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停滞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驱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走上经济金融化道路，金融扩张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修复手段，垄断资本转变为新的垄断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以它自己的标准对生产过程进行了重组并主导着企业的兼并与收购，金融资本垄断成为新的垄断形式，是谓金融资本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30年间，全球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在3%～4%，全球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在6%～7%，然而全球资本的年均增长速度在12%～14%。30年间，贸易增长速度是生产增长速度的2倍，资金流是物流的2倍，是生产增长速度的4倍。金融每年以4倍于生产的速度在急速扩展，如此使得经济金融化越来越突出。

经济金融化集中体现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弥补战争期间被破坏的生产以及被抑制的消费，纷纷进行投资，由此步入投资—生产—消费—繁荣的经济荣景，即资本主义发展所谓的“黄金期”。然而，好景不长，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会力量增强导致工资支出刚性向上，以及由于垄断导致分配关系的变化，致使全社会消费不足，如此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日趋严重的产能利用不足与产品生产过剩问题，与此同时，利润率持续下降和盈利性投资机会缺乏（注：资本平均利润率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17.5%、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13%下降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11.9%。参见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2）。），如此生产过剩与利润率下降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常态”。

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的集中体现就是经济增长迟缓。“屋漏偏逢连夜雨”，由地缘政治引起的石油危机引致物价上涨，严重而持续的经济滞涨使资本主义又一次陷入了严重危机。但是，“猫有九条命”，资本主义又展示出惊人的生命力——自我修复能力，即为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寻求新的解决渠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是，通过积极发展金融部门，来吸收剩余资本，扩大货币资本，开启了经济金融化的魔瓶。这种被斯威齐称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正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利润的获取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进行，代替了传统的商品生产和贸易渠道。”（注：Greta R.Krippn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SocioEconomic Review, 2005, Vol.3, No.2：173—208.）

生产过剩与利润率下降，与之相对应的是实体经济增长停滞与投资回报降低，只不过是同一硬币的两个面，所以约翰·福斯特认为金融化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趋势。“西方经济的金融化不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相反，经济增长缓慢和资本缺少投资机会是金融化的原因。”（注：约翰·B·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垄断金触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1）。）通过资本向金融领域的转移，实体经济生产得以下降，生产相对过剩从而得以缓解，同时又满足了资本追逐利润以实现价值增值的要求。资本主义把经济金融化当作应对经济停滞的手段，如此，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重心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

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的主要实现形式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经济金融化首先发生在企业管理这一微观基础上，即企业管理目标由昔日的企业利润最大化转向股东价值最大化。

企业由追求中长期收益转向日益注重短期收益。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通过资本市场的投资或投机活动，而非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赚取利润；经理人更加关注企业短期的财务表现或股票价格的市场表现，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减少回报周期长的科研创新投资，而注重通过资本市场操作在短期内维持或提高企业利润率等财务数据，甚至不惜与金融资本联手，采取内部交易、关联交易等手段操纵企业股价。企业管理哲学从福特制的“劳资合作+再投资”明显转向“减员增效+分红”的股东价值导向偏好，使得失业水平持续上升，工人的收入更具弹性，包括比较强的利率弹性，因为工人被迫（生计所迫）或被诱（金融机构所诱导）而纷纷通过金融途径增加收益或增加负债。

“股东价值”模式对资本主义产生深远影响，是金融资本主义形成的直接动力。企业为了提高股东收益率，往往会釆取增加利息支付、管理层高薪、分红或股份回购等形式，减少企业利润留存，企业发展（如并购与投资）严重依赖外部债务融资，由此导致企业负债率不断上升；劳动者的工资由社会消费源泉变成了企业成本，企业通过境外投资、劳动套利来打击工会“垄断”，以降低企业成本，如此建立起以雇员的非稳定化和劳动合同的碎片化为基础的增长体制，这样导致家庭实际收入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状态。在一次收入分配被挤压的同时，二次分配收入也不断缩水，即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福利等政府预算也大幅削减，普通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手头日益拮据，入不敷出情况日趋严重；由于金融资本本质上不能创造价值，“股东价值”模式也不断削弱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社会与国家的财富源泉收缩，与此同时还要不断为企业与居民提供各种补贴，收入减少，开支增加，因此公共债务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