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不能因为有“蚊子”、“苍蝇”飞进来就不开门。
“扫黄”是改革和对外开放健康进行的一个保证。有些同志担心“扫黄”会影响对外开放，这是不应该的，恰恰是“黄色”东西的泛滥，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秩序，损害了中国人的声誉，妨碍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对外开放，必然会有“蚊子”、“苍蝇”飞进来，打“蚊子”、“苍蝇”不等于就是不开放，也不能因为有“蚊子”、“苍蝇”飞进来就不开门。相反，把“黄色”的东西打掉了，把“蚊子”、“苍蝇”扫除干净，会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把对外开放工作搞得更好。
《在南方四省“扫黄”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9年9月11日）
和外国人打交道是一门学问，要完全学会需要有个过程，但我相信中国人不傻、不笨。
为了透透空气就要打开窗户，打开窗户就难免进来蚊子、苍蝇，但绝不能因此就连窗户也不开了。不吸新鲜空气的人，身体是不会好的。中国憋了那么多年，苦头吃得不少，现在怎么能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呢？当然，和外国人打交道是一门学问，要完全学会需要有个过程，但我相信中国人不傻、不笨，你们承认你们比外国人笨吗？至于如何尽量避免、防止资本主义消极的东西，这要研究，总结经验，总可以找到途径。
《与天津大学学生的对话》（1985年10月23日）
社会主义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由苏联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到现在已经7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研究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颜色。列宁、斯大林研究，毛主席也研究。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的本意讲也是怕变了色嘛。所以，究竟怎么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掌握政权之后长期研究探索的重大问题。但是，真正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路子，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正是因为有了这套理论和路线，中国这十几年来才发生了举世公认的变化。如果离开这套理论和路线，中国是没有出路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人们从各方面分析原因，照我看来，尽管原因可以找到很多，但归根结底，是自己没有搞好，经济没有搞上去，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连肚子都吃不饱。所以小平同志讲，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能顶住，也是因为搞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听取山东潍坊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2年4月22日）
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及时有效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乡面貌变化很大，各项事业都有不小的进步，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这是当前形势的主流。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其中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如果在思想理论上搞不清楚，决策、部署乃至整个工作都会被动。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并下力量研究这些问题。比如，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问题；关于非公经济发展问题；关于分配问题；关于外贸体制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方向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生活提出的新的问题、重大问题、复杂问题，亟待解决又难于解决的问题。怎么才能及时有效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神，正确的途径就是组织各方面有识之士到实践中去，深入地调查研究、集思广益。
《在天津市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6月11日）
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过程中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个大题目。
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是什么，优越性是什么，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过程中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个大题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经济，如何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搞得更好一些？一个时期以来，出现了一种现象，弄来弄去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弄没了，比如一些所谓的“改革”、“突破”，把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弄没了。一讲改革的大的进步，就是拍卖、租赁等，是不是把所有制恢复到资本主义那个样子就是改革了？我们国家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并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能把资本主义的东西都接过来，把社会主义的东西都丢掉，否则再闹几年中国成什么样子了？我们要研究一下，在共产党领导下搞社会主义建设，在领导上、体制上哪些是区别于、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只区别不优越的东西是不能长期存在的。
《关于天津市党代会报告起草意见的谈话》（1988年1月12日）
人类文明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不同社会制度都可以利用。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有哪些是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是我们可以吸收的。社会主义必须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人类文明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不同社会制度都可以利用。过去，由于我们长期受姓“社”姓“资”的困扰，有些本来没有政治属性的东西，硬给它们戴上了政治属性的帽子而加以排斥。
《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的谈话》（1992年3月15—18日）
文化是超越国界的，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学习外国的有益文化，这是过去一直有争议的问题。一提学习外国文化，似乎就是要搞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文化都看成是坏的，一概不可取，这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这次决议明确提出要把外国有益文化学到手，这是我国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解放。文化是超越国界的，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文化孤立主义从来是一种空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立足于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要发展自己的文化必须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因此，外国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文学艺术等，凡是于我有益的都要学到手，汲取当代有益文化的营养，以加快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
《在中共天津市委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10月26日）
大胆地吸收外来的一切先进经验和文明成果。
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繁荣，一个民族的兴旺，固然十分需要自身的不懈努力，同时也要善于同其他国家与民族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大胆地吸收外来的一切先进经验和文明成果。这样才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才可以少走弯路，加快发展。如果闭关锁国，条件再好也不会跟上世界潮流。中国是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有许多文明成果被介绍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人类社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借鉴、引进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使自身的文明不断获取新的养料。比如几百年前，西班牙等国商人将玉米、红薯和花生从拉丁美洲引进中国。目前，玉米、红薯占中国粮食产量的30%，花生占油料作物总产量的42%，在中国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会见阿曼苏丹卡布斯时的谈话》（1999年5月19日）
只有蠢人才不借鉴别人现成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不断运动和变化，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化。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做调整，不进行改革，这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嘛！我在会见尼克松时讲过，改革开放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否认改革开放的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个来源，从纵向讲是历史的延续性，从横向讲是互相学习借鉴。马克思主义讲的实践，指的是人类社会实践，把实践理解为只是个人的直接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论。在科学技术和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理所当然地要求我们进行交流，只有蠢人才不借鉴别人现成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货，还是从苏联“转口”来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嘛！
《听取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0年2月9日）
研究消费是为了发展生产，不能把服装出个新样子都叫奇装异服。
我市的一些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工作遇到困难。要教育我们的同志不能一打击经济犯罪，又把门关起来；不能用中国人的习惯对待外国人；不能说尊重外国人就是洋奴；不能把批评自由化的错误思想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画等号；不能一抵制资产阶级文化，就把所有外国歌曲的录音带都收缴和排斥。我们一些同志搞片面性、绝对化是老毛病了。我们研究消费，是为了发展生产，不能把服装出个新样子都叫奇装异服。什么是奇，奇就是少；什么是异，异就是新。不能让服装厂永远不出新样子，不许改革，这些完全是书生之见。
《在听取对外经济贸易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要点》（1982年5月31日）
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把外贸搞上去。
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把外贸搞上去。按理说，我们的职工一不笨二不懒，我们的原料、劳动力都便宜，而我们的外贸连个几百万人的香港都搞不过。我曾经讲过，我们的外贸干部绝大多数是优秀的，工作是努力的，外贸搞不上去，主要是外贸体制问题。现在的外贸，一是生产销售不见面，二是好坏照常拿工资。生产完了交给外贸，外贸单位卖给代理公司，代理公司再转到什么地方。这样转来转去，把生产和市场远远地隔离开，不但造成信息不灵、销售缓慢、成本过高，而且独家经营，没有竞争，效率低下。外贸体制必须改革分歧不大，怎么个改法则主张各异，我们必须下大力研究这个问题。
《在天津市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6月11日）
“入世”是机遇更是挑战，将成为对中国的考验。
经过20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我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对外开放经验，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政策和法规，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定经济技术基础。“入世”[1]后，可以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水平，这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入世”也是考验，将面临很多困难。现在国内庆功气氛很浓，而对困难的重视和准备还不够。由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总体发展程度还很低，一些行业和领域落后于国际水平；由于长期在封闭的状态下搞建设，我们的体制机制、行为方式、思维模式等许多方面还不适应。在关起门来的情况下，差距往往被忽视，弊端往往被掩盖，有的甚至被当成优点保护起来。“入世”之后，中国经济将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和更深刻的程度上参与国际合作与分工，将进入国际跑道按照国际通行规则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赛，谁强谁弱，都会充分显露在世界面前，我们有很多地方要经受考验。以机电工业为例，比如汽车产业，现在国内的汽车厂不少，每年组装、自产的汽车也不少，但价格偏高，一般比国外产品贵1/3至1倍。如果这与进口车价高一样是税收政策的原因，那么政策可以承受一些损失，通过减税把价格降下来。但如果是由于车本身的成本高，汽车产业要维持下去就会有较大困难。又比如农业，一是我们13亿人口中有70%的人要靠卖粮食过活，二是增产不增收的问题还很突出。如果未来那些生产效率高的农业先进国使其成本低廉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将对中国的农业带来怎样的后果，目前尚难把握。至于经济运行方式，我们至今还有很多的不适应、不清楚国际规则的地方。总之，“入世”是机遇更是挑战，将成为对中国的考验。
《会见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时的谈话》（2001年11月19日）
注释
[1]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