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物学与演化经济学
在演化经济学中，对生物演化及其他生物学概念和方法的借鉴，无一不显示出演化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密切关系。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以经典物理学作为其自然科学基础在一段时期内是先进的。但是，随着科学和时代的进步，以经典物理学为自然科学基础的传统西方经济学已经不足以解决经济学发展中的新问题。在这种条件下，以生物学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演化经济学诞生了。
任何一门社会学科都有其自然科学的基础。这是因为人类对自身的理解是包含在人类对自然的理解过程中的。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不再能够跟上人类对自然理解的步伐。
（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局限
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其机制的学科，受到研究者主观的影响尤其大，对这种情况的校正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学术客观性以及其学科的自然科学基础。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古典力学即牛顿力学作为其自然科学基础。一个世纪以来，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了许多发展，构建了许多新的模型，但是大都没有跳出古典力学的框架。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一直使用古典力学作为其框架和分析方法，并且越来越向在假设的基础上构建数学模型的方向发展。
然而，一个多世纪来，自然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有了相对论、量子力学，而且物理学中的电学、声学、光学和核物理学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如此，其他科学，如生物学、化学、天文学等学科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显然在自然科学基础上是落后了，再加上近期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现实解释的困难，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更新就迫在眉睫了。
（二）演化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突破
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在生物演化思想的推动下，经济学进入了广阔、自由的天地。西方演化经济学将生物学的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突破了统治经济学近两百年的古典力学方法，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无疑是革命性的，有利于打破目前经济学所面临的停滞状态，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当然，在对自然界的研究中物理学和生物学是并存的，同样，作为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物理学的方法和生物学的方法两者也将是并存的。
人类是一种生物，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段时期的地质时间中存在于地球的生态环境中。基于此，人类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密不可分。而由人类组成的人类社会的演进与人类的进化亦密不可分，就像生物学中著名的双螺旋结构一样，相互补充，相互影响。所以，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学与研究生物进化的生物学的关系，比之研究自然界的古典力学，自然更为相通。因此，将生物学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的演进经济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革命性发展，无疑将有广阔的前景。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西方，西方演化经济学应运而生，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西方演化经济学试图以生物学作为自然科学基础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将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引入经济学中，对现实社会经济及其发展做出解释。
这是西方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三）生物演化与社会演化的区别
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有着重要的区别。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的一个不同在于：生物进化更加单纯，只是在自然环境下的适应与改变；而社会进化的复杂性之一在于在自然环境下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更大的变数。因此，不能机械地将生物学的方法和理论直接搬到经济学研究之中。
彭罗斯（E.T.Penrose）就曾指出，将社会演化过程与达尔文主义的选择理论做类比是不明智的。彭罗斯认为，人类最重要的行为特征是深思熟虑和算计（注：E.T.Penrose, “Biologicalanalogies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2 （4）.），而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过程是由遗传物质储存信息进行的，并无认知主体参与。（注：参见［瑞士］Herrmann-Pillath：《西方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事实上，人类社会、经济及其体制的演化是人类这种生物参与创建的系统，使用演化这个生物学隐喻，不能机械地将这一概念从生物学中照搬过来，而是在社会科学中予以引申。
演化经济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革命性发展，无疑将有广阔的前景；但是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有着重要的区别，不能机械地将生物学的方法和理论直接搬到经济学研究之中。
（四）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与前沿
在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上，演化的观念由来已久。亚当·斯密（AdamSmith）提出了一个促进演化经济学演化的核心观点，即经济成果可以不需要指导，而且这个成果并不总是有意识的整体设计和社会秩序的结果。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灵感来自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是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原则思想引入社会科学的首批学者之一。各种进化思想由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弗雷德里希·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等进一步发展。
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后开始迅速发展，根据Webof Science三大引文库（SCI/SSCI/A＆HCI）的数据, “Evolutionary Economics”1993—1995年相关文献73篇，1995—2000年相关文献240篇，2000—2005年相关文献359篇，2005—2010年582篇。从以上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即使在主流经济学最为强大的阵营——美国，演化经济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在全球42名顶尖的演化经济学研究专家中，就有20名是美国学者。（注：参见刘汉霞：《演化经济学研究现状概览》，载《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6（4）。）国外重要的演化经济学学会包括：（1）1965年成立的演化经济学学会（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AFEE）。
该组织声称自己试图发扬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和米契尔（Wesley Mitchell）等人的思想遗产，并于1967年创办了《经济问题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成立于1988年的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EAEPE），它是欧洲最重要的异端经济学家组织，也是第二大欧洲经济学学会。它拥有自己的专业期刊《制度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OIE ），并以K·威廉姆·卡普（Karl William Kapp）、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西蒙（Herbert Simon）为名设立了三个奖项以奖励学会成员的研究成果。（3）成立于1986年的国际熊彼特学会（The International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Society,ISS）。该组织总部位于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Augsburg），截止到2008年7月已经拥有来自40个国家的412个成员，1993年著名的《演化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成为该学会的附属刊物。另外，该组织自成立起，每两年颁发一次熊彼特奖（Schumpeter Prize）。（4）日本演化经济学学会（Japan 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JAFEE）成立于1997年，并创办了演化与制度经济学评论（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这是亚洲国家第一个专业的演化经济学学会。（注：参见刘志高，尹贻梅：《演化经济学——学术自觉与中国贡献》，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西方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对于经济学而言，生物学的方法要比古典力学的方法更加适合，更具有优势。例如，霍奇逊（Geoffrey M. Hodgson）指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人类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生物，有创造和改变的能力。”（注：［美］杰弗瑞·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而西方经济学中惯用的一般均衡分析忽略了系统外部的变量，认为创新这一具有推动力的因素是对正常状态的异常扰动。这样一个由简单的自我封闭的个体构成的经济理论，是难以持续存在下去的。（注：［美］Geoffrey M. Hodgson.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Evolution Economics, 2002, Vol.12.）而生物学则具有综合性研究方法的优势。他还指出，“生物学思想之所以与经济学相关的另一个极端重要的理由是，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都是极为复杂的系统，都带有繁杂的结构和因果关系，既包含了连续的变化，也包含极大的多样性。”（注：［美］杰弗瑞·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魏特（Witt）的定义：演化是我们所考察的系统沿时间轨迹的一个自我变化过程。拜克豪斯（Backhaus）认为，这个定义对于分析经济体系而言非常有效，它包括了经济体系的历时变化能力。（注：参见陈劲，王焕祥：《演化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兹曼（Ziman）认为，所谓演化不仅仅是指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它还包括了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这种过程有时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自然发生的。（注：参见约翰·齐曼：《可靠的知识：对科学信仰中的原因的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弗罗姆认为，在通常的语言中，“演化”指的是渐进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与革命不同，“革命”指的是破坏性的激进变化）。
弗罗姆关于演化的理论除了“动态性”含义之外，更关注历史性、累积性及“路径依赖”等内容。（注：参见陈劲，王焕祥：《演化经济学》。）可见，演化概念经历了从一般思想到具体理论的过程。在许多人看来，马克思所主张的是“突变”，即革命性的变革，并不赞同“渐变”这种缓慢的演化方式。而实际上，马克思对生产过程的描述正是一种渐变的表现。
概括地说，演化经济学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以下五点区别：第一，演化经济学以生物学为自然科学基础，而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古典力学为自然科学基础；第二，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是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的，而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社会固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第三，演化经济学提出社会经济体系是复杂的系统，而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是一个封闭的、可预测的系统；第四，西方演化经济学分析使用种群原则（population thinking），而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典型代表一般经济行为者”（typological thinking）的个体范例；第五，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决策原则是“满意原则”，而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决策原则是“追求最优”。
演化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影响了许多学科的发展方向，产生了许多新的学科及方向，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
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国内关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也不断兴旺起来。以中国期刊网的数据为例，1999年仅有一篇文献，2005年以来文献量迅速上涨，2009年文献数量达到118篇（注：参见卢现祥：《演化经济学：如何更好地传播与发展》，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2010年达到153篇。2008年，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暨年会首次召开。
我国最早介绍西方演化经济学的是胡世凯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简介》，该文对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进行了扼要的概括，并对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变迁理论进行了初步的评价。（注：参见胡世凯：《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简介》，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3）。）刘永爱的《从经济变迁的演化浅析企业创新》从创新的角度介绍了西方演化经济学。（注：参见刘永爱：《从经济变迁的演化浅析企业创新》，载《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蒋德鹏、盛昭瀚的《演化经济学动态与综述》（注：参见蒋德鹏，盛昭瀚：《演化经济学动态与综述》，载《经济学动态》，2000（7）。）着重介绍了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研究为辅的演化经济学理论。贾裕泉的《进化经济理论述评》中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及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介绍，并进行了点评。（注：参见贾裕泉：《进化经济理论述评》，载《经济学动态》，2000（6）。）盛昭瀚、蒋德鹏还在2002年出版了《演化经济学》（注：参见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一书，则对西方演化经济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常志霄的《“演进经济学”的新演进》一文，介绍了演化经济学中的重要流派“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发展，并将这些理论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相比较，对所得出的理论差异进行研究。（注：参见常志霄：《“演进经济学”的新演进》，载《经济科学》，2000（4）。）盛昭瀚、蒋德鹏和陈劲、王焕祥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两条途径对演化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其中纳入了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注：参见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孟捷更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其范式的硬核而言并不排斥演化经济学所倡导的研究主题，未来的经济学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的综合。（注：参见孟捷：《危机和机遇：再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载《经济学动态》，2009（3）。）王焕祥主张直接发掘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他认为，马克思将制度（生产关系）演化和技术（生产力）变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同一经济社会形态内部及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之间演化过程的理论体系。（注：参见王焕祥：《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的微观基础》，载《当代经济研究》，2008（12）。）刘志高的《演化经济学、学术自觉与中国贡献》一文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演化经济学学术力量，并提出了一个演化经济学长期目标的问题，那就是在学习、借鉴乃至解释中国问题的同时如何提升中国演化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注：参见刘志高：《演化经济学、学术自觉与中国贡献》，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演化经济学：如何更好地传播与发展》则是卢现祥对新制度经济学传播与发展的感受提出的一些想法。（注：参见卢现祥：《演化经济学：如何更好地传播与发展》，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孟捷在评介西方演化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新熊彼特派的理论思想时，与马克思经济理论进行了比较，并且指出在达尔文发表进化论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将其运用于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喜欢把社会比作有机体，并借用了生物学里再生产的概念，这些都是马克思的生物学隐喻。他同时指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并提出法国调节学派借鉴新熊彼特学派理论可以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灵感和帮助。（注：参见孟捷主编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贾根良在多篇论文（《理解演化经济学》、《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种境界——演化经济学假说并与杨晓凯教授商榷》、《演化经济学：代流派与创造性结合》等等），以及著作《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中，指出了西方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内涵，提出发展反数学化的西方演化经济学。对与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批判实在论和达尔文主义进行了分析，陈述和评论了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四大现代流派——老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法国调节学派以及四大学派的创造性结合将是西方演化经济学的新发展，最后将西方演化经济学与后发优势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不同境界的三个假说。（注：参见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梁正在《演化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新思考——来自现代生物学的隐喻》中采用隐喻的方法，借鉴现代生物学对基因和进化过程的最新研究，提出对西方演化经济学既有研究范式的梳理、整合乃至重构，并需要对复杂系统、自组织、非平衡热力学、耗散结构理论等一系列包含“广义进化”思想在内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考察和适当的选择。（注：参见梁正：《演化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新思考——来自现代生物学的隐喻》，载《南开经济研究》，2003（5）。）关于演化博弈论的应用似乎更多一些。杨慧将演化博弈论运用到供应链的机会主义分析中。崔浩、陈晓剑和张道武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有限理性的利益相关者在共同治理结构下参与企业所有权配置并达到纳什均衡的演化博弈过程。胡支军和黄登仕给出证券组合选择的一个演化博弈方法。周峰和徐翔运用演化博弈论探讨了农村税费改革问题。刘振彪和陈晓红创建了从单阶段创新投资决策到多阶段创新投资决策的演化博弈均衡模型研究企业家创新投资决策问题。孙康用演化博弈论来解释一些群体性突发事件。（注：参见李薇薇，温明振：《演化经济学的国内研究进展综述》，载《生产力研究》，2009（1）。）还有学者将演化博弈论和其他数学方法相结合，解决现实问题，如盛昭瀚、高洁、杜建国以NW模型为基础，建立产业动态演化模型，分析由不同企业组成并有新企业持续随机进入的产业的竞争动态，研究产业结构、产业内各个企业的投资决策等变化以及产业特征的其他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注：参见盛昭瀚，高洁，杜建国：《基于NW模型的新熊彼特式产业动态演化模型》，载《管理科学学报》，2007（1）。）
吴光飙将演化论中的惯例思想融入了企业发展的战略分析中；姚洪珠、邓飞其、刘永清将演化思想运用到风险投资与政府职能关系中；雷小燕从西方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变革；田霖将演化理论运用到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理论中，为研究城市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刘志高和尹贻梅将演化思想融入经济地理学，提出了运用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来分析区域发展；叶金国认为创新过程存在非线性和随机涨落的作用机制，技术创新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和创新过程体现出的非线性，为系统的自组织性和自组织进化提供了依据（注：参见叶金国，张世英：《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自组织与演化模型》，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2（12）。）；刘少生从系统论角度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系统的自组织机制：开放和非平衡是前提条件，随机涨落是诱因，非线性相互作用则是根本作用机制。（注：参见刘少生：《论企业技术创新的自组织机制》，载《湖南社会科学》，2001（1）。）
杨玉秀、杨安宁从西方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企业竞争力的变化，指出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变化是企业在自身惯例约束作用下的结果和表现，同时也是企业对环境进行适应性学习的结果。其实质是路径依赖和企业适应性调整的统一，是企业在惯例和适应性调整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路径依赖概念最早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生物学，威丁顿（Waddington）在研究物种进化时发现偶然性随机因素启动序列控制机制，使物种进化产生各种各样的路径，这些路径互不重合、互不干扰。古德（Gould）在研究生物进化中的间断均衡现象和熊猫拇指进化问题时，进一步提出了生物演进路径的机制和路径可能非最优的性质，并明确了路径依赖的概念。戴维（David）在其著作《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中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之中（注：P.A.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75）。），并通过与亚瑟（Arthur）合作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运用路径依赖分析方法对技术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
亚瑟和戴维认为，技术演化进程依赖于初始状态，初始状态影响和决定技术最终的发展方向。（注：W.B.Arthur,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