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党制浪潮浅析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影响最大、震撼世界的政治大事变。从政党制度的视角看，苏东剧变的明确目标指向是西方自由竞争式的多党制。以苏东剧变为诱因、以苏联东欧国家纷纷转向多党制为主潮而形成的波及全球的多党制浪潮，不仅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向世界民主政治发展及政党和政党体制的运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这次多党制浪潮的高峰期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其发生影响的严重程度而言，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苏联东欧各国，二是广大非洲国家。从苏联东欧的情况看，苏联解体后的各个新独立的主权国家和东欧各国在这次多党制浪潮中几乎无例外地放弃了原来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体制而转向多党制。原在苏联东欧版图上的近30个国家中，现在只有土库曼斯坦仍为一党制国家。从非洲国家的情况看，据1989年统计，撒哈拉以南的45个国家中，有29个国家实行一党制，9个国家实行多党制，7个国家是军政权或无政党的王国。但是到了1990年底，原来实行一党制的29个国家中已有20个国家转向了多党制。至1994年上半年，已有37个国家实行多党制。目前，多党制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且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政党体制。对于这一客观现实我们无可回避，但这并不意味着多党制就是民主，就是福音，就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进步。它对于有些国家也许只是痛苦和灾难。从目前的现象上看，多党制浪潮的洪峰虽已过去，但其造成的震荡和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在新转向多党制的各国中，由于多党政治在这些国家实践的时间还很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尚未充分暴露出来，因而现在要全面准确地评价这次多党制浪潮的利弊得失，恐怕还为时过早；而且各国国情不同，有些情况也不好一概而论。因此，本文仅就这次多党制浪潮的成因、后果、性质和趋势谈点粗浅看法。

一、关于多党制浪潮的成因

在80年代与90年代交接之际发生的这次多党制浪潮绝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国内原因和复杂的国际背景，而国内原因是起主导作用的基本原因。

首先就内因来说，引发这次多党制浪潮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在于各演变国长期以来经受着经济问题的严重困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状况在剧变前相对好些，但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毕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弊端，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西方。例如，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国民收入始终只相当于美国的65%~67％，工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55％，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20％。非洲国家这方面的情况更加突出。非洲是世界上经济最困难的地区，它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10，而收入只占世界的1/100。在全世界最不发达的41个国家中，非洲占了29个。贫穷、饥饿、疾病、失业、债务等严重威胁着这些国家的生存。与此同时，和经济困难相伴随的还有政治腐败，这也是导致一些国家发生剧变的重要国内因素之一。在苏东地区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中，执政党领导集团贪污腐败、脱离群众、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社会上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经济上的困难和政治上的腐败交织在一起，致使这些国家民怨日深、人心思变。多党制浪潮客观上正是反映了人们切望改变旧体制和摆脱生活困境的愿望。

其次就外因来说，促使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转向多党制的基本的直接的因素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它们实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而其他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的变化则多是在苏东剧变的直接诱导下和西方国家的压力、干预下发生的。苏东剧变犹如一场政治大地震，其冲击波对那些长期接受苏联援助、照搬苏联模式、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广大非洲发展中国家震动极大。苏联在这些地区的战略收缩和自身解体，使它们失去了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和依靠。两德统一、东欧剧变后，西方国家更是有恃无恐，频频向一些国家施加压力，不仅把经济援助同是否实行多党民主制挂钩，而且明目张胆地干涉别国内政，如美国插手肯尼亚内政，迫其实行多党制；在安哥拉支持反对派，诱迫安政府改变政策；等等。这些外部因素对于一些国家转向多党制起了极大催化作用。

二、关于多党制浪潮的后果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许多转向多党制的国家在变化前曾经幻想通过经济、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实现政治的民主化和摆脱经济困境，然而实际结果却事与愿违。对于多数国家来说，这次多党制浪潮产生了两个直接的严重的后果。其一是造成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少国家由于实行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国家政权失去了稳定的核心，民族、部族、教派和地区间矛盾进一步激化，有的国家还发生了严重的内战。例如，南斯拉夫分裂为五个国家，波黑境内战火飞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三个民族相互争斗和厮杀。1991年埃塞俄比亚政权更迭，致使涌入苏丹的难民已达100万；而同时，苏丹的内战又使40万苏丹人越境进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的内战则又分别造成60万、120万和7万难民。1994年爆发的卢旺达内战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使50万人丧生，200万人逃往国外。其二是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加剧经济衰退。许多国家通货膨胀率直线上升，失业率突破二战后几十年最高纪录，生产进一步萎缩，投资环境更加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在多党制浪潮高峰期，1992年同1989年相比，爱沙尼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6％，拉脱维亚下降47％，立陶宛下降49％，摩尔多瓦下降36％；1992年同1991年相比，乌克兰消费品价格上涨1440％，俄罗斯上涨1435％，保加利亚上涨500％，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达维亚等均超过1000％；在罗马尼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达1100万，占人口总数的50％；在匈牙利，47％的居民生活贫困，200万失业者和领养老金者在贫困线下挣扎；在安哥拉，全国75％的工矿企业关闭，90％的农田荒芜，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陷入瘫痪，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3％，通货膨胀率高达1800％；在扎伊尔，1991年至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共下跌30.6％，1994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达65.74％，国家一般工作人员月工资不足1美元。

上述情况表明，多党制并未能真正从政治体制上保证那些转制的国家摆脱经济困境，当人民在流血、挨饿时，民主是无从谈起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少数几个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如波兰、捷克、匈牙利、俄罗斯等在经过转轨的阵痛之后，在政局趋于稳定时，经济也出现了一定转机，在经过一个磨合期后有可能转入正常发展。

三、关于多党制浪潮的性质

从性质上看，这次多党制浪潮总体上是向右转，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大退却。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巨大挫折并跌至低谷。这次多党制浪潮不仅使一大批执政的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国家的政党制度转变为多党制，而且也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格局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一些共产党改变了名称和纲领，左派政党力量削弱，右翼势力明显加强。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前，全世界有15个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等)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苏东剧变之后，2/3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性质，执政党改变了地位。受此影响，其他数十个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放弃一党制、无党制而转向多党制。这种状况也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力量严重受挫，如意大利共产党曾是一个拥有100多万党员(1977年181万、1988年146万)的大党，在苏东剧变的影响和多党制浪潮的冲击下，于1991年正式改组为“超越共产主义”的左翼民主党，并于次年加入社会党国际。不仅如此，在西方国家较靠近共产党的其他左派政党或中左政党工人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也受到极大削弱。执政20多年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败北，执政时间累计长达50余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91年大选中沦为在野党(1994年重新执政)，执政10年的法国社会党在1993年立法议会选举中遭受惨重失败，等等。相反，右翼势力得到壮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极右势力如各类法西斯党和保皇党等在部分国家沉渣泛起、卷土重来，有的甚至开始进入政权机构。这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更加复杂化。

四、关于多党制浪潮的趋势

在这次多党制浪潮中转向多党制的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其政党制度发展的趋势肯定也不会完全一样。概而言之，苏联和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过去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民主传统，有的甚至有过实行多党制的历史，再加上较好的国民素质和地缘政治的影响等，这些国家的多党制近期内不会有所改变，更不可能完全恢复到原来的政党体制上去。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将通过合法斗争的形式参与多党竞争、争取执政地位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一些共产党在经受了多党制高峰期的巨大挫伤之后，现在已逐步振作起来，重整旗鼓，调整策略，顽强斗争，有的已取得了成效。例如，1993年重建的俄罗斯共产党已成为俄国内人数最多的合法政党(党员近60万)和俄国家杜马第三大党。在波兰，以社会民主党(前共产党人组建)为中心组成的左翼民主联盟在1992年和1993年议会大选中得票均占第一，成为波议会内的最大政党。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也都由原来共产党人组成的政党执政。这一现象已引起西方右翼势力、保守势力的不安。

非洲国家的情况要比苏东地区更复杂些。这里由多党制浪潮所带来的动荡总的来说还没有平息，并且这种动荡局面还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此大格局下，一部分国家可能由乱到治，出现一党主导、多党共存的相对平静局面；一部分国家可能陷入党派纷争、部族交恶、国无宁日的泥潭；一部分国家可能在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或国家处于瘫痪状态时实行军政权统治或其他形式的独裁。对此，前坦桑尼亚共和国总统、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在1990年8月坦党全国特别代表会议上的告别演说中讲的一番话是颇耐人寻味的。他说：“如果你离开你的妻子并与另一位结婚，后来又发现这是一个灾难，想回到第一个妻子那里就非常困难了。如果证明多党制行不通，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要么一人独裁，要么军人统治。”尼雷尔的话事实上已在一些非洲国家中得到了验证。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众多有识之士已经发现它们的国家抛弃一党制转向多党制确实是一个灾难，然而再想原路返回却也成了难事，因此只能在现有铺满荆棘的崎岖小道上艰难行走。

这里有必要指出，在这次多党制浪潮形成的演进过程中，西方国家确实起了巨大的催化和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当多党制浪潮席卷全球，致使众多国家动荡不安，一些地区战乱不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将灾难展示在人类面前，从而也直接威胁到西方的安全(如难民潮对西方社会的冲击)及其全球战略利益时，它们便不得不重新审视局势，对其在那些动荡地区的政策方面作出必要的调整。如对待非洲问题，1993年9月以来，法国政府从总统、总理到有关部长都明确强调法国今后对非洲的政策将遵循“信任、稳定、成果、严格”的原则，继续援助非洲和稳定非洲政局。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原先“援助与民主变革挂钩”的对非政策，在对非洲国家的政策取向上由“奖赏民主”转向了“奖赏管理”。德国、日本、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在向非洲提供援助的具体行动上也都放松了条件。由于西方国家对非政策有所调整，1994年非洲除热点地区外，在比较多的国家，形势开始出现比前几年较为缓和的倾向。在1994年一年里，东欧、俄罗斯、中亚及其邻近地区的紧张局势从总体上看也都有所缓和。当然，不管非洲国家还是东欧、中亚等各国，要彻底消除这次多党制浪潮造成的负面影响并确立符合自己国情的政党体制、民主体制，最终还要靠自身的摸索和努力。

(与郑宪合作，原载《统战论丛》，199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