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决定法律
——孟德斯鸠（1689～1755年）
1689年1月18日，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者、社会学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先驱之一孟德斯鸠，在法国吉伦特省波尔多附近的拉布雷特庄园诞生了。
这是一个贵族世家。孟德斯鸠的祖父和伯父相继担任波尔多法院院长；他的父亲是名军人，由于非长子不能继承爵位和封地，却因娶了位贵族的独生女而获得葡萄园地产。
家庭的影响，使孟德斯鸠从小就关心国家政治事务，尤其对法律产生了浓厚兴趣。童年时，他在巴黎附近的教会学校奥拉托里会学院学习，后来回到波尔多专心研究法律。经过刻苦钻研，孟德斯鸠19岁就获取了法学学士学位，并在基因议会担任律师，因此迁居巴黎。
几年后，父亲病故，孟德斯鸠才返回故乡，担任波尔多法院顾问。不久，伯父也去世了，27岁的孟德斯鸠便遵照遗嘱承袭了伯父的爵位和职务，担任波尔多法院院长。他原名叫查理·路易·德·色贡达，现在成了孟德斯鸠男爵。
孟德斯鸠并没有什么权力欲望，对诉讼事务也不太关注，他唯愿做一名纯粹的学者，热衷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当他在各种社交场合里，目睹了上流社会荒淫奢靡的无度生活，便对封建专制制度完全丧失了信心。
1726年，孟德斯鸠因所创作的《波斯人信札》一书进入法国国家文学院，并获得殊荣。
也就在这一年，孟德斯鸠积极地探求一条革新道路，为了能使自己专心致志，他做出了惊人之举。他将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职位高价拍卖，收取了一笔巨款，遂退出政界，迁居巴黎，专门从事研究和著述。
不多久，孟德斯鸠入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便开始周游奥、匈、意、德、荷、英等国作长途学术旅行，实地考察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状况和制度以及风土民俗人情，寻求治国良方。
孟德斯鸠花了3年时间，借迎合18世纪前半叶稍具影响力的巴黎知识圈，获得了丰富的材料。他又花了3年时间，《罗马盛衰原因论》问世，轰动欧洲学术界，给孟德斯鸠带来了极高声誉。这算是他成熟时期一部相当严肃的学术著作，孟德斯鸠第一次扼要阐述了他的社会学理论，简明探索了历史更替的基本原因，而此书在观念史中的重要之处在于其革命性的历史方法学被称为理性史学，乃预示了一种初期的应用型理念建构。
众所周知，真正使孟德斯鸠成为举世闻名的资产阶级卓越思想家的，还是他集20年辛勤劳苦之力作《论法的精神》。这部书是孟德斯鸠的最后成果和理论总结，全面阐述了他的哲学、社会学、法律、经济和历史观点，那就是它根据每一种政体形式相应找出它在法律和机构体制上的变化，又根据环境——自然环境和制度条件——的要求找出政体差异。此书出版后轰动一时，两年内连续发行了22版，也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伏尔泰推崇它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黑格尔则称之为“一部美妙的著作”；而20世纪初，严复将它译成中文，名曰《法意》，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一点很重要，该书不仅尖锐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天主教和神学，更加关键的是，孟德斯鸠完整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的理论，尤其是他“三权分立”的学说，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分别由议会、君主、法院三家掌管，各自独立，相互牵制，彼此平衡，以维系国家统一。
即便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但在专制国家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和惩罚，所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哲学家小传
1721年，孟德斯鸠以“彼尔·马多”的化名创作出版了《波斯人信札》，这是一部关于两位波斯王子在18世纪初游历巴黎的小说。它假托外国人之口，抨击和讽刺了当时法国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风俗习惯，主要针对旧体制社会作批判性的研究。该书大受欢迎，在孟德斯鸠生前就曾再版20多次，孟德斯鸠名声大振。
《波斯人信札》这部名垂千古的文学杰作中，至少有五个地方直接描绘叙述了中国事物。人们万万不会想到，这笔下所呈现象之来源，竟同一位旅法华侨有着密切关系。孟德斯鸠从来就没到过中国，这位旅法华侨也是他一生中唯一见到的中国人。他们进行的几次交谈对孟德斯鸠影响颇大，而《波斯人信札》中的主人公也便是以这位旅法华侨为原型塑造的。那时，他们言语之中绝不讳言中国的种种弊端，甚至对清朝统治也流露出了一定反感；故此，孟德斯鸠对中国的态度相当严谨，他不像伏尔泰那样一味赞美中国的一切，而缺少批评精神。
那么，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然而，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手中时，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或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自由也不存在；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二为一，法官就是立法者，那将会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则一切便都完了。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构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或许，人们过多地强调了《论法的精神》的政治面。孟德斯鸠在此书序言中便要求读者要从整体的角度赞同或非难之。若深入阅读，即可发现，孟德斯鸠突显了保守传统的功能论理念——每个社会系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自然法则，因此，每个学者的研究目标乃是挖掘发现该法则的真正本质。
《论法的精神》就承续了早先孕育于《波斯人信札》中对旧社会体制的批判，即如何强化贵族阶级和商业利益的功能，以作为绝对主义的君主和人民大众之间的“中介力量”，孟德斯鸠就此提出了有力例证；同时，结合采自英国宪政经验以作为“诸权分离”之论据，因而提供了一个处方。此处方若曾引起注意，则法国似乎可免于18世纪末所发生的社会动乱。
孟德斯鸠这位百科全书式的自然神论学者，他公开承认上帝是世界的始因，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保养者；但他又认为世界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上帝也无法改变，上帝的活动同样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孟德斯鸠在自然神论外衣的掩盖下，揭露和批判了天主教会和僧侣的无耻罪行，指出了宗教世界观对人类社会的危害，猛烈抨击了宗教裁判所迫害异教徒的残暴行为，提出了各种宗教之间应该互相宽容、和睦相处、互不干扰、互相尊敬的主张。他还特别强调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环境，如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等，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显然，孟德斯鸠企图证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不是由上帝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自然界本身的原因决定。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固然错误，但却具有反宗教神学的深刻性质，也对民主改良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
1755年2月10日，孟德斯鸠病逝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