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825年（1）
1825年1月10日，星期一
（谈外语学习和《浮士德》《塔索》等作品）
歌德对英国人民极感兴趣，所以请我把逗留在魏玛的英国青年逐渐介绍给他。今天下午五点，他等我带H先生去见他；关于这位在英国军队供职的工程师，在此之前我可没对他少称赞。我们准时前往，让仆人领进了一间壁炉烧得暖融融的屋子里；通常下午和晚上歌德总待在这个地方。桌子上点着三支蜡烛；可是歌德不在房中，我们听见他在隔壁的大厅里讲话。
H先生趁此机会环视房间，发现除了墙上挂着不少油画和一幅山区大地图，还有一个装着画夹的大橱子。我告诉他，这些夹子里藏有许多著名画家的素描，以及各个流派的油画杰作的铜刻摹本，全是歌德一生中慢慢搜集起来的；反复观赏这些美术作品，给了他乐趣和消遣。
等了几分钟，歌德进屋来热情地招呼我们。
“请允许我对您讲德语，”他转向H先生道，“因为我听说您的德语已经很好。”
H先生客气了几句，歌德便请我们入座。
H先生的人品风度肯定很得歌德喜欢；他的殷勤好客和慈祥和蔼，今晚面对这位客人时表现得既真诚又优雅。
“您做得很对，”他说，“为了学德语，您来到了我们这儿；在这里您不只学起语言来快速而且容易，还可以把语言的各种基础知识，诸如我们的国土、气候、生活方式、民情风俗、社交礼仪、典章制度等等，作为精神财富带回英国去。”
“现在在英国对德语的兴趣挺大，”H先生回答，“而且感兴趣的人一天天增多，几乎没有一个出身良好的英国青年不学德语的。”
“在这方面，”歌德和蔼地说，“我们德国人可比贵国民众，先进了半个世纪喽。我学习和研究英语和英国文学已经整整五十年，所以熟悉你们的作家，以及贵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要是我去英国，不会有身处异国的感觉。
“不过我说了，你们的青年人现在也来我们这里学习德语，是很好的。这不仅因为我们的文学本身的确有价值，还因为不可否认，当今之世一个人只要精通德语，就可以省下学其他许多语言的精力啦。我指的不是法语，法语是一种社交语言，在旅途中尤其不可缺少，因为人人懂它，在任何国度都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好翻译。至于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则两样，这些国家最优秀的作品我们都有很好的德文译本可供阅读，除非有十分特别的用途，否则根本犯不着花许多时间去费劲地学这些语言。德国民族天生尊重一切地道的外国事物，乐于适应他人不同于自身的特性。再加上德语巨大的灵活性，就使德文译本大多极为忠实和完美。
“再说，不可否认，一种好译本通常会让人获益匪浅。例如腓特烈大帝不懂拉丁文，却可以完全跟我们读原文一样有收获地读西赛罗[30]的法文译本。”
随后话题转到了戏剧，歌德问H先生是否常上剧院。H先生回答：
“我每天晚上都去剧院，并且觉得对理解语言帮助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听力和整个理解力总是强于说的能力，”歌德应道，“所以一个人往往很快什么都听得懂，可要他表达出来却不行。”
“您说得很对，我每天都体会得到，”H先生回答，“是啊，别人说什么我全懂，阅读时也一样，我甚至感觉得出来别人有时表达错了。但要我讲，就会结结巴巴，好似想讲就是讲不出来。我已经能够掌握的是宫里的简单交谈，跟夫人们开开玩笑，与舞伴闲聊几句，如此等等。可如果我想就一个比较高深的话题发表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出一点自己独到而富有智慧的看法，那就会一下子卡住，没办法讲下去。”
“这你就别感到不安啦，”歌德接过话头，“你只要想想，即使用自己的母语，我们要表达这类不寻常的事物，也挺困难哩。”
接下来，歌德问H先生读过哪些德国文学作品。H先生回答：
“我读过《哀格蒙特》，非常喜欢这本书，因此反复读了三遍。还有《托夸托·塔索》也给了我许多快乐。现在我正在读《浮士德》，但感觉它是难了点。”听到最后这句歌德笑了。
“自然呐，”他说，“要是我就不会劝你读《浮士德》喽。这是部疯狂的作品，超出了所有正常人的情感。可您在未征询我的情况下已经开始读了，那就自个儿瞧瞧怎么读下去吧。浮士德是个怪人，只有很少的人能体会他的内心世界。靡非斯托作为玩世不恭、老于世故的生动典型，作为一种富有普遍意义世界观的具体写照，他的个性同样也很难把握。不过您瞧好了，看那里边到底对您会闪现出怎样的智慧之光。《塔索》则与之相反，离普通人的感情近得多，还有它形式的详尽细致也有利于理解。”
“不过德国人却认为《塔索》难读，”H先生接着说，“因此我讲我正在读《塔索》，他们都感到奇怪。”
“读《塔索》要想不难，”歌德应道，“主要条件就在于你已经不是个孩子，而且不缺少良好的社交。一个出身优越的青年，有足够的智慧和敏感，通过与上流社会的雅士高人交往而变得相当知书达理，温文尔雅，这样的人就不会觉得《塔索》难。”
谈话转到《哀格蒙特》，歌德说了下面的想法：
“我写《哀格蒙特》在1775年，也就是50年前。我很注意忠于历史，力求写得尽量真实。十年后我旅居罗马，在读报时得知剧中描写的尼德兰革命的场景，于近日又彻头彻尾重演了一次。我由此看出，世界仍然是老样子，我在剧中的描写必定还有些生命力。”
如此谈着聊着，已到了上剧院的时间；我们起身告辞，歌德很殷勤地送走了我们。
在返家途中，我问H先生对歌德印象怎么样。他回答：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这么和蔼可亲，却不减天生的高贵。他永远伟大，不管他如何举止谦和，如何降尊纡贵。”
1825年1月18日，星期二
（人类生活和情感具有共性；回忆席勒）
下午五点去歌德家，我已经好几天没见他了，今天和他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我发现他坐在光线朦胧的工作室里，正跟他的儿子和他的医生宫廷顾问勒拜因谈话。我在他们的桌旁就座。我们在晦暝中谈了一会儿，随后才端来了灯；看见歌德又精神健旺、兴致勃勃地坐在面前，我非常高兴。……
话题转到了一般的女诗人，宫廷顾问勒拜因就说，他觉得女性的诗才往往是性欲的一种精神表现。
“你听听，”歌德注视着我，笑道，“性欲的精神表现！请问大夫如何解释？”
“我不知道表达得正不正确，”宫廷顾问勒拜因回答，“反正就是这么回事。通常女性得不到爱情幸福，就会在精神方面寻找补偿。如果她们及时结婚生子，那就想不到再写诗啦。”
“我不想考察您在这件事情上有多正确，”歌德说，“不过我发现，妇女们的某些其他天赋，倒确实是一结婚就完了。我认识一些女孩子素描画得很棒，可是一旦当上贤妻良母就不行喽。她们要管孩子，就再也不拈画笔。
“不过让咱们的女诗人尽管写吧，爱写多少就写多少，”他兴致勃勃地继续说，“只是我们男人别写得像女人就好啦。不信请看咱们那些杂志和通俗图书，一切都那么柔弱，而且越来越柔弱！要是现在从切里尼[31]的自传中选一章出来登在《晨报》上，那将会是何等显眼夺目哦！”
他兴致很高地继续讲：“既然如此，咱们也就听其自然，为有咱们那位健壮有力的哈勒姑娘[32]感到高兴好了；她以男子汉的精神将我们领进了塞尔维亚民歌的世界。这些诗太杰出啦！其中有的诗足以媲美《颂歌》，这可不简单啊！我已写完评介这些诗的文章，并且付印了。”说着他递给我最新一期《艺术与古代》的头四张校样，我看见了刊载在上面的他那篇文章。“就每一首诗的主要内容，对它们作了简短的评述；主题都挺有意思，你会喜欢的。勒拜因对诗也不外行，至少在内容和题材方面是这样，因此你如果朗诵几首，他也许同样乐意聆听。”
我一首一首地慢慢朗诵。诗的语言精练含蓄，意境却极为生动，极为感人，我每念一句，眼前都生出一派盎然的诗意。……
仆人通报里默尔教授来了，宫廷顾问勒拜因随之告辞。里默尔在我们旁边落了座。关于塞尔维亚爱情诗母题的谈话继续进行。里默尔已经知道我们谈话的内容，于是就讲，依据上面列举的那些内容，不仅可以写诗，而且还可以发现，同样的母题已经有德国诗人写过了，并且是在不知道塞尔维亚那些诗的情况下。随后他甚至回忆起自己几首类似的诗，正如我在朗诵塞尔维亚爱情诗的时候，也想起并提到歌德的几首诗一样。
“世界永远是同一个模样嘛，”歌德说，“各种情景不断重复，一个民族生活、恋爱和感受如同另一个民族，为什么一位诗人就不能跟另一位诗人同样作诗呢？生活状态一个样，为什么诗的状态就该不一样呢？”
“正是生活和情感相同，才使我们能够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学啊，”里默尔说，“否则，在读外国诗的时候，我们就将不知所云。”
“所以呀，”我接过话头，“总有一些学究让我感觉莫名其妙，他们好像认定作诗不是从生活到诗，而是从书本到诗。他们总是讲，这是这里抄来的，那是那里抄来的！例如莎士比亚作品里有些地方，因为在古希腊罗马的作家那儿也有过，他们就认为是他抄了古人的作品！例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写过这样一个情景：人们看见一位姑娘漂亮，于是就夸养了这么个女儿的父母有福气，夸将娶她回家的小伙子有福气。现在因为《荷马史诗》里也出现过相同的情节，于是就说莎士比亚抄的荷马！——多有意思哟！好像这类事情真的需要千里迢迢地去寻找似的；好像人们不是每天都亲眼看见，都亲身感受，都亲口述说似的！”
“是啊，”歌德道，“真是可笑极了！”
“在这点上，”我接着说，“就连拜伦爵士也未能免俗。他把您的《浮士德》拆得支离破碎，认为您这是这儿拿来的，那是那儿拿来的。”
“拜伦爵士引证的那些杰作，”歌德说，“我大部分连读都没有读过，更别提在写《浮士德》的时候想起它们来啦。确实，拜伦爵士只在作诗的时候才伟大，一需要思考就变成了孩子。所以面对那些来自他同胞对他自己的无端攻击时，他也一筹莫展；他本该更有力地予以反击才是。他应该说：作品里的一切全是我自己写的！不管取自生活还是书本，都一个样，问题只在于我用得恰当！沃尔特·斯科特[33]用了我《哀格蒙特》的一幕，他有这个权利；他还应该受到称赞，因为他用得聪明。同样，他还在自己的一部小说里，仿照我的迷娘[34]塑造了一个人物；至于塑造得是否同样成功，那是另一个问题。拜伦爵士的魔鬼换了一副嘴脸[35]，却仍然是靡非斯托的后代，这也没有错！他要是异想天开，另起炉灶，没准儿弄得更糟。还有我的靡非斯托唱了莎士比亚的一支歌子，他又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莎士比亚的那支正好合适，说出了我正想说的话，我干吗要劳神费力自行编造一支？所以我《浮士德》的序幕就与《约伯记》有几分相像，这也完全正确，为此应该受到赞扬而不是指责。”
歌德兴致极佳。他吩咐用人取来一瓶葡萄酒，亲自给里默尔教授和我斟上了酒；自己却喝产自玛丽温泉的矿泉水。这个晚上像是预定和里默尔一起修改他自传续编的手稿，也许希望对其遣词造句作一些推敲和润色。
“爱克曼最好留下来一起听听。”歌德说，这我可求之不得。说着他把手稿放到里默尔面前，里默尔便从1795年开始读起。
整个夏天，我已享受了反复阅读和思考他所有这些年的未刊稿的快乐，只有最后的部分除外。可是眼下，在歌德本人面前聆听他朗读它们，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享受。——里默尔字斟句酌，我有机会欣赏他词汇的丰富和表达的灵活。歌德呢，那些被描写的岁月历历在目，不禁沉湎在往事的回忆中，当提到这个人或那件事时便以口述的方式做些细节的补充。——真是个幸福的夜晚！一再提到他同时代的那些个伟人；席勒于1795—1800年这个时期与他关系最为密切，被不断反复地讲起。戏剧是他俩共同的事业，歌德最出色的作品也产生在这个阶段。《威廉·迈斯特》完成了，随后构思和写了《赫尔曼与多罗苔》，为《时序女神》翻译了切里尼的自传，为和席勒联袂出版的《缪斯年鉴》写作《温和的赠词》，真是每天都不缺少接近的缘由契机。所有这一切，今天晚上全谈到了，歌德有的是机会做各种各样妙趣横生的发言。例如他讲：
“《赫尔曼与多罗苔》[36]是我唯一还喜欢的长诗；每次重读，我内心都不能不有所触动。它的拉丁语译本特别令我满意，使我感觉更加高贵，仿佛这一诗体在此真正回到了自己的本源。”
也反复谈到了《威廉·迈斯特》。歌德说：
“席勒批评我编织进了悲剧性的内容，好像长篇小说就不能有这种东西似的。可是他错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他给我的信里，有他关于《威廉·迈斯特》最重要的意见和观点。这是我最难以捉摸的作品之一，几乎连我自己也没有开锁的钥匙。大家想寻找一个中心点，可这不仅困难，而且没一点儿好处。我应该讲，在我们眼前展开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本身便不无意义，并非一定要道出倾向，倾向只适用于理智。如果有人非要寻找这样的东西，那他就抓住弗里德利希在小说结尾时对主人公讲的话好啦：‘你让我觉得就像基士的儿子扫罗；他出去寻找父亲走丢的驴子，结果却得到了一个王国。’[37]就抓住这句话吧。因为归根结底，整部小说没说什么，只想讲一点儿，就是人尽管会干许多蠢事，犯许多错误，可在一个更高的存在指引下，最终会到达幸福的终点。”
随后谈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席卷德国的资产阶级高雅文化。至于对这件事的贡献，歌德又更多地归功于赫尔德和维兰特，较少归功于莱辛。“莱辛体现最崇高的理性，”他说，“只有一个同样伟大的天才才能真正向他学习，中等才情的人去学就很危险。”他指名道姓地提到一位记者，此人以莱辛为表率，在十九世纪末也充当过一个角色，但却是个不光彩的角色，原因就在他离自己的表率相差何止千里。
“整个德国上层社会的风格都来自维兰特，”歌德说，“大家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语言表达能力即其中之一，且并非无足轻重。”
提起《温和的赠词》，歌德特别称赞席勒写的部分，说它们尖刻犀利，鞭辟入里；相反，他认为自己写得不痛不痒，小里小气。他说：
“席勒的那首《黄道带》，每次读它都令我叫绝。它们在当时对德语文学产生的良好影响，实在无法估量。”顺便谈到了许多被《温和的赠词》讥讽过的人物，只是他们的名字我却没有记住。
由于被歌德这类以及其他各式各样有趣的谈话和插曲所打断，切里尼自传的手稿好不容易朗读和讨论到了1800年的年底，这时他把稿纸放到一边，吩咐用人在我们坐的大餐桌的一头摆上餐具，送来一份小小的晚餐。我们惬意地享用起来，歌德自己却一口都不尝；据我观察，他平素就从不进晚餐。他坐在一旁，只顾给我们斟酒，擦拭灯台，并以睿智、隽永的谈话愉悦我们的精神。他对席勒的忆念如此鲜活，这一晚后半段的谈话完全围绕着席勒。
里默尔回忆席勒的风采，说：
“他匀称的四肢，他走在街上的姿态，他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高傲，只有他那双眼睛是柔和的。”
“是啊，”歌德接过话头，“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高傲、庄重，可他的眼睛却挺柔和。他的才能正如同他的体魄。他常常勇敢地抓住一个大题材，把它翻过来覆过去地进行观察，将它看啊看啊，直至完全将其把握才肯罢休。只不过呢，他似乎仅善于从外部观察事物，不擅长细细地剖析其内部。他的天才偏于散漫。他因此从来疏于决断，做事总难有结果。他常常是临到彩排才来换角色。
“他经常勇于采取行动，但不少时候没有明确的动机。我记得，我与他因为《威廉·退尔》发生过争执，他想让盖斯勒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然后叫退尔从孩子头上把苹果射下来。这完全违反我的天性，我劝他为这样残忍的行径至少找一个动机，就是让退尔的儿子在此之前对总督夸口，说他爸爸百步穿杨，能从树上把苹果射下来。席勒先不以为然，可是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想法和请求，按照我的建议修改了剧本。
“我呢，则与之相反，过分强调动机，结果剧本远离了舞台的要求。我的《欧仁尼》纯粹是一连串的动机，这样的作品在舞台上没法取得成功。
“席勒是天生的戏剧家。他每写一个剧本便前进一步，并且日臻完美。可奇怪的是，从《强盗》开始他总没能摆脱对残忍行为的癖好，甚至在他极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假如在《哀格蒙特》的监狱的一场戏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是向主人公宣布对他的死亡判决，他硬是让阿尔法[38]头戴面具、身裹斗篷，出现在舞台背景上，为的是欣赏死刑判决在哀格蒙特身上产生的效果。席勒想以此表现阿尔法的残酷复仇，幸灾乐祸。我却表示反对，这个形象便去掉了。他啊，真是个既伟大又奇怪的人。
“每过八天他便会是另一个人，一个更完美的人；每次再见面，我都觉得他在读书、博学和判断力方面有所进步。他的信件是我珍藏的关于他最美好的纪念，也属于他写得最出色的文字之列。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视为自己宝藏中的一件圣物。”歌德说着站起身，去取来了那封信。“瞧，你念念吧。”他把信递给我说。
信上的字迹优美、豪放。内容是对歌德评介《拉摩的侄儿》[39]一文的意见；歌德在文中谈及当时法国文学的整体情况，把手稿送给了席勒过目。我给里默尔朗读了信。
“你瞧，”歌德说，“他的判断多么准确，多么集中，字迹毫无病体衰弱的迹象。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然而正当盛年却离我们去了。这封信的日期为1805年4月24日——席勒逝世于5月9日。”
我们轮流观看书信，既玩味它清朗的措辞，也欣赏它秀美的书法。歌德还讲了些怀念亡友的话，直到深夜十一点我们才离去。
1825年2月24日，星期四
（评说拜伦）
……歌德继续谈论拜伦爵士，说：
“他生性天马行空，好高骛远，能以遵守‘三一律’来约束自己真是一件好事。要是在道德伦理方面，他也懂得节制就好了！他做不到这点，是他的致命伤；完全可以讲，他毁就毁在放纵不羁。
“他没有一点自知之明。他总是狂热、冲动，头脑发昏，既不清楚也不考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事。他自己为所欲为，看别人却一无是处，这一来肯定自己也没好结果，把全世界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他那篇《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一开始就得罪了那帮文学精英。随后哪怕只为了活下去，他也必须后退一步。可在接下来的作品里，他继续与人家对着干，这也看不顺眼那也看不顺眼，国家和教会也敢去碰。如此不顾一切地蛮干，使他在英国待不下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欧洲大陆也可能把他赶走。他在哪儿都觉得空间狭窄，即使他享受着无边无际的个人自由仍感到憋闷，世界对于他是座监狱。他奔赴希腊并非心甘情愿的决定，是他与世界的别扭关系驱赶他去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