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续文脉 重振国学[1]
——在中国人民大学振兴国学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这么一个初夏的美好日子里，我们能够邀请到国学领域的硕学鸿儒和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来到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共商“振兴国学教育”这样的大事，实在是意义非凡。我相信讨论振兴国学教育的意义不会只限于一时一地，它对我们这个时代乃至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都具有积极深远的意义。
国学，有的人也称之为“国故学”，顾名思义，是指一国固有之学问。国学就是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主要以儒学为核心，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开发的学问。国故之成为“学”，是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一个结果。在这场东西方文化的历史相遇中，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空前的民族危机让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传统文化当做了禁锢中国社会的障碍，“西学东渐”成了当时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固有之学问，遂被植根于西方的学术规范、学术体制和学术传统所取代，学术的现代转型被许多人简单理解为就是学术的西方化。于是，中国自身的学术首先成为“国故”；进而，无论是20世纪前期“五四”前后激烈而亢进的反传统文化大潮，还是20世纪中期以后破坏性极强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态度都一概是批判和唾弃，在20世纪初也曾有过短暂辉煌的国学也就几乎沦为绝学。中国的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间，出现了深刻的断裂。当然，传统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在引入西方的学术传统、学术制度之后变成文、史、哲，文史哲因而延续了国学的某些内容，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作为整体的传统文化，被分割、断裂了。
国学所传承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她的精华是涵养民族主体意识的根基，是维系民族精神的命脉。这种断裂，让我们的新学术在建立之始就没有了根本，没有了特色，没有了优势。但这又岂止是学术上的断裂，这种断裂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们新道德、新秩序、新文化的形成缺失了一个基础、一种依托、一根主干文脉、一个最重要的源泉。
我们的文化发展到近代，难道就真的没有生命力了吗？一种能让一个民族经历五千年而薪火不息的文化，难道就真的只能拱手于外来文化，退出这个民族的文化主场吗？一个民族，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这些问题，众多有识之士已经做了很多深入的思考，然而总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应者寥寥。我们确乎看到很多文化断裂带来的遗憾。而中华民族的复兴、文化的自觉与复兴则是根本性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强烈呼吁：脊续文脉，重振国学。
在当前，重振国学，意义重大，我仅举四点：
1．重振国学，是恢复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举措。近世以来中国社会的衰落，在面临帝国主义侵略时的无力，被采取了一种文化归因的解释策略，也就是简单地把原因和过错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身上。在这种文化心态下，国人对于本国固有文化和固有学术的自信心，降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而国学在近代的衰微，研究的不足，人才的匮乏，普及的不够，将之作为批判对象时的举一忘十、断章取义，都导致知识界和广大学生对国学知之甚少，从而更容易采取一种轻蔑的态度，愈发对中国固有文化缺乏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共同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应包括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每个中华儿女应当坚信，中华文化仍将再次焕发青春，再现活力，再展魅力，再次造福于中国与世界。恢复文化自信，是尊重、继承和发展本国文化传统的第一步。
2．重振国学，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一个必要步骤。国学研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为核心，以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为手段，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方式。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了解和熟悉一国文化经典，是该国国民获得文化教养的主要方式，是最起码的文明教养。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息息相关，寓其形于市井生活，一粥一饭、一歌一谣，可口口相传，于实践中学习，经济成本低，普及性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且各地区发展差异性很大，要克服这些困难，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诉诸国学教育，实在是实际高效的办法之一。西方的学术有自己的优势，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但东方学术也有自己的传统和优势，重视知行的统一就是其中之一。
3．重振国学，是加强爱国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式。我们的学生以及所有国民，从国学教育和国学普及中可以真切地体悟到，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是一个有着灿烂文化传统的民族，而不是一个没有文化之根的流浪民族。我相信，这种从文化自豪中萌生出来的爱国主义、这种从文化共荣中产生的凝聚力，将是极为牢固的。通过学习和了解国学，也将有助于丰富和提升我们的精神生命，使我们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学会优雅地对待人生，完善自我。传统文化是多元的，既有孔孟的严谨刚毅，又有老庄的逍遥豁达；传统文化也是开放的，《周易》尚变，赞“日新之谓盛德”。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将是更多的灵感、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自由。用她的沉静洗去现代超发达的物质社会带给我们的喧嚣浮躁；用她的雍容缓解现代快节奏的日常生活带给我们的紧张压力，帮助我们应对各种人生问题，树立良好的人生态度；通过强调个人的修身齐家，帮助涵养新时代的新道德、新秩序，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健康的细胞和组织，为和谐社会的实现打下坚固的基础。
4．重振国学，是激活中国人文学术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内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即是大规模移植西方学术，把基于西方文化传统和文化经验的学术类型和文化类型当成一种普遍形态。这种情况对于中国人文学术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们受惠于西方人文学术，依傍西方人文学术建立了现代的学科制度和教育制度，并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造就了大批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人文学术普遍面临的西方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成了长期摆在我们面前亟须破解而又难以破解的文化难题。如果我们失去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失去了固有的人文学术支撑，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沼，在文化上、在学术上失去根基，在学习西方经验的时候也就很容易饥不择食和生搬硬套，而不顾及西方人文学术所存在的局限性和中国人文学术自身的经验、问题和语境。大量的隐性抄袭和堆砌外来语汇尽管有时会给中国人文学术带来表面的繁荣景象，但这种景象是虚假的，不能反映民族的诉求，不能体现民族的精神，不能经受时代的检验，更不用谈创生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仅供展览与瞻仰的“国故”，它不仅是我们的文化之根，也是当代活的文化要素，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是中国人文学术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所以，呼唤国学，振兴国学，不仅是学术发展自身的需要，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中华民族进步的需要。应该乐观地看到，在今天，重建国学、振兴国学正遇上很好的机遇，具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一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国家要发展，民族要进步，当然需要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也是展现国家实力的重要表现之一。但从某种意义来说，科学技术似乎是没有国界的，各个民族都要发展科学技术，各个国家都要追求经济发展，能体现民族特征的，还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二是重视传统文化正越来越成为人们广泛的共识，为重建国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这在前面也多次谈到。三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对现代社会的价值也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曾经有一个比许多中国人自己还热爱中国文化的李约瑟，现在则是有越来越多的李约瑟出现。人们讨论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讨论“东学西渐”，季羡林老先生还乐观地创造了一个词叫“东化”。
一所大学，在繁杂的日常科研与教学工作外，时时反省自己是否遵循了大学的根本宗旨，当得起那个“大”字与“学”字，是一项必须经常做的功课。而大学的根本宗旨是什么？是做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学术库、思想库，做社会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和清醒剂，培育时代新人，引领时代潮流，孕育时代新风。
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在创办以传承中华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培养国学人才为宗旨的国学教育方面，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事实上，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人民大学一直自觉地做着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许多学者多年来一直在包括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传统思想研究、《儒藏》研究等在内的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着扎扎实实、艰苦细致的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此，我想要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即便在传统文化研究最为人们所淡漠和忽视的时候，在冷板凳上也一样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展现了学者的品格、学校的品格、学术的品格。
跨入21世纪，我们学校进一步认识到振兴国学除了学者个人的努力，还需要组织的努力和支持，这样才能汇小流而成江海。2001年，学校引领时代学术风气之先，在校园内竖立了孔子铜像；组织专家学者呼吁修《清史》并为国家所采纳，戴逸教授以古稀之身担任了这一惠泽百世的巨大工程的首席专家；2002年初，学校建百家廊，汇聚先秦孔子、老子等百家先贤，寓“会中外学术有容乃大，凝古今正气无欲则刚”之意，进一步在校园文化中彰显传统文化的光芒；2002年，学校成立了孔子研究院，支持了一系列相关立项，组织传统文化方面的教材编写，并呼吁编修《儒藏》；去年，学校举办了包括儒家经典教育系列讲座、传统文化研究专题讲座、经典诵读水平测试、大学生“经典与我”征文等内容的“孔子文化月”活动，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些活动，在人民大学校园内营造了重视传统文化的学术氛围、培养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堆沙成塔、积水成渊，这些一点一滴的努力，成为我们采取更系统、更有组织的“振兴国学”行动的先导。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应运而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既具有研究的职能，也具有教学的职能；既要为国学研究与振兴直接提供学术上的支持，更要为国学的发展与振兴培养人才、积蓄力量。所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从今年开始设置国学班，实行六年制本硕连读，之所以实行六年制，是因为我们感到现在国学教育在小学、初中、高中都比较薄弱，所以本科四年制是不行的，我们实行六年制，毕业后直接取得硕士学位。当然，我们还要呼吁国家设立国学学位：国学硕士、国学博士。这样做也是我们探索新型学科制度和人才培养制度的一种尝试。中国人民大学将在国学人才培养模式、学制学位、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支撑条件建设以及招生办法、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我们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国学教育，呼吁政府主管部门解决有关学制学位等方面的问题，为国学教育进行若干方面的制度创新。国学本身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为一体，但是引进西方学说后被分割为文、史、哲。在文史哲方面，的确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也有其自身优势和特点；但是文史哲的分设消解了国学整体性的优势，把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彻底分割。如果说百年来也有一点国学教育的话，那也是支离破碎的，更重要的是认识上、政治上的原因，国学几乎成为绝学，只是在文史哲方面有所延续，个别方面有所进展。建立国学院我们经过了深入研究，但仍然保留文史哲，文史哲分科有它的优势，是按照西方学术制度、学术分类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重新设立国学，还国学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于一体的本来面貌，从整体上研究国学、培养人才。事实上，教育部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曾经做过文史哲实验班的试点工作，希望通过文史哲实验班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经过多年实践，最后并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通过国学专业的形式解决这一矛盾，可能是有益的探索。设置国学班，充分发扬中国传统人文学术融会贯通的特点，或许将会大大有助于拆除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学科壁垒，探索建立新型的学科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这也是我们设立国学班的思考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班将于2005年开始招生，学制六年，在现行政策框架内采取本硕连读的办法，毕业后直接获得硕士学位；同时也从2004级本科学生中选拔学生进入国学班，他们将成为我校国学专业第一届学生。
当然，国学院的建设绝非易事，国学的重建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在20世纪初，就曾有过梁启超谋划开办《国学报》的不了了之，马一浮惨淡经营复性书院的难以为继。所以，国学的重建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反复尝试、长期坚持、不断改进与完善的过程。我们认为，总的原则应该是在创新的基础上重建，做到积极借鉴汲取前人经验与根据新的形势不断开拓创新的有机统一。我们将在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队伍、重建学科四个方面进行努力和探索。
重建理念，就意味着在国学的重建中，我们不会对传统国学进行简单回归与重复，而要以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现代的理念和现代的视野指导国学的重建，真正架起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一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二是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畛域，立足于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参考借鉴，为火热的当代建设和增进人民福祉提供服务；三是要具有国际意识，开阔视野，注重东西文化比较，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学；四是要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除传统的文史哲内容外，注重扩充新的成分，包括要改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念，增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整理与研究。
重建方法，就意味着研究方法与手段上的创新。我们将在借鉴和运用传统的方法与手段之余，充分运用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科技手段，使国学研究与传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并将注重、借鉴和吸收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
重建队伍，就意味着队伍的重组、培养与纳新。我们将大力启用国学人才、培养国学人才，并将在国学研究与教学人才的聘用当中，注重国学本身的特点，借鉴传统的方法。通过灵活宽松的政策，鼓励学者的交流，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建设成为国学学者的基地和乐园。
重建学科，就意味着我们将从国学自身的特点出发，以与现有其他学科建设不同的方式进行国学的建设，包括国学专门人才选拔方式的制定、课程体系的设置、教材体系的建设、学制的确定、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论证等各个方面。国学院也将实行新的人事分配制度。
重建国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坚信，只要秉持正确的理念，投入积极的努力，运用恰当的方法，坚持严谨的学风，一步一步坚韧不拔地去做，那么，国学的振衰起敝、继往开来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我今天的讲话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呼吁脊续文脉，重振国学；第二是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的呼吁：在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学研究院。
今天我在这里还要十分荣幸地宣布：聘请冯其庸教授为我们国学院首任院长，已蒙冯其庸先生的同意。能够请到这样一位著名的红学家、国学大师担任我们的首任院长，我们感到很荣幸、很自豪。
最后，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向来参加座谈会的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上述发言，请大家批评指正，我相信大家的真知灼见一定会给我们的国学重建工作带来启迪；我也借此机会请求在座诸位，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不断地予以扶持、指点和帮助。
谢谢大家！
注释
[1]本文曾以《关于振兴国学的思考》为题发表于2005年6月7日《光明日报》，被《大学的探索》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