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感性选择研究的现实基础
20世纪后期以来，当代社会学创造了五光十色的新观念和新流派，各种学术新派接踵而来，如实践感理论、感性秩序理论、拟象化理论、身体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真是层出不穷、琳琅满目。虽然这些色彩缤纷的社会学新理论展示了对当代社会生活思考的不同视角，但其中一个比较令人瞩目的广泛变化是：限制理性、提升感性。
限制理性，不是在抽象的一般性层面上提出的，而是针对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等展开的。并且，限制这些理性也不是彻底否定它们，而是要求把它们置于特定的范围内，在有限的空间、有限的程度和有限的功能上承认它们的地位与意义。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其理由已经为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所证明。所以，当代社会学限制理性是更加合乎理性的追求，它将使理性变得清醒适度，使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展开一种新的思想境界。
当代社会学在限制理性的思考中开始重新审视感性，很多学者发现，感性并非如法国唯物主义者所论述的那样简单被动，无论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还是在行动论或存在论的意义上，感性都有很多值得人们重新认识的内容与形式。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也从不同角度对感性作出新探索。在对感性问题作出新研究的各种理论学说中，一个共同点是坚持实践观点，或者至少把感性现象同实践过程联系起来观察思考。
布迪厄最明确地坚持实践立场，并从实践出发对感性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研究中的单纯客观论和单纯主观论都是一种片面性，因为社会现象一定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展开的，而实践一定是主观同客观相互作用的关系，所以只有站在实践立场上，在主观与客观的相互作用关系中观察和思考社会生活，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认识。人们把布迪厄的社会学称为关系论或实践论，这确实明确地概括了他的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立场。
像马克思论述的那样，布迪厄也认为实践是一种感性的现实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不仅以自己的躯体行动进入各种关系或各种场域之中，而且人们在实践中的认识活动也不能仅仅被看成计算、推论等概念性的理性活动，相反，更多的是尚未进入理性层面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布迪厄关于实践感、惯习、前逻辑、实践的模糊逻辑等方面的论述，为社会学在新的视野中研究感性现象展开了广阔的新空间。从布迪厄的丰富论述中可以概括出一种具有崭新内容的感性意识论，他关于感性的能动性、建构性、身体性、与理性逻辑不同的感性逻辑等很多论述都具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
吉登斯在感性问题上的很多论述与布迪厄有共同之处。吉登斯认为，人们的社会行动一定是受某种知识支配而展开的，人类的共同知识和一般原则在个体行为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这实质上肯定了理性在社会行动中的作用。但是，吉登斯又认为，人们的大量行动是在特定时空中的即时行动，经常支配人们行动的并不是可以清楚言说出来的理性思维，而是同身体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实践意识。所谓实践意识类似于布迪厄所说的实践感，是一种缺乏清晰逻辑形式的感性意识。
吉登斯认为，虽然实践意识是一种“只做不说”的意识，同可以用话语表达出来的概念思维相比，具有明显的模糊性，但是，在实践活动中，实践意识不仅发挥着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作用，而且在社会生活的结构化过程中，也发挥着理性思维不可替代的作用。吉登斯把社会结构化解释为人的主观结构同社会客观结构的双向构造过程：一方面，人在社会行动中一定要接受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因素要通过实践意识内化到行动者的主观结构中去，在行动者的心理上留下记忆的痕迹，生成新的主观结构；另一方面，人又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结构的制约，行动者要根据自己的实践意识展开实践，而实践意识中包含着主观结构，实践意识支配实践活动并把主观结构外化到社会之中，进而改变或更新社会结构。可见，感性的实践意识扮演着社会结构化的中介角色。
在当代经济学中，也有一些学者超越了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视角，高度重视感性行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诺斯(D.C. North)曾经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关注那些非正式约束。我们都知道行为习惯、习俗和行为模式对一个社会的运转起到关键作用。但是，我们却不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又是怎样随时间的变化发生演进的，以及什么因素使它运作得好一些，或者糟一些。”注21诺斯等人对习惯、习俗等感性因素的重视，与老制度主义经济学有承继关系。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和康芒斯(John R. Commons)等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是从习惯、习俗和惯例等感性行为或感性制度开始研究制度经济学的。
事实上，新老制度经济学重视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一种超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过高估计理性选择的地位与功能，是西方学术追求社会生活理性化的典型表现。当制度主义指出理性选择一定是在制度制约下展开的，特别是当论述习惯、习俗和惯例等感性制度对选择行为的制约作用时，就已经超越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主义的狭隘性。制度主义经济学不仅承认理性思维对选择行为的支配作用，同时也强调感性意识对选择行为的支配作用，并且已经明确地认为习惯、习俗本身就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存在，也可以说习惯、习俗和惯例等感性行为也是重要的经济行为。
受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也兴起了新制度主义，彼得·豪尔(Peter A.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C.R.Taylor)把这些学科中的新制度主义统称为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并将之划分为三个传统或三个流派：历史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注22在这些新制度主义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感性行为、感性制度都被高度重视，甚至有些学者已经开展了具有较强探索性的经验研究。
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Olsen)于198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这篇文章被看作政治科学新制度主义的经典文献。在这篇文章中，马奇和奥尔森明确地论述了“符号性秩序”，他们指出：“研究正式组织要求关注政治生活中的符号、礼仪、仪式、故事和戏剧在有序化方面的影响力。象征性的符号以一种精巧的和扩散的方式渗透到政治体之中，为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意义解释。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经验和活动都是根据它们同神话和符号的关系来定义的。”注23符号、礼仪、仪式等都是可感知的事物，是感性现象，而这些感性现象在组织中可以形成符号秩序，亦即感性秩序。
保罗·迪马乔(Paul J. Dimaggio)和沃尔特·鲍威尔(Walter W. Powell)也是政治科学中新制度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们对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感性行为——模仿作出了深入论述。他们指出：“当组织技术难以理解，当目标较为模糊，或者当环境创造出象征性的不确定性时，某一组织就有可能模仿其他组织的形态。模仿行为在节省人类行动方面的优势相当大。”注24应当承认，模仿也是一种经常发生的选择行为，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存在。模仿，特别是个人的模仿行为，主要是由感性意识支配的，模仿也具有目的、途径和程度的选择性，所以本书作者把模仿以及同类行为，如从众、延续传统等行为，称为感性选择。从实际的经验研究中可以发现，感性选择是比理性选择更具普遍性的选择方式，尤其在基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中，或者在非专业化的日常生活领域，感性选择就具有更加广泛的普遍性。注25
感性选择与感性制度联系在一起，就必然呈现一种感性秩序。哈耶克对感性秩序作出了深刻而丰富的论述，在他看来，理性主义者过高估计了理性的设计能力，以为人类根据理性推论和数学计算就可以有效地设计制度、建立秩序，但事实恰恰相反，理性设计的制度和秩序通常都是短暂的，只有那些人们的自发行为、通过不断地试错行为而积淀下来的制度和秩序才是稳定有效的。哈耶克把由自发行为形成的秩序称为自发生成的扩展秩序，亦即感性秩序。
哈耶克还论述了感性秩序稳定有效的认识论基础。哈耶克认为，理性主义之所以对各种理性设计持有充分信心，认为通过推论和计算而形成的理性计划可以有效地规定人们的社会行动，其前提是认为人们的认识具有普遍的共同性。然而，事实相反，人们都是在特殊条件中形成某种认识或接受某种知识的，都受到特殊的内外环境的限制，每个人的知识都处于孤立状态，是一种分立的知识。以分立的知识和孤立的认识去接受以知识共同性为前提的理性计划，只能导致认识错位、计划误导和行动无效。因此，理性计划的普遍有效性是不成立的。只有个人在直接的社会联系中，通过真实的感性行动逐渐积淀下来的秩序才是稳定有效的。
类似上述关于感性意识、感性行动和感性秩序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社会学确实展现了一种限制理性而提升感性的新趋势。并且，这种新趋势刚刚展开，它必将沿着已经形成的路向继续延伸，因为它植根于当代文化的深刻变迁，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当代文化变迁无疑是复杂而深刻的，其中最突出、最广泛的变化是，当代文化在信息数字化和传媒影视化的支持与推动下，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传播感性化。在数字化技术和影视化传媒广泛应用之前，思想观念方面的文化传播主要是以印刷在报纸书刊中的文字展开的，这种传播方式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而且传播的形式也是抽象的。文字表达的思想观念主要是概念化的“话语意识”，尽管一些文学作品也可以向人们描绘一些形象或场景，但是文字描绘的形象总是带有很大程度的抽象性。迅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和影视化传媒，不仅无法预见地提高了文化观念的传播速度和辐射广度，而且把思想观念转化为各种生动的形象，或者说以丰富的图像把思想观念感性化以后进行了广泛传播。
文化传播感性化具有极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它使大众文化变得异常活跃，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拓宽了广大基层群众接受新信息、新思想的途径。接受文字形式的信息，要受到接受者语言水平、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的限制，而以图像形式传播的信息，则大幅度地降低了接受的难度，即便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众，也能对那些生动的图像信息形成较丰富的理解。因为广大基层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意识主要停留在感性意识层面上，而当影视传媒向他们展现了无限丰富的生动画面时，他们也就很轻松地以自己的感性意识接受了其中的图像化亦即感性化的信息。所以，当代文化借助影视传媒中的感性形象，有效地把各种层面、各种领域的社会成员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此，文化传播感性化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关注社会生活变化的社会学和各种视角的社会理论，必然要对这种广泛发生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理论上的反应。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社会生活中的感性意识、感性行动、感性秩序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显然与当代文化传播感性化引起社会生活的感性化变化有关。这种无处不在的文化传播感性化也必然影响了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学术观念，注重感性、转向感性，必然成为当代学术的一个兴奋点。
社会学对感性现象、感性问题的重视，还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感性自觉的一种反应。虽然全球化同文化传播感性化发生于同一个时代，全球化也借助了信息数字化和传媒影视化技术，但是全球化在实质上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理性化。全球化首先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社会的经济观念、经济体制和市场制度向世界其他民族的扩展与整合，同时也是源于西方的某些科学观念、政治原则、价值理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向其他各民族的传播与同化，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感性因素，但主要还是以功利原则、计算精神和控制技术等为核心的社会理性化追求。并且，全球化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地扩展，是以理性是普遍有效的这一预设为前提的，只有肯定源自发达地区的经验和原则的普遍效力，其他民族才能限制自己的特殊性而接受西方认定的普遍性。肯定普遍性的效力，是一个最基本的理性原则。
全球化作为在新形势下的社会理性化，使所有民族的文化传统、区域特色、地方制度和风俗习惯都面临被同化的威胁，而各民族在自己历史中传承下来的这些文化特质或社会特征，相对于西方的理性化原则而言，是感性的存在。特别是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和埃及等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地区，其本民族在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文化，就具有更明显的感性特点。当各民族的感性文化遭遇以西方理性化为实质内容的全球化浪潮后，各民族的文化意识却在被淹没的威胁中觉醒，这或许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所说的挑战原理在起作用。始终注重区域性、地方性或民族性的社会学，不会对这场理性化同感性存在的新较量、新搏斗置若罔闻，那些肯定多元化经验存在、珍视多样性生活的社会学家，也一定会用自己的理论去为那些一向被视为初级、被动的且长期在理性压抑下的感性提供学术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