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来有出土情况可稽，确属商周直至汉代的雕刻作品中，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形象，那么这样一组形式内容都密切联系的器物究竟是属于什么时代的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发掘以及对流散文物的调查搜集，对解决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1960年，对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进行的勘察，获得了一些刻纹黑陶器皿的残片，残片上的花纹虽互有区别，而且都不完整，但可以看出是由卷曲流动的线条组成的类似兽面的图案[图1.2]，同样的刻纹黑陶片也曾由上海博物馆在同一地区收集到。这些花纹与以往所知的陶器装饰纹样都不相同。1963年，刘敦愿同志在两城镇农民家中，发现一件扁平长方形玉锛，据农民回忆出于两城镇中部偏南，与1936年发现的“玉坑”相去不远。锛玉质墨绿，长18厘米，厚仅0.6—0.85厘米，这么长而薄的器物是不可能被实际使用的，应当是一件礼器，即“圭”的前身。玉锛形状与1954年两城镇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可以确定是龙山文化的遗物。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锛上部正反两面单线阴刻了两组不同纹饰，这两组纹饰都以旋转曲线围绕目纹展开，形成非常概括的人面或兽面图案[图1.3]。这种卷曲流动的线条与日照出土龙山文化黑陶残片上的刻纹具有相同的风格，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它的时代。

非常明显，玉锛上的图案与本文所讨论的玉雕纹饰是一致的。它所显示出的冠形、翼形与一、三、四、五类中许多人面纹的装饰相同，而图案在玉锛上的位置，这种正反两面分别雕刻两种变形人像的做法又与⑯玉圭一致，实际上它完全可以划入第五类几何人面纹中。

龙山文化玉锛和刻纹黑陶的发现，使这组遗失了时代的古代玉器与发掘品发生了联系，沿着这条线索，我们还可以看到，③这种大型石刀（铲？）也是龙山时期的标准型式，在山东日照两城镇、五莲、即墨以及陕西神木石峁等龙山文化遗址都曾发现。⑯⑰㉕㉖玉圭不但与两城镇玉锛相似，而且和当地出土的另一只石锛一致，日本学者梅原末治（Umehara Sueji）已经推测过这类圭属于一种利器。此外⑧㉕等器上装饰的云雷纹、绳索纹也和不少龙山文化陶器上的纹饰相同。由这种种一致，可见这组玉雕与龙山文化，特别是山东龙山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时代较早的器物应该和两城镇玉锛一样是龙山时期的作品。

日照两城镇遗址属于以黑陶为标志的典型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它的绝对年代目前还未测定，根据考古研究所公布的对同类文化遗物的碳-14测定数据，山东潍县鲁家口遗址为公元前1705年，旅大双砣子下层为公元前2060年，树轮校正值分别为公元前2035、公元前2465年，因此山东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400—前2000年间。当然也有可能延长，如旅大双砣子龙山文化层就直接叠压于商代文化层下，显示出一种直接承袭的关系。在这么早的时期，出现如此精美、如此成熟的玉石雕刻，似乎令人吃惊。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早在山东龙山文化前身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已存在着大量玉石、玛瑙装饰品和礼仪用器，与大汶口文化同时期的青莲岗文化一处墓地竟然就出土了近三百件玉石玛瑙器。而就在日照两城镇，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发现过成坑的半成品玉材；193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这一遗址进行发掘又获得大量玉器。这种大规模玉石制作，必然使雕刻工艺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实际上从距今五六千年大汶口出土的透雕骨梳，已可见雕刻工艺的高度成熟，在这以后一两千年，这批玉器出现在龙山文化时期是完全可能的，考古发现已经提供了充分的材料，以说明它们产生的深厚的物质文化基础。

如果说这组玉器通过龙山文化遗物找到了它们的来源，那么从商代玉雕及器物花纹上我们又可以看到这种风格的遗存与进一步的演化流变。

商代雕刻、纹饰和这组玉雕是不同的，但是不等同并不意味着没有联系，事实上在一些商代纹饰中这种联系反映得相当明显，可以由以下例证说明：

与这组玉雕最接近的商代雕刻是安阳小屯331号墓出土的一件人面玉饰[图1.4]。331墓中曾发现一片刻辞龟甲，书体与武丁时代的“”组卜辞相似，出土的青铜礼器与侯家庄1001号墓、殷墟5号墓铜器接近，因此墓葬年代可确定为殷墟第二期（武丁时期）。把这件玉饰与本文所讨论的玉器比较，面部轮廓与③④⑤⑥相似，头侧翼形与一、三、四、五各类中许多纹饰相同，圈形冠与①②④⑫⑳各像相同，面颊花纹、牙齿形状与⑬像接近。各种特征的一致是非常明显的。

1975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中发现了一个人面纹玉柄形饰[图1.5]，这件雕刻得极为精美的玉器不但说明当时或更早时期玉石工艺的发达和成熟，而且人面纹口部形状与第四类玉器十分相似，从而说明了两种文化的关系。

玉雕中第二类纹饰是鹰鸟、怪兽擒食人头的图像，而属于殷墟第二期的司母戊大鼎、妇好墓出土大钺上也铸有相同内容的图案[图1.6]。

玉雕中人像所戴的圈形冠除见于331号墓人面饰以外，还见于传安阳四盘磨出土大理石人像和妇好墓出土的人像。

殷墟第二期曾流行过一种“人立式”兽面纹，其典型形式如[图1.7]白陶罐上的纹样。而这种兽面纹复杂华丽的冠首以及卷曲的侧翼，和本组玉器中的㉖是非常接近的。

我们以前很难理解商代兽面纹的发展线索，因为商代早中期铜器上流行的由单线组成的极概括的兽面纹，到商晚期反而被具体化、写实化了，这种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似乎是倒立着，难以解释的。但是从这组玉器上我们找到了商代早中期兽面纹的来源。除去以目纹为中心，使用阳纹凸线的装饰方法外，最明显的例子是㉖玉圭中部装饰带上的兽面纹，几乎与商代二里岗期铜器上的花纹完全一致，而㉖兽面纹又是从第三、四类人面纹脱胎转化而来。

需要特别强调，所有与这组玉雕发生联系的商代器物，都产生于盘庚迁殷以前或迁殷后不久，不晚于殷墟第二期。至于此后以至周代，无论是头侧的翼形、怪兽食人首的图像，还是圈形帽箍或者“人立式”纹样，都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就说明这组玉雕所代表的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是在殷商早期发生的。而且从这组玉雕的第三类到第四类，再到偃师二里头、小屯331墓人像，显示出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线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衔接和过渡。第四类中㉒㉓像除口部形状外整个兽面已经和商代兽面没有什么区别，它们甚至可能已是进入商代以后具有地区特点的作品。

这样，我们可以把这组器物的时代初步定为龙山—商，其中一部分应该是山东龙山文化的遗物，另一部分的制作时间可能已进入商代，但决不晚于殷墟第二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