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居民家庭与政府的金融化

经由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推动的经济金融化导致三种明显的经济后果：企业债务驱动型投资、居民家庭债务驱动型消费以及政府的赤字财政。（注：参见马锦生：《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研究》，“第八章资本主义金融化与主权债务危机”，见中国知网（博士论文）。）企业、居民家庭以及政府一方面是经济金融化作用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是经济金融化的主要实现途径。

第一，企业金融化。由于传统产业竞争激烈，利润率不断降低，资本积累渠道受阻，因此企业避实就虚，日益广泛而深入地参与金融活动，将其可支配资金越来越多地配置在金融资产上，积累的重心由生产性渠道越来越多地向金融渠道倾斜，由此逐渐引发企业经济结构变化，即企业中的金融业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比重明显上升，企业利润中来自金融渠道的比重大幅提高。

以美国为例，1952—2008年，非金融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占其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从25.3%上升到了41.1%；非金融企业拥有的金融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比率，20世纪60年代不足40%，到了2001年则飙升到约90%。1952—2008年，利息和红利等来自金融渠道的利润占非金融企业利润增加值的平均比例从8.9%上升到16.1%。（注：赵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发生了金融化转型》，载《经济学家》，2010（6）。）

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为例，2002年其下属的GE金融公司的总资产达到近5000亿美元，在GE的总资产中占85.15%；收入为545亿美元，占GE总收入的41%；净利润为36亿美元，对集团的利润贡献率超过40%。金融业务已经成为GE快速、高效增长的主要源泉，被誉为GE的利润增长机器。（注：张宇、蔡万焕：《金融垄断资本及其在新阶段的特点》，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4）。）GE的金融化在美国大企业中相当普遍，而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在西方国家也相当普遍。

第二，居民家庭金融化。居民家庭金融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家庭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美国从1973年的200%上升到2007年的325%，日本从1980年的150%上升到2007年的260%，就连实体经济发达而金融化相对落后的德国，其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也从1990年的110%上升到2007年的180%。（注：考斯达斯·拉帕维査斯：《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金融掠夺》，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1）。）然而，这只是一个表象，在表象之下，出现了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即居民家庭部门债务负担日趋沉重。

在实体经济停滞、利润率下降的形势下，金融资本在努力控制产业、企业的同时，逐步加强对个人的控制，通过金融欺诈（所谓“金融创新”，如次级抵押住房贷款），或在信贷中设置剥削性条件，实现对家庭收入的掠夺。在收入停滞的状态下，为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弥补收入的不足，居民家庭的金融投资与信贷需求趋于提高。数据显示，美国的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比例从1965年的约30%上升到2007年的近50%，日本的个人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比例从1997年的27%上升到2007年的约37%，德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从1973年的2%上升到2007年的10%。（注：考斯达斯·拉帕维査斯：《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金融掠夺》，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1）。）

居民家庭通过增加债务，以人为的方式造成了一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假象，由此形成“抵押贷款—房地产—证券化—衍生品”联动的金融链条，导致家庭部门债务驱动型消费。随着家庭收入从银行储蓄转向股票证券，并日益集中于金融中介转化为各类息票金融资产，作为被金融化的大众其收入也就具有了更高的利率敏感性，容易受到利率变动的影响。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在联邦基金利率调整下美国家庭债务链条断裂的结果。

第三，政府金融化。经济金融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应是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其不再承诺按照35美元/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从此拉开了黄金非货币化与美元货币虚拟化的进程，经济开始了“空间上去工业化”和“时间上金融化”的历程。（注：马锦生：《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研究》，“第六章美国经济金融化分析”，见中国知网（博士论文）。）这个标志性事例表明，经济金融化与政府的决策行为密切相关，而且政府及其政权本身也在金融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犹如企业、个人，都可被视作一类市场主体，而金融资本对政权的兴趣超过对企业与个人的兴趣，因为控制了国家政权，可以直接或间接用国家力量来谋取利益，实乃赚钱的终南捷径与最高境界。正是在“大市场与小政府”说辞的掩护下，金融精英觊觎并逐渐控制了政府，使国家政权成为精英们的赚钱机器。经济学者保罗·迈森如此表述：“自由市场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精英是非常容易描述的。虽然它看上去像一个统治集团，事实上却是一个网络。在该网络的中心是经营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人，包括那些参加董事会的和在最高层任命董事会的人。”（注：银锋：《经济金融化：当代金融资本利润获取机制》，载《求实》，2014（3）。）金融资本不是虚拟的、一般概念化的，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利益集团，一类权力精英，确凿而言，就是金融资产阶级。

美国是金融资本主义最为成熟的国家，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手中，联邦储备局（美国的中央银行）是华尔街金融家一手创建与有效营运的，是金融资产阶级的私器与禁脔（美联储实质上是私人银行），始终代表着华尔街的利益；金融资产阶级利用资本力量操控两党政治，即钞票博弈选票，确保华盛顿自始至终为华尔街利益服务，他们不仅用金钱的引力牵引政治傀儡，有时甚至直接派遣代理人——如历届财政部长——维护与拓展他们的利益。

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密不可分，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金融化的政府反过来又是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金融资本操控国家力量，积极推进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途径主要有：从国内视角来看，主要是制定有利于金融资本的各项政策，包括减少和削弱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提高金融资本的利润，在危机时刻要不惜纳税人的钱财紧急驰援；从国际视角来看，主要通过强大的军事与科技（集中为信息技术）力量，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等，强行推行金融全球化——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在国际上自由扩张，以确立金融资本的全球统治。《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一语道破玄机：如果没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就不会起作用；没有制造出F15战斗机的麦道公司，也就没有麦当劳的兴隆；没有美国的军事护卫，也就没有美国在线。（注：［美］尼克·比姆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社会主义前景》，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11）。）

金融全球化是一种依赖于国家政策的国际现象，而非自由派人士所鼓吹的全球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货币和金融的这种新体系是称为全球化的整个动态系统的互联机制的中央发动机之一，而且这种新体系绝非是经济和技术有机活动过程的自然产物，它完全是某个国家——美国的历届政府所作的政治决策的政治结果。”（注：［英］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顾薇、金芳译，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