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文脉 重振国学[1]
在充满希望的21世纪，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光荣使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对于凝聚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接续文脉、重振国学，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国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国学的含义迄今尚无定论。大体说来，它是指19、20世纪前后我国一些学者与教育家借鉴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的成果，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研究与开发的学问。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儒学为核心、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学术文化。需要强调的是，国学虽然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于一体，但它并不等同于传统的学术文化，而是参照现代西方学术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学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近现代以来的国学代表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郭沫若、汤用彤、范文澜、侯外庐等人，无一不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术大家，就说明了这一点。现在，往往有人把国学等同于传统的文献考据之学，认为提倡国学研究就是倡导钻故纸堆，这是不科学、不全面的。
回顾国学百余年来的风风雨雨，可以看出重振国学实乃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需要。当历史发展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时，辉煌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古国不仅政治经济受到全面震荡，传统文化也饱受洗礼。面对欧风美雨的激荡，许多仁人志士不仅提出了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在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领域也奋力开拓、雪耻自强。他们大胆地从西方文化中借鉴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革新的内容，运用新的学术理念更新中国学术，重建文化精神。国学正是在这一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国学研究在经历了局部短暂的辉煌之后即归于沉寂，几近一个世纪进展无多，甚至在不少重要方面出现中断。
国学问题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的走向，国学研究关乎中华文化的重建。当初，谈论国学的大体有这样几种人：第一种是维新派人士。如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深鉴于“新民说”是拯救中华民族的良方，倡导将传统的学术与西方文化相融合，重塑国民人格，其国学观大抵建立在“新民说”基础之上。第二种是革命党人。如孙中山先生虽然接受了系统的西方自然科学教育，获得过西洋博士学位，但在他的建国理想中蕴涵着儒家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时，大力倡导国学，鲁迅先生曾说他“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第三种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在批判旧礼教的同时，并不否定用中国文化来建设新国家的可能。如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第四种则是当时的一些保守派。他们试图将国学作为抱残守缺、反对新文化（并不排除其中也有值得重视的见解）的工具，但他们并不是国学的主流人物。
20世纪初在国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赵元任、汤用彤等，恰恰都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人物。他们立足于本土文化而能融汇中西，运用新的学术理念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却没有沉溺于复古泥淖，而是以突出的国学研究成果弘扬了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包容开放精神，展现了中华文化新陈代谢的强大生命力。
国学集中体现在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其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国学所传承的中华文化价值，是涵养民族主体意识之根基，是维系民族精神命脉之源泉。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的传承，主要通过自己固有的精神文化来体现，国学则是这种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21世纪的中华民族绝不能成为无根之族，而应当在历史的亘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时代的脉动中重铸历史的辉煌，在穷变通久的创造中开辟美好的未来。
重振国学的现实途径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内忧外患、落后挨打之中，学术文化亦屡起屡废、历经坎坷，种种遭际，令人扼腕。五四运动以后的一段时间，由于政治的因素与认识的误区，文化与教育领域内的全盘西化趋势日渐强盛，导致国学的式微。从大的背景来说，这并不是国学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华文化在近现代以来的尴尬境遇。事实上，如何评估和对待国学，始终是关系中国的现代化建立在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上的宏观战略问题。盛世兴学术，治平倡礼乐，这是古往今来的不祧之理。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无限生机和光明前景，重振国学可谓适逢其时。
重振国学，首要在于培养人才。我国传统的学术精神与西方学术理念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强调将学术的训练与人才的培养结合起来。从最早的西周官学到孔子创办的私学，再到秦汉之后的各类学校，无论是官学还是书院，都注重将学术教育与人才培养融为一体，以学术训练增进学生人格，以学生人格提升学术境界，使二者实现良性互动。近现代以来的国学大师大都传承了这种优秀传统。从192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创办国学门，到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都是对这种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的实践与继承，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国学实体都中断了。因此，我们今天重振国学，首要的就在于将国学研究与人才培育结合起来，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人品与学问俱佳的国学研究队伍，以使国学文脉得以接续、精神获得传承。
重振国学，亟须重塑学术理念。在今天重振国学，绝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应以现代的理念指导国学的研究与发展。这就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避免陷入单纯复古的泥淖；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畛域，摆脱为整理国故而研究国学的思路，立足于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为当代建设和人民福祉提供服务；不断开阔视野，注重东西文化比较，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学。与此相适应，国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不断创新。一方面，应在借鉴传统方法与手段的同时，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改进国学研究；另一方面，随着对外交流的拓展，还应充分吸收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
重振国学，必须加强学科建设。我国的传统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注重综合性与有机性，而西方则偏重独立性。近现代以来，我国的学科建设偏重西方的学科理念，无形中造成了学科建设中注重分离的现象。毋庸讳言，西方文史哲分类的学科建制，对于将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有着很大的用处，但也造成了将研究对象主观割裂，将密切相连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学人为分离的弊端，与传统学术文化的总体性、有机性原则相背离。而国学讲究治学的总体把握，注重义理、考据与辞章的一体化，在严谨的考辨中追求融会贯通的境界，这种精神和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中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把国学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一种学科加以重建和发展，对于繁荣学术研究、传承中华文化，无疑是一个有益的选择。因此，与人才培养密切联系，国学专业学科的重建也是重振国学的紧迫课题，应从人才选拔方式、课程体系设置、教材体系建设、学位体制确定、教学质量评估体系论证等方面予以高度重视和积极筹措，努力做到学科的重建有利于国学人才的培养和国学研究的振兴。
国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逐步完善。近年来，社会各界为之作了大量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决定建立国学院，以延揽精英，广育人才，为接续文脉、重振国学尽绵薄之力。我们坚信，只要秉持正确的理念，遵循正确的方法，进行不懈的努力，国学一定能够振衰起敝，得到发扬光大。
注释
[1]本文发表于2005年5月27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