信额度、贷款条件、贷款期限等方面对“走出去”的企业给予优惠，加大对企业海外投资的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参与企业海外并购活动，实现银企联合“走出去”，鼓励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和规模较大、外向度较高的企业整体或者主营业务到中国香港、美国等主要资本市场上市，拓宽境外融资的渠道。同样在年会上，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把握三个导向，即服务实体经济、支持民族品牌以及提升竞争力。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亦在会上表示，在金融危机还未完全消退时，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要慎重，银行支持企业“走出去”融资要以支持实业为主，实业投资主要包括资源、技术、品牌，这是银行提供融资服务时需要把握的方向。

此外，中国的海外投资程序方面也显露出了改革的迹象。2012年年中，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司长孔令龙在接受采访时说到，中国将简化部分省市企业通过试点项目投资海外的程序，以便帮助资金雄厚的国内企业在受全球经济低迷影响而陷入困境的国家寻找机会，但参加试点的省市名单仍在研究中。目前，有许多中国企业由于海外投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和耗时，在审批期间错过了投资机会。一直以来，中国的海外投资采取的是核准制，这种制度主要是为了保护缺乏海外投资经验或者人才的企业。但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验的增加，该制度的必要性正在逐渐降低。国家发改委另一位司长同时还提出，国家将研究支持海外投资的财政和税收配套政策，也将支持推出风险投资基金和便利海外投资的保险产品。

从各方面来看，为给企业海外投资营造良好的国内环境，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既从思想高度上加大了对国内支持的重视，也从实际举措上出台了多种政策支持。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环境将进一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