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痫通常是多因素导致的疾病。即使存在主要病因，其他因素（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也可以在临床表现中起部分作用。Lennox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现象形象地比喻为水库。“病因就像水库中的水源，水库底部已经存在一定量的水，这就相当于人的发病倾向——即基础性病因。但水库同时还有支流供水，这就相当于致病性因素，例如因妊娠、某种机体功能紊乱和情绪失调导致大脑出现病变”。在已经有癫痫倾向的患者中，通常需要将癫痫的病因与导致癫痫发作的因素区分开。本书将继续沿用这种做法，尽管现在已经认识到，二者之间只存在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差异。

病因范围因年龄组、患者组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先天性疾病或产前疾病是导致儿童早期发生癫痫的最常见原因，而成年期的癫痫更可能是由于非遗传性的外部因素导致的，但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在老年人，血管病导致的癫痫日益增多。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地方性传染病——包括结核病（TB）、囊尾蚴病（囊虫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和病毒性疾病——是常见的原因。特异性的“癫痫综合征”也与年龄高度相关。典型西方人群中不同病因的近似频率如表1-3所示。

在癫痫发生过程中遗传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2000年前Hippocrates就已经注意到了，但直到最近才得到全面的重视。先天性癫痫可能存在很强的遗传基础，本质上通常是多基因的和寡基因的（尽管不得不说这一事实的客观证据有点少）。基因表达具有变异性，且会受到环境因素影响，同时癫痫通常与年龄相关。单基因疾病可能占癫痫发病基础的1%～2%，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还会出现其他的神经性或全身性特征。将“单纯性”癫痫和伴有其他神经缺陷的癫痫分开是很有必要的，尽管这种区分与医学中的多数情况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设定的，同时在各类别之间的灰色地带还存在过渡性病例。某些发育异常引起的癫痫分为遗传性和获得性两种形式，为了方便起见，本书中将涵盖这两种情况。

指临床表现只有癫痫或癫痫为主要临床特征的遗传性癫痫。这种病例罕见，在一些家庭（有时是一个家庭）中出现。但其在探索更普遍的多基因癫痫的机制中有其潜在的重要意义。迄今为止，被发现的13个促进单纯性癫痫易感性的基因（有1个例外），均为编码离子通道蛋白的基因。从这个角度讲，近几年已经认识到，癫痫是发病率日渐增长的一类神经性疾病、伴间歇性症状，具有基础离子通道遗传性缺陷。已发现编码神经元乙酰胆碱受体（CHRNA4，CHRNB2）、GABA受体（GABARB3）、电压门控的钾离子通道蛋白（KCNA1、KCNQ2、KCNQ3）以及电压门控的钠离子通道蛋白（SCN1A、SCN1B）的基因存在缺陷。

在这种癫痫中，癫痫发作大约在新生儿出生后2～15天内开始出现（通常为2天或3天），癫痫发作为阵挛性癫痫发作，且发生在睡眠过程中。癫痫发作通常会在数周或数月内缓解，最终预后良好，大约10%的患者以后会出现癫痫，5%的患者会出现高热惊厥。该病的遗传模式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是电压门控钾离子通道蛋白基因KCNQ2和KANQ3的突变引起的。这些基因异常会导致钾离子传导性降低，并由此导致神经元的兴奋度异常增高。至于为什么这种影响仅出现在婴儿出生后前几个星期内，其原因尚不得而知。有种假说认为，突变的通道被生命早期表达上调的其他离子通道所取代。使用苯巴比妥，苯妥英钠或者丙戊酸进行治疗通常可控制癫痫发作。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夜间额叶癫痫（ADNFLE）是第一种明确了易感基因的“单纯性癫痫”。在患有这种有趣疾病的家族中，已发现其乙酰胆碱受体的α4和β2亚基上已发生多种突变，典型情况下，该病的遗传模式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外显率为75%。患者只在夜间发生额叶癫痫发作——有时每个夜晚会多次发生，无日间发生癫痫发作的情况，也不伴其他症状。癫痫发作很短暂，持续时间不到1分钟，密集发作并会导致睡眠中断。癫痫痉挛表现为肌阵挛形式，伴各种运动和运动过度特征，同时可能存在意识障碍。在儿童时期开始发病，癫痫发作症状持续，严重程度各异。MRI结果为阴性，发作间期的EEG可显示存在额叶异常，但通常是正常的。由于这种癫痫具有很奇怪的表现形式，因此癫痫会被误诊为异态睡眠，甚至被误诊为假性发作（尽管事实上睡眠从来不会引起假性发作），但是对治疗产生抗药性的情况并不常见。调查时发现该病具有很强的家族史，即使家族中明显未受影响的成员也会发生轻微的夜间癫痫发作，这会被误认为仅是躁动不安或正常的睡眠现象。抗癫痫药物治疗通常可成功控制发作。

伴有高热惊厥（GEFS+）的泛发型癫痫是一种异质性非常强的癫痫，其遗传模式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临床表现具有年龄特异性，且外显率不同（原家族中大约占60%）。高热惊厥是最常见的特征，发热诱发的惊厥在整个儿童期内都可能发生。在儿童期后期，会出现不同类型的非发热性痉挛、泛发型强直性阵挛性惊厥，非典型性失神和比较少见的局部癫痫发作。可发生癫痫持续状态。活动期的严重程度变化很大，但该病通常会在儿童期结束时或成年期早期缓解。该病的表型很广泛，以至于人们对该病是否与所谓的“综合征”匹配还有争议。已经在身处不同地理位置的家族中发现了家族遗传性癫痫，并且发现电压门控的钠离子通道蛋白α或β亚基基因（SCNIA和SCNIB）以及最近才发现的GABA-A受体γ2亚基基因（GABRG2）存在许多突变。功能性研究已经确认，这些突变会造成膜神经异常兴奋。一个真正有趣的问题是，钠离子通道蛋白GABA受体基因的散在性突变频率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构成出现散发性高热抽搐，甚至隐源性癫痫的基础，已经成为活跃的研究课题。GEFS+的另一个有趣问题是明显的表型变异性（包括家族内和家族间）。已假设这是一种双基因或寡基因遗传模式，以解释其中的某些变异性。惊厥可按继发性泛发型癫痫的常规治疗途径进行治疗，预后情况各不相同，某些病例可自行缓解，而其他病例中的癫痫却是难治性的。

Dravet综合征［婴儿期重度肌阵挛性癫痫（SMEI），婴儿期多形性癫痫］是一种重症癫痫，多发生在生命早期，且预后不良。发生频率约为1/4万～1/2万。25%的患儿有癫痫家族史，有趣的是，许多（而不是所有）病例的SCNIA基因（该基因与导致更为良性GEFS+的基因相同）存在突变，事实上也有两种表型共同存在的家族。而且，有趣的是，不管家族史的频率如何，大多数在新生儿阶段即已发生的病例均存在突变。癫痫发作发生在月龄2～9个月的之间。这些症状通常长时间发作，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其表现形式为单侧强直性或阵挛性癫痫发作，发热（或甚至热水浴）可以成为诱因。较晚（通常在2岁时）出现的肌阵挛性癫痫发作可能并不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其表现形式为广泛性肌阵挛或不稳定性（节段性）肌阵挛，光刺激可能诱发。常见的有局部癫痫发作，非典型性失神、抽搐和非抽搐性癫痫持续状态。长时间发生非抽搐性癫痫持续状态可能会被误认为是非癫痫性退化。可伴其他运动症状和智力障碍，抗癫痫治疗完全无效。由于发热可能诱发癫痫发作，因此诊断时特征很明显。但是，如果存在以下症状，诊断会变得很复杂：高热惊厥（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免疫作用——由于在该年龄段接种百日咳疫苗导致的脑病；退行性病变；Lennox-Gastaut综合征；肌阵挛性-不稳定性癫痫。同时也存在与Dravet综合征和其他儿童期癫痫性脑病具有相同特征的过渡性病例。所有病例的预后都很差，伴有难治性癫痫、早死、重度发育迟缓等。治疗遵循常规治疗途径。

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一个研究领域，毫无疑问，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高热惊厥和海马硬化以及颞叶癫痫（TLE）造成的强烈遗传学影响上面。存在多个证据链。曾经报道过遗传性TLE（中央和外侧TLE以及有EEG病灶不同的癫痫）的家族。迄今为止，在高热惊厥的连锁研究中，已经发现了四种病灶。在队列研究中，已发现白细胞介素-1β基因的多态性与TLE和海马硬化有关。在低表达的PDYN等位基因（一种常见的PRNP基因多态性以及GABA-A受体1基因的1465G→A多态性）纯合患者中，曾报告过与TLE或海马硬化的关联性。这些都是很吸引人而又不明确的资料，但可能不久就会发现造成高热惊厥和颞叶癫痫的遗传学因素。

已描述了一个或几个家族中存在的一系列其他单基因癫痫综合征，其中包括：家族性成人肌阵挛性癫痫（几个日本家族）、婴儿的家族性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先天性肌阵挛性癫痫（一个意大利家族）、X染色体连锁遗传的婴儿点头痉挛、良性家族性婴儿惊厥、存在不同病灶的家族性局部癫痫发作（与22q连锁）、有听觉特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癫痫（与10q连锁）、伴运动诱发的阵发性肌张力异常和书写痉挛症状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中央颞叶癫痫。伴语言障碍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中央颞叶癫痫（ADRESD）是一种罕见病，其遗传学基础尚不明确，但该病显示存在遗传早显，说明可能是一种三联体重复综合征。

至少有240种单基因疾病和染色体病可导致神经性疾病，癫痫只是该表型的一部分。大多数为罕见或非常罕见，临床表现始于儿童期，儿科神经治疗机构采用的诊断表现不同于癫痫专家采用的诊断表现；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详细描述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其中只有几种疾病中的癫痫具有明显特征，或癫痫是该疾病的突出特征或一致性特征（渐进性肌阵挛性癫痫和神经皮肤综合征中的癫痫除外）。表1-4中列出了这些在癫痫中最常见到的疾病。

遗传性代谢缺陷是一种存在遗传性生化缺陷的疾病，其遗传模式通常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其中癫痫只是学习障碍、神经性以及全身性特征等一系列症状谱中的一种，这些疾病包括具有间歇性或持续性代谢改变的疾病（包括低血糖、高血氨症、低钙血症、高甘氨酸血症、代谢性酸中毒、酮症酸中毒、氨基酸或低聚糖曲线异常、黏多糖沉积症或脂肪蓄积性疾病）。在癫痫实际治疗工作中最常见的疾病将在下文中进行讨论。渐进性肌阵挛性癫痫构成了另外一组相似的疾病，其中一个一致性特征就是出现了渐进性肌阵挛。同样，所谓的神经皮肤综合征同时具有皮肤病学特征和神经病学特征，多数（不是所有）都具有可确认的神经发生异常。在大量表现为先天性癫痫和学习障碍的病例中，未找出病因。

Alpers病（伴有肝病和灰白质萎缩的儿童期渐进性神经元退化）是一种病理性诊断，最初用于诊断患有退行性脑病且存在特征性萎缩的重度神经元缺失以及空泡化的患者。最新证据表明，该病是线粒体脑病的一种表现形式，多数病例是由于POLG1基因突变引起（COX11基因突变导致疾病发病的情况较少）的，导致线粒体DNA聚合酶γ（POLG）失去催化活性——与另一种线粒体综合征MNGIE相似。这是一种罕见病（发生率<1/20万），其遗传模式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通常在婴儿期或幼儿期发病，表现为难治性癫痫发作和发育停滞。偶尔会出现迟发性病例，发病时间在儿童期或成年早期，典型情况下，表现为癫痫持续状态。其他症状包括痴呆、强直症、外周神经病变、视神经萎缩和肠胃功能紊乱。肝功异常通常很明显，常见有重度肝功能异常。Alpers病中的癫痫发作的特征表现为强直性-阵挛性癫痫持续状态或局部癫痫持续状态（EPC）。抗癫痫治疗遵循常规治疗途径，但癫痫发作均为重度和难治性。预后差，通常短时间内即会死亡。

本病的发生率约为1/2万～1/万，约占整个智力迟钝和癫痫病例的6%。本病通常表现为发育迟缓，这种情况在出生后6～12个月内很明显。本病的特征包括智力和运动障碍严重、重度癫痫、因躯体共济失调和步履蹒跚导致的特征明显的运动障碍（伴木偶样动作）、伴有相当特殊的行为表型的欢乐举止以及重度语言障碍。具有特征明显的外观，下颌突出、枕骨凹陷和蓝眼。85%～90%的病例患有癫痫，典型情况下，可包括失神或肌阵挛状态、肌阵挛、失神和强直性-阵挛性癫痫发作。局部癫痫发作和枕部症状似乎也很常见。除共济失调外，还可能出现抽筋的动作，这种情况可能是未认识到的肌阵挛或肌阵挛状态引起的。Angelman综合征是导致Lennox-Gastaut综合征的原因之一。约80%的病例染色体15q11-q13区域内存在缺陷，并涉及缺失、母源性二倍体、印记缺失或罕见的易位。该区域包含一个GABA受体亚基基因组。在大约10%的病例中，发现UBE3A基因中发生医源性突变。目前已经研发出诊断性遗传试验，可用于进行检测。通过甲基化试验，大约可以发现80%的病例，同时，对于甲基化试验结果为阴性的病例可以实施UBE3A基因的突变试验。MRI检查结果正常，EEG通常显示出现振幅较大的慢棘波。寿命可能正常。癫痫的治疗可遵循常规治疗途径，没有具体特点。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酶缺陷疾病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缺乏症。癫痫非常明显，表现为多种类型的癫痫发作，并伴有智力倒退、运动功能退化、精神紊乱、卒中样发作和高胱氨酸尿症。

戈谢病（葡糖脑苷酯酶缺乏症；葡糖苷酰鞘氨醇酶缺乏症）是溶酶体酶葡糖苷酰鞘氨醇酶因活性不足，导致未降解的底物葡萄糖神经氨酰和其他糖脂在体内蓄积引起的疾病。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细胞膜神经节苷脂会转化成葡萄糖神经氨酰。该病的表型范围很宽，通常可分为五个亚型。该病的发生率约为1/10万～1/5万。某些人群具有明显的奠基者效应，该病在德系犹太人群、瑞典人和Jenin阿拉伯人中尤其常见。仅2型和3型是主要的神经性疾病。2型的发病年龄为2岁前，表现为退化、重度精神运动迟缓和快速进展的疾病过程，死亡发生在生命开始后前4年内。3型的疾病过程进展较缓慢，死亡发生在20～40岁之间。可出现癫痫发作，其表现形式可为渐进性肌阵挛性癫痫。戈谢病的诊断的依据是外周血白细胞或其他有核细胞的葡萄糖苷酸鞘氨醇酶是否显示缺乏活性。目前已经可以对常见突变进行突变分析。并且可以进行家族研究。

最重要的一种会导致癫痫的脂质沉积病是己糖胺酶A（HEXA）基因发生突变导致的。目前已发现至少存在90种致病性突变，其中6种突变约占整个德系犹太人病例的98%，但在非犹太人病例中，这一占比低于50%。酶的缺陷导致了一个疾病谱，这些疾病均是由于溶酶体内鞘糖脂GM2神经节苷脂蓄积引起的。诊断依据为是否可以证明血清或白细胞中的己糖胺酶A缺乏活性（同时己糖胺酶B活性正常）。急性婴儿期疾病——Tay-Sachs病出现在生命开始后第一年，伴重度退化、视力减退、重症癫痫发作和渐进性头部增大。可出现过度惊吓反应和惊吓诱发的癫痫发作。死亡不可避免，出现在4岁时。该病在德系犹太人群中较常见（发生率为91/3000，携带率为1/30），在非犹太人群或西班牙系犹太人群中的发生率较之低100倍。青少年型开始时表现为共济失调。此后表现为渐进性智力下降，伴有癫痫发作，并在20岁时死亡。成人型通常不会导致癫痫。

这是因ATP酶铜转运蛋白基因ATP7A突变导致的一种X染色体连锁隐性遗传病。已发现多种突变，这些突变导致ATP酶铜转运蛋白异常和组织中铜离子浓度低。经典的Menkes病大约在出生后2个月左右出现，伴有重度神经功能退化和癫痫以及其他特征，包括特征明显的毛发变化（卷缩发）、自律功能和胃肠道功能异常以及其他异常情况。死亡发生在7个月至3岁之间。曾对一些患者进行过描述，表现为病情轻微，伴有共济失调、震颤、无力、轻微智力损害以及儿童中期至晚期出现癫痫发作。可通过测定铜和血浆铜蓝蛋白来进行诊断。也可用遗传学试验进行诊断，包括产前诊断。基础疾病的治疗包括皮下注射铜组蛋白和氯化铜（250～500μg/d）。例如在出生后10天内给药，可对发育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

神经棘红细胞增多症（舞蹈病棘红细胞增多症）是一种渐进性神经疾病，伴有明显的癫痫、运动功能异常、肌病、认知和行为改变、红细胞中的棘红细胞增多。该病的遗传模式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观察到近半数的患者存在癫痫发作，通常为初始临床表现，可为极重度。常见有舞蹈病和肌张力异常，尤其会影响面部和颊部肌肉，导致发音困难和吞咽困难，并由此导致体重减轻。特征显著的表现包括习惯性的咬舌和咬唇。渐进性的认知和行为改变具有强烈的额叶特征。平均发病年龄约为15岁，但该病可在10～70岁之间的任何时期发病。神经棘红细胞增多症的诊断依据为是否存在特征明显的MRI尾状核萎缩以及尾状核和硬膜的T ₂信号增高。5%～50%的红细胞中存在棘红细胞，通常建议在排除该病之前，对六个不同时期制作的新鲜涂片上的棘红细胞进行研究。在多数病例中，观察到出现肌肉肌酸磷酸激酶血清浓度增高的现象。棘红细胞也会出现在McCleod综合征和伴有维生素E缺乏症的β脂蛋白血症中。肌肉组织活检发现，细胞核位于细胞中央，肌纤维萎缩。某些病例与VPS13A基因中存在错义突变、移码突变、无义突变、剪切位点突变和缺失突变有关。目前，遗传学试验仅用于研究。在临床上，棘红细胞增多症需要与亨廷顿舞蹈病、Lesch-Nyhan病和与泛酸酯激酶有关的神经退化（PKAN：Hallervorden-Spatz综合征）进行鉴别诊断。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进行对症和缓解治疗。该病会经历一个慢性渐进性疾病过程，在几年内会导致重大残疾，并在10岁或更长的时间后死亡。癫痫的治疗遵循常规治疗途径，没有具体特点。

C型Niemann-Pick病（NPC）是发生在婴儿、儿童和成人中的一种脂肪蓄积病。NPC的遗传模式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其发生率约为1/15万。经典临床表现出现在儿童中期或晚期，伴有隐性发生的共济失调、顶核上眼肌运动麻痹、痴呆、肌张力异常和癫痫发作。癫痫发作为局部癫痫发作或泛发型癫痫发作，或两者皆有。药物治疗通常难以治疗癫痫，但如果长时间存活，则可以改善病情，有推测认为这种情形反映为神经元丧失。但约20%的患儿曾因大笑引起的昏倒。发音困难和吞咽困难最终会使患者失能，无法进食。成人更可能表现为痴呆或精神症状。可通过骨髓组织活检（显示有脂肪蓄积的组织细胞）、生化检查发现胆固醇酯化作用受损、培养的成纤维细胞是否存在菲律宾菌素阳性着色来确诊NPC。由于“常规”筛查试验（如尿筛查和溶酶体酶系列检查）显示为阴性，所以实际上诊断通常会被延迟。在约90%的病例中，NPC是由可确认的NPC1基因突变引起的（已报道少数病例发生了NPC2基因突变）。目前已有分子遗传学试验可用于检测。

这些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最常见的是由于苯丙氨酸水解酶缺乏所导致的苯丙酮尿症，已报道基因中包括超过400种致病性突变。该病的发病率呈明显的地域和人种差异，其范围在1/20万～1/2600之间，携带率在1/255～1/26之间（分别指土耳其和芬兰）。可以并应当通过新生儿筛查进行检测，早期进行食物治疗可以预防任何异常问题。如该病被漏诊，则会出现精神发育迟缓、癫痫、头小畸形、运动和行为障碍。四氢生物蝶呤缺乏症是苯丙酮尿症的一种比较少见的病因。其他可发生癫痫的酸尿症包括精氨琥珀酸酶尿症、酪氨酸血症和组氨酸血症。它们通常会导致癫痫，并伴发学习障碍和其他的神经性和全身性特征。可通过筛查血液和尿中的异常氨基酸进行诊断。

在Leigh病的血液和尿中，存在乳酸中毒的情况。这通常是由于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之一——复合体Ⅰ或Ⅳ酶或丙酮酸脱氢酶（X染色体连锁的PDHA1基因）核基因突变导致的X染色体连锁遗传病或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大约30%的病例是由于线粒体DNA突变导致的，已在至少11种线粒体基因中发现了这种基因突变。诊断特征是亚急性脑病、癫痫发作（肌阵挛性或强直性-阵挛性）、伴有小脑和脑干症状的渐进性痴呆。运动功能异常，包括张力低、强直状态、共济失调、非随意动作和延髓问题。常见有呕吐、换气过度和温度调节异常的情况。有时会伴发视神经萎缩、色素沉着、视网膜病和心肌病。在进行影像检查时，基底神经节透明明显的特征，如果大脑乳酸浓度很高，可通过质子磁共振波谱分析（MRS）测定。在血清中发现丙氨酸浓度很高。典型情况下，该病出现在曾经感染过病毒的儿童中，但是在任何年龄皆可能发生，只是发生率较低。在特征未完全显现时可也发生Leigh-样疾病，复杂的“神经性无力、共济失调和色素性视网膜炎”（NARP）被视为是该病症状谱中的一部分。目前已有遗传学试验可用于检测。

针对过氧化物酶体的11种基因编码异常，至少对17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进行过描述。这些酶是长链脂肪酸氧化代谢途径，对于合成髓磷脂是必需的。Zellweger综合征和新生儿肾上腺白质营养不良就是该病的实例，表现为重症癫痫发作，常发生在新生儿期，并包含所有的癫痫发作类型，包括婴儿痉挛。其他特征包括进食困难、重度智力减退、骨骼出现斑点（点状软骨发育异常）、视网膜萎缩、耳聋、张力减退和同质异形特征（包括上腭高、前额高和眼眶嵴低）。EEG严重异常。某些病例存在小脑回增多。可通过先测定血浆中的血清长链脂肪酸浓度、然后测定成纤维细胞培养物中的长链脂肪酸浓度进行诊断。已发现，11种对过氧化物酶进行编码的不同PEX基因存在突变。PEX1基因突变是最常见的病因，对外显子13和15进行测序显示，50%的患者至少发生一种突变。这种检测试验已经在临床上得到应用。在生命后期，X染色体连锁的肾上腺白质营养不良是最常见的过氧化物酶病，但仅有小部分患者的临床表现中包含癫痫发作症状，这些症状有时继发于肾上腺衰竭导致的低血糖症。

卟啉症是一个用来描述一系列（至少8种）不同疾病的术语，在这些疾病中，肝脏产生血红素这一过程发生紊乱。该病具有明显地域性差异，发生频率最高的地区是南非，这里的奠基者效应可追溯至1688年的荷兰孤儿移民。急性间歇性卟啉症（AIP）是由胆色素原脱氨基酶基因发生突变导致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表1-5）。仅会间歇性地出现症状（急性发作），而且激素、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和药物皆可成为诱因。药物可通过诱导P450酶并由此使肝脏产生的卟啉前体增多而诱发卟啉症。对于该种卟啉症，某些抗癫痫药物很不安全，癫痫治疗存在使症状恶化的风险。在急性发作中，可发生癫痫发作，同时伴有恶心、呕吐、背部和肢体疼痛、尿潴留、肌无力、心动过速和出现幻觉。如发病，可通过检查尿中的Δ-氨基乙酰丙酸（ALA）和胆色素原浓度是否增高进行诊断。这些检测结果在发病间歇期内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可以检测红细胞中的ALA浓度，因为这是一项基于限制性遗传基础的遗传学试验。在南非白种人人群中，多样性卟啉症是最常见的形式，但在其他地区发生率较低。皮肤光毒性很常见。有缺陷的酶为原还原卟啉氧化酶，最敏感的筛查试验是血浆卟啉检测试验。

维生素B ₆缺乏症是谷氨酸脱羧酶出现了隐性遗传缺陷导致的。可见于婴儿，伴新生儿抽搐和EEG紊乱。该病对维生素B ₆反应迅速，在遗传性代谢缺陷病中很罕见，如及时作出诊断，可完全治愈。事实上，如无法明确是否存在的其他病因，对任何出现过癫痫发作的新生儿都应当给予维生素B ₆。

这是一种X染色体连锁遗传的显性遗传病，几乎总是在女性中发病。其原因是控制RNA生成的MECP2基因出现缺陷。出生和前6个月内的发育情况正常。在典型表型中，儿童的发育情况逐渐衰退，伴有以孤独症为特征的重度精神发育迟缓、运动障碍和特征明显的动作呆板，并最终会发展为四肢瘫痪、呼吸暂停、复杂的呼吸功能紊乱以及胃部反流趋势。身材矮小、生长停滞、消瘦和头小畸形症状均很典型。语言表达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可能会完全停止说话。在已经确诊的病例中，癫痫的发生率超过50%。并倾向于在疾病已经稳定时才发生。癫痫发作可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发生伴抽搐的癫痫持续状态。胃部反流并吸入可能成为后者的诱因。但是，癫痫通常不严重，可通过较小剂量的抗癫痫药物治疗进行控制。MRI不能显示出主要特征，但EEG通常显示为重度异常，主要是慢活动波、棘波和慢棘波，并频繁发生可进行电记录的癫痫发作。最近已经明确知道，表型比经典描述宽很多，已经认识到，某些仅有轻微智障的成年妇女有相同的缺陷。偶见体内含有47，XXY染色体组型或嵌合型体细胞（发生47，XY和MECP2突变的病例在出生后第一年内死亡）的男性存活病例。目前已有诊断性遗传试验可用于检测。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尿素循环酶疾病有很多种，其发生率约为1/30 000，可能导致蛋白降解异常，并因此引发高血氨症。已经发现五种尿素循环酶和一种辅助因子，对每种酶和辅助因子中存在的缺陷均有报道。该病的严重程度各异，有些能迅速致死。鸟氨酸转氨甲酰基酶（OTC）缺乏是最常见的缺乏症，其发生率约为1/8万。该病具有X染色体连锁遗传特征，伴有明显的表型变异。男性纯合子通常见于婴儿期，伴有重度新生儿高血氨性脑病，而女性杂合子可能没有实质性的临床症状。在轻度或重度影响的病例中，癫痫很常见，有时伴有共济失调、震颤和其他运动障碍。女性携带者数量很大，据推测是因为X染色体失活引起的。这些患者也可发生癫痫，并有因妊娠、药物（如皮质类固醇或丙戊酸等）或并发感染引发的高血氨危象风险。高血氨症以脑病、呕吐、嗜睡、行为和精神障碍以及睡眠紊乱为特征。有时会将脑病误诊为非抽搐性癫痫持续状态，如进一步给予丙戊酸，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可通过证实是否存在高浓度的血清氨作出诊断，停用丙戊酸和/或对并发疾病予以治疗可能逆转临床状况。通过连锁分析可进行遗传学试验诊断（在进行个体检测之前，可对家族中的连锁遗传图谱进行确认），该病可通过对肝脏组织进行酶学试验进行确诊。

Wilson病是一种铜代谢病，伴有肝脏、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临床特征。该病是由于ATP7B基因异常导致的，其遗传方式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在多数人群中，其发病率约为1/3万，而相应的携带者在普通人群中所占的比例为1/90。Wilson病发病的年龄范围很宽（3～50岁），并症状的差异性很大。肝脏疾病包括复发性黄疸、单纯的急性自限性肝炎样疾病、自身免疫性肝炎、暴发性肝衰竭或慢性肝病。神经病学特征通常出现在十几岁或成年早期，包括震颤、锥体束症状、协调性差、无法控制精细动作、舞蹈病、舞蹈手足徐动症、重度肌张力失常、步态异常和延髓病样特征。精神症状包括抑郁、神经性行为、人格分裂和偶尔出现的智力减退。在无症状个体中，使用铜螯合剂或锌制剂进行治疗可防止出现肝脏、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异常结果，并可减少许多有症状个体的异常结果。低于10%的病例会发生癫痫，往往常规治疗即可轻易控制。癫痫可因为开始治疗而诱发。主要的临床症状是Kayser-Fleischer环，这是由于角膜表皮的Descemet膜上出现铜沉积导致的。在直接检查时，这些症状可能很明显，但为排除是否存在该病，有必要通过裂隙灯进行仔细检查。诊断部分依赖于是否检测出低浓度的血清铜和血浆酮蓝蛋白以及尿中排泄的铜是否增加。分子遗传学试验在临床上可用于诊断疾病和检出携带者。

已有治疗方法可用，但是需要终身进行治疗。通过充分治疗，可预防和阻止出现该病的临床表现。治疗方法是使用铜螯合剂（例如青霉胺或曲恩汀），这种药物可增加尿的铜的排泄量，开始进行“脱铜疗法”后可使用锌制剂，与抗氧化剂（如维生素E等）合并给药，以防止组织损伤，尤其是肝脏组织的损伤。同时，限制进食铜含量高的食物（肝脏、大脑、巧克力、蘑菇、海鲜、干果）是恰当的。原位肝移植（OLT）仅针对药物治疗无反应或因为严重不良副作用而无法耐受药物治疗的患者。有神经性症状的个体在开始进行治疗时可能会出现某些神经病学状态恶化。与用曲恩汀进行治疗相比，使用青霉胺进行治疗时，神经性退化的情况更为常见，使用锌制剂进行治疗时，这种情况似乎不常见。退化通常是暂时性的，并可通过以低剂量青霉胺开始治疗加以避免。

渐进性肌阵挛性癫痫（PME）是一种很特殊的表型，可由多种在遗传学上确认的神经性疾病导致（表1-6）。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有六种常见的基础性疾病：线粒体病、Unverricht-Lundborg病、齿状核红核苍白球丘脑下核萎缩（DRPLA）、Lafora小体病、神经元蜡样脂褐质沉积症和唾液酸沉积症。术语——渐进性肌阵挛性癫痫应局限在主要临床症状为肌阵挛的病例。需要与其他伴有肌阵挛的脑病和所谓的渐进性肌阵挛性共济失调进行鉴别诊断。

该病的发病率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但该病在大多数国家并不常见，在所有三级癫痫医疗机构报告的患者中，该病的占比低于1%。

波罗的海肌阵挛症是良性程度最高的渐进性肌阵挛性癫痫。这是由于编码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B蛋白（一种蛋白酶抑制剂）的EPM基因发生突变导致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最常见的突变是十二聚体重复序列的不稳定扩增。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该病在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地区尤为常见（在这些地区的发生率超过1/2万），这是由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这些孤立人群中存在奠基者效应。首次肌阵挛动作通常出现在6～15岁之间，然后病情缓慢发展。最初，肌阵挛容易控制，但最终会变成难治性疾病，并使患者致残。其他的癫痫发作不会经常发生，尽管可能会表现出强直性-阵挛性癫痫发作症状，但是通常容易控制。也可出现共济失调和震颤，并变成主要的临床特征。虽然存在缓慢的智力下降，但程度轻微。过去患者发病死亡的年龄在30～40岁之间，但现在由于治疗得到了改善，患者年龄通常可以达到70岁以上。EEG有一个有趣的模式，有时在清醒状态下会显示为3～5Hz的棘波，同时伴有光敏性。可通过遗传学试验进行诊断。

齿状核红核苍白球丘脑下核萎缩（DRPLA）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在世界范围内，该病的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在日本（发病率范围在0.2/10万～0.7/10万之间）和北欧尤为常见。该病是涉及DRPLA基因的三联体重复疾病，但是该基因的功能尚不明确。正常的重复次数在6～35之间，但重复次数大于48时，该病表现为全显性遗传。DRPLA是一种缓慢发展的疾病，该病发展过程中可发生共济失调、舞蹈手足徐动症、痴呆和行为改变、肌阵挛和癫痫。与其他三联体重复疾病一样，表现出明显的“遗传早现”，即使在一个家庭中，也会表现出明显的表型变异。50%的病例可表现为强直性-阵挛性癫痫发作和肌阵挛，一些患者表现为共济失调-手足徐动症-舞蹈病，其他患者以“伪-亨廷顿舞蹈病”的形式表现为痴呆。该病可在婴儿期至成年期后期内的任何时候发病，平均发病年龄为30岁。该病的表现模式与年龄有关，症状开始年龄和重复次数之间呈负相关。20岁以前发病的个体无一例外都伴发癫痫，通常伴发PME，尽管还会发生其他形式的泛发型癫痫发作（强直性、阵挛性或强直性-阵挛性癫痫发作）。在40岁以后发病的个体中，癫痫发作很少见。DRPLA的诊断的依据为阳性家族史、特征明显的临床结果异常和检出DRPLA基因中存在CAG/多聚谷氨酰胺序列带扩增。DRPLA个体中的CAG重复序列长度范围在48～93之间。现已广泛应用分子遗传学试验来进行检测。在T ₂加权MRI检查中，在成年长期发生DRPLA的个体中，白质深部存在弥散性高密度区域。

Lafora小体病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南欧报告的病例最多，该病的特征是存在Lafora小体，这是在神经细胞、汗腺和其他多个部位中发现的胞内葡聚糖包涵体，过碘酸希夫反应呈阳性。发病年龄在6～19岁之间（通常在12～17岁之间），尽管许多患者在儿童早期出现过孤立性高热惊厥或非高热性惊厥，该病表现为渐进性肌阵挛，并伴发强直性-阵挛性癫痫发作和局部癫痫发作。局部癫痫发作常有枕部或视觉症状，典型情况下，伴有突发性失明和视幻觉。癫痫发作会逐渐变得更严重，常见有癫痫持续状态。

同时也存在渐进性痴呆和重症痴呆。也会发生共济失调和发音困难。该病是渐进性的，尽管通常呈阶梯式发展，发病后2～10年内死亡，在该时段结束时，肌阵挛为重度并会致残。最初，在3Hz频率上，EEG可显示为棘波，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的频率逐渐变快，并有局部枕部放电，尽管这些并非可靠的诊断结果。肌阵挛未伴EEG变化，这一点有助于区分早期病例和特发性泛发型癫痫中的肌阵挛。后期的EEG体征包括，显示出了背景活动变缓和丧失正常的睡眠模式。编码痫蛋白（一种酪氨酸磷酸酶蛋白）的EPM2A基因存在突变的患者高达80%。目前已发现了第二个基因——编码malin蛋白（一种泛素连接酶蛋白）。最近的报道在一个家族中描述了第三个基因座。可通过皮肤（应包括分泌腺）组织学检查和肝脏与肌肉组织活检进行确诊，但现在有了遗传学试验，多数情况下已不再需要进行这种检查。

线粒体或细胞核DNA上发生的一系列点突变或缺失可导致线粒体呼吸链功能障碍。在线粒体内膜上，有超过70种不同的多肽链，它们构成了细胞的呼吸链。其中13种多肽链通过线粒体DNA进行编码；对所有这些DNA上的缺失情况已有描述。出现了两种经典表型（MERFF，伴有粗糙红色纤维的肌阵挛性癫痫和MELAS），这两种表型中的癫痫发作是其常见且重要的症状，尽管中间病例和过渡性病例并不常见。在第三种线粒体病中，也常常见到Leigh综合征和NARP连续体、癫痫发作，但并不是该病的突出特征。目前可能尚不清楚线粒体遗传缺陷的所有表型，但是似乎可以确定，尽管尚未检测出，但某些隐源性癫痫将会存在线粒体基因缺陷。当然遗传模式通常是母性遗传。除了PME以外，线粒体病还可导致多种形式的癫痫。其他形式的肌阵挛是特征性的，并可能是局灶性或多灶性的，但也不会经常遇到局部性癫痫发作和强直性-阵挛性癫痫大发。隐藏在癫痫下面的遗传缺陷表现出的症状各异可包括MERFF、MELAS、Alpers病或MNGIE（线粒体性的神经-胃肠道脑病综合征）。

典型情况下导致渐进性肌阵挛性癫痫的线粒体细胞病是伴有粗糙红色纤维的肌阵挛性癫痫（MERRF）综合征。这是一种多系统疾病，其表型差异很大，该病中的肌阵挛性癫痫发作通常是首先表现出的症状，紧接着是泛发型癫痫、肌病、共济失调和痴呆。其他特征是身材矮、失聪、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眼肌麻痹和心肌病变，并伴有Wolff-Parkinson-White综合征。即使是在家族病例中，其临床特征也各不相同。EEG在2～5Hz频率上显示为棘波，并伴有缓慢的背景波。在80%的病例中，在组织活检时发现肌肉组织中有粗糙的红色肌纤维，生化分析发现呼吸链中酶活性降低。MRI可显示为萎缩、T2信号改变。同时也可以显示出基底神经节的钙化情况。在90%的病例中，其遗传缺陷是：在线粒体DNA的tRNAlys基因中，第8344位核苷酸存在从A至T的转换，其他病例中一部分是由于T8356C或G8363A突变导致的。已经有遗传学试验可用于检测。异质性导致了某些表型发生变异，可用于遗传诊断。

神经元蜡样质脂褐质沉积症（NCL）是一组遗传性溶酶体贮存疾病，可表现为肌阵挛性癫痫和智力及运动退化。这些疾病是最常见的遗传性、渐进性、神经退行性疾病，通常该疾病的发生率约为1/25 000，但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芬兰的发病率尤其高。表型可通过发病年龄进行分类：婴儿期神经元蜡样质脂褐质沉积症（INCL）、后婴儿期神经元蜡样质脂褐质沉积症（LINCL）、青少年期神经元蜡样质脂褐质沉积症（JNCL）、成年期神经元蜡样质脂褐质沉积症（ANCL）和北方癫痫（NE）。肌阵挛性癫痫是所有类型的一个共有特征。几乎所有病例均是以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方式进行遗传，尽管已有报道，成年发生的NCL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方式。携带者不表现任何症状。在Santavuori病（INCL）中，婴儿在出生时正常，然后在2岁末出现视网膜性失明和癫痫发作，紧接着出现智力退化，并通常会在10岁之内死亡（尽管某些突变可能有较长的存活期）。典型情况下，Jansky-Bielschowsky病（LINCL）会在2～4岁之间出现，通常开始表现为肌阵挛性癫痫，紧接着是发育退化、痴呆、共济失调、失明和锥体束外症状和锥体束症状。死亡通常发生在6～30岁之间。Batten病（JNCL）出现在4～10岁之间，伴有快速发展的视力丧失。典型情况下，癫痫出现在5～18岁之间，其表现形式为强直性-阵挛性癫痫发作、复杂的局部癫痫发作或肌阵挛性癫痫发作。其他的特征包括痴呆和锥体束外特征、行为障碍和精神错乱。死亡发生在青少年晚期至40岁之间。Kufs病（ANCL）通常在接近30岁时出现，大约在10年后死亡。这是两种主要的表型。在A型中，患者表现为渐进性肌阵挛性癫痫，并伴有痴呆、共济失调和迟发性锥体束症状和锥体束外症状。癫痫发作通常无法控制。在B型中，表现出的症状是行为异常和痴呆，有时伴有运动功能异常、共济失调、锥体束症状和延髓症状。不会发生视觉障碍。北方癫痫以强直性-阵挛性癫痫发作或复杂的局部癫痫发作、智力发育迟缓和运动功能异常为特征。发病年龄在5～10岁之间。可根据临床异常结果、活检组织的电子显微镜检查以及酶活性或酶浓度的检测结果（某些情况下）以及分子遗传学试验来诊断NCL。MRI显示萎缩，有时出现T ₂高信号，同时，VEPs和ERG异常。有白细胞渗出。典型情况下，对白细胞、皮肤、结膜或其他组织进行电子显微镜检查可发现溶酶体贮存物质，表现为手指形、曲线形沉积物或颗粒状嗜高渗沉积物。也可以测定六种基因各自的酶产物浓度。已报道存在六种致病基因：PPT1、CLN2、CLN3、CLN5、CLN6和CLN8。遗传异常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以CLN8异常情况为例，仅在芬兰发现。现在已有针对每种基因的遗传学试验，可用于检测。

与其他渐进性肌阵挛性癫痫的病因相比，唾液酸沉积症是比较少见的一种病因。至少存在两种变体。所有病例的遗传模式均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Ⅰ型唾液酸沉积症（樱桃红点状肌阵挛综合征是由于N-乙酰神经氨酸酶缺乏症引起，这导致寡聚糖出现缺陷性裂解，并因此蓄积，典型情况下会形成包涵体，伴空泡形成。该病始于青少年或成人，以肌阵挛活动和意向性震颤、逐渐失明和晚期强直性-阵挛性癫痫发作为特征。几乎没有表现出神经退化症状。目前已在染色体6p21.3上定位了一个基因。在Ⅱ型唾液酸沉积症中，除了N-乙酰神经氨酸酶中存在的缺陷外，β-半乳糖苷唾液酸酶活性也存在缺陷。发病时间各不相同（从婴儿期至20岁），其临床特征包括重度肌阵挛、强直性-阵挛性癫痫发作、同质异形特征、相貌丑陋、角膜浑浊、骨骼发育障碍、心脏受损、器官巨大症和痴呆。目前已在第20号染色体上定位了一个基因。该病的遗传基础复杂，尚未完全阐明，并涉及Neu1的基因和组织蛋白酶A（与Neu1形成复合物）的基因。可通过发现尿中唾液酸基寡聚糖浓度增高和检测白细胞与皮肤成纤维细胞培养物中的酶浓度来确诊该病。

神经皮肤综合征是一组由基因决定的，常会导致癫痫的疾病。临床上，最重要的是结节性硬化症、Sturge-Weber综合征以及神经纤维瘤病（1型）。结节性硬化症是一种常见且重要的导致癫痫的病因，它通常是由TSC1或TSC2基因突变导致的。后两者都是抑癌基因。除癫痫外，还有一系列其他的临床表现，包括特征性的皮肤病变、肾脏及心脏病变。神经纤维瘤病（1型，NF1）是另外一种主要的遗传性基因性疾病，它是由NF1基因变异所导致，约3000个活产中有1例发病。约一半的病例是新发变异。其癫痫表现可多种多样包括婴儿痉挛症、部分或全面性癫痫发作，并且也有典型的皮肤和眼部病变。Sturge-Weber综合征的遗传学基础尚不明确。其一半临床特征为单侧或双侧葡萄酒样痣、癫痫、偏瘫、精神损害以及眼部症状。

结节性硬化症或结节性硬化合并症（TSC）（图1-3）是一种常见且重要的癫痫病因。发生率可高达1/5800，自发性突变率很高（1/25 000）。该病的遗传模式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通常是由TSC1或TSC2基因（均为肿瘤抑制基因）突变导致的。TSC1的突变倾向于导致较轻微的疾病，同时伴有结节较少、严重程度较低的癫痫、肾脏和视网膜病，尽管两种基因突变的表型有很大的重叠表现。迄今为止，已在将近400名不同患者/家族中发现了大约300种独特的TSC1或TSC2突变。TSC1突变主要是小的缺失、插入或无义突变；相反，TSC2突变也包含了大量的错义突变、大的缺失和重组。招募进入研究的60%～80%TSC患者可确认发生了TSC1或TSC2突变。该病是皮质发育不全的一种表现形式，肿瘤的组织学观片结果显示存在与其他形式的局部皮质发育不全相似的特征。结节性硬化症的临床表现的临床差异极大，通过现代遗传学研究，毫无疑问可以确立某些其他形式的皮质发育不全代表“顿挫型”病例的程度。

在80%或更多的患者中，癫痫是临床表现的症状。其表现形式可为新生儿癫痫发作、West综合征、Lennox-Gastaut综合征，或成年开始出现的局部癫痫发作或泛发型癫痫发作。大约2/3的患者在2岁前会表现出癫痫发作，同时伴有运动性癫痫发作、跌倒发作或婴儿点头痉挛。在所有West综合征患者中，约有25%的患者是由结节性硬化症导致的。几乎所有患者均表现为皮肤异常，皮肤病变包括：脱色斑（87%～100%的患者）、面部血管纤维瘤（47%～90%）、鲨鱼斑（20%～80%）、纤维性面部斑块和指甲下纤维瘤（17%～87%）。面部血管纤维瘤可导致毁容，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皮肤病变会导致更严重的医学问题。CNS肿瘤是发病和死亡的先导性病因。大脑病变可根据MRI检查进行区分，病变包括：室管膜下胶质结节（90%的病例）、皮质结节（70%的病例）和室管膜下星形神经胶质细胞瘤（6%～14%的病例）。MRI检查时见到的线形条纹代表神经细胞的无序迁移。室管膜下星形神经胶质细胞瘤渐进性地增大，引起压迫和阻塞，并导致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精神疾病很常见，包括孤独症、多动或注意力不足多动症和攻击性。至少50%的患者存在发育迟缓或智力迟钝。估计有80%的TSC儿童患有可确认的肾脏病变，平均发病年龄为10.5岁。

TSC中可出现五种不同的肾脏病变：良性血管脂肪瘤（70%的患者）、上皮囊肿（20%）、大嗜酸粒细胞瘤（良性腺体错构瘤）（<1%）、恶性血管脂肪瘤（<1%）和肾细胞癌（<1%）。在TSC患者中，47%～67%的患者存在心脏横纹肌瘤。据估计，1%～6%的病例会出现肺脏的淋巴管性肌瘤病，主要影响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妇女。视网膜病变是错构瘤（深紫色病变或斑块状病变加重）和脱色斑（与色素减退型皮肤病变相似）。75%的患者可能存在其中一种或多重病变，通常无症状。癫痫持续状态、肾病和支气管肺炎是早期死亡的先导性病因。

诊断标准见表1-7。已有针对TSC1和TSC2基因的分子遗传学试验可用于确诊和产前检查，但由于两个基因均很大、大量致病性突变以及体细胞嵌合发生率（10%～25%）很高，使问题变得很复杂。

癫痫可用常规抗癫痫药物进行治疗，但至少有1/3的病例对治疗高度耐受。根据一项非对照研究，有人声称，氨己烯酸对治疗因结节性硬化症导致的婴儿痉挛症特别有效，这是该药的适应证。偶然情况下，对个别病变进行手术切除也是有效的。术前准备遵循癫痫手术的常规治疗原则，当来自不同形式的研究数据具有收敛性时、当只出现一种类型的癫痫发作且单个结节很大时、当一个皮质结节较大或已经钙化时，结果最好。胼胝体前部切开术有时对缓解跌倒发作或重度泛发型癫痫发作很有用。

对于结节性硬化症，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癫痫的控制和个别病变的治疗可极大改善生存质量。有必要定期监控健康患者的病变发展——使用如表1-8所示的筛查方案。有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很少出现渐进性失明。因此没有必要定期进行眼科评估。皮肤病变（面部血管脂肪瘤除外）也很少需要进行治疗。早期发现体积增大的星形神经胶质细胞癌，以便在出现症状前和在其变为局部侵犯性肿瘤之前将其切除，这也是定期对有记录的室管膜下结节的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神经成像检查的理由。

1型多发性神经纤维瘤（NF1）是一种常见的显性遗传病，发生率约为1/3000。近半数病例是新发突变。NF1基因的突变率约为1/万，是已知突变率最高的人类基因之一。这是一个大基因，许多不同突变已经导致了临床症状。尽管外显率本质上是全部，但是，其临床表现变异性极高。在NF1中，癫痫的发生率约为5%～10%。癫痫可有多种表现形式，并可发生在任何年龄。与其他有症状的癫痫类型相比，据说NF1导致的婴儿点头痉挛结果要好一些。MRI显示有异位、其他发育不良性病变和认知变化，即使MRI没有明显异常，也能发生癫痫。

表1-9中列出了诊断标准。几乎在所有患者中，都会出现多个牛奶咖啡样斑点，伴有擦烂的斑点。通常成人都患有大量良性皮肤纤维瘤或皮下纤维瘤。丛状神经纤维瘤不太常见，但可导致毁容，并可能损害功能，有时甚至会危及生命。眼睛的临床表现包括视神经胶质瘤，这种情况可导致失明和Lisch小节（无害的虹膜错构瘤）。脊柱侧弯、脊椎发育不良、假性关节和过度生长均是NF1的严重骨性并发症。其他医学问题包括血管病变、高血压、颅内肿瘤和恶性周围神经鞘瘤。近半数的NF1患者会出现学习障碍。许多临床症状与年龄有关。例如，视神经胶质瘤出现在生命开始后的前4年内。快速进展（发育不良）型硬化症几乎总是出现在6～10岁之间，尽管一般情况下，不伴脊椎畸形的较轻微硬化症出现在青少年时期。恶性周围神经鞘瘤（神经纤维瘤）通常在青少年和成人发生。几乎体内的所有器官都可能出现神经纤维瘤。在NF1成人中发现的神经纤维瘤总数不尽相同，从几个到数百个或甚至数千个。在整个存活期内会继续出现其他皮肤神经纤维瘤和皮下神经纤维瘤，尽管每年的发生率有很大差异。许多NF1患者会出现该病的皮肤临床表现和Lisch小节，但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随年龄增加而增高。典型情况下，NF1中的脑血管异常表现为颈内动脉、脑中央动脉或脑前动脉的狭窄或阻塞。狭窄区域周围的小毛细血管扩张，行脑血管造影术时表现为“一团烟雾”（火焰状血管瘤）。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但熟悉病情的医生有必要每年对其随访。随访应包括，儿童期每年进行眼科检查、成年期检查频次低一些，通过筛查问卷定期进行发育评价（儿童期）以及适合于明显临床症候或症状的其他检查。目前已经可以进行遗传咨询和遗传学检测，但均很复杂，并需要由对该病有经验的医疗单位实施。

癫痫的治疗遵循常规医学途径，多数病例的癫痫容易控制。在癫痫的管理中，手术疗法通常不起作用。

又称颅颜面血管瘤综合征、脑三叉神经血管瘤病，是一种不常见的散发性发育疾病，原因不明。主要临床特征为单侧或双侧葡萄酒样痣、癫痫、轻偏瘫、智力损害和眼睛症状。通常葡萄酒样痣分布于三叉神经（但是并非仅限于此处）处（图1-4）。可越过中线并扩散进入颈上神经的皮肤分支区。如累及嘴唇或牙龈，这些葡萄酒样痣会增大。15%病例的葡萄酒样痣在双侧均有分布。

癫痫可为局部性或泛发性。通常癫痫是最早出现的症状，多数（至少有70%的患者）Sturge-Weber综合征患者会在其生命中的第一年内出现癫痫，几乎所有患者均会在10岁之前出现癫痫。但是，成人可偶尔出现癫痫发作。早期癫痫发作通常是因为发热而引起。癫痫发作的形式为局部发作或多病灶性发作，并经常伴有频繁且重度的继发性发作。过半数的病例会出现抽搐状态。新生儿期出现的癫痫发作非常难以控制，且预后很差。在癫痫发作后，通常会渐进式地出现偏瘫和智力受损，并逐渐恶化，对于Sturge-Weber综合征患者而言，毫无疑问会因为癫痫发作而直接导致大脑受损，推测这是由于局部缺血或兴奋性毒素的机制导致的。现在由于癫痫可得到较好控制，因此很少见到出现重度学习障碍的情况。同样，在很少一部分未发生癫痫的病例中，结果也较好。除癫痫发作和运动障碍外，还有其他的神经性特征。眼科并发症（80%）包括眼压增高，并伴发青光眼或水眼。常见有同侧区域缺陷，尤其是当大脑病变位于枕区时（这种病例经常会出现这种症状），同时还会出现巩膜血管瘤、脉络膜斑点和眼组织缺损。其基础性大脑病理学诊断为大脑血管瘤病（通常出现在枕部），有时会伴发回旋式钙化。累及的大脑半球通常会出现萎缩和胶质瘢痕。病变可能是异常存在的胚胎原始血管丛导致的。

应当以积极的方式治疗癫痫，以防止神经功能退化。目前尚未找出有助于选择药物或药物治疗方案的具体特征，但有必要控制癫痫发作，以防止神经功能退化。可能需要使用高剂量的抗癫痫药物。应努力治疗癫痫持续状态，因为不能快速控制癫痫持续状态常会导致永久性的神经功能缺陷，而且神经功能缺陷会发生明显恶化。切除手术（病灶切除术、大脑半球切除术或小叶切除术）可极大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对于癫痫发作控制情况差的患者而言，应尽早考虑进行切除手术。手术切除异常组织是值得的，如果在生命早期和在疾病过程的早期实施手术，效果尤其好。

癫痫是两种染色体异常疾病（唐氏综合征和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的常见特征。同时也具备罕见的环形20号染色体的特征形式。其他发现伴发癫痫、但是不常见的染色体异常情况包括：12p、8、13、环形14号染色体、部分单体4p（Wolf-Hirschhorn综合征）、第15号染色体着丝粒周围区的反向复制和Klinefelter综合征（其中大约有10%的病例会发生癫痫）。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还伴发其他行为和智力障碍以及特征明显的同形异质特征。癫痫发作通常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肌阵挛，其严重程度各异。多数病情都可以用遗传学试验进行诊断。

新生儿的唐氏表型发生率为1/650。这种表型通常是由21号染色体的三体型和21q22.3的三重复导致的，导致了典型的唐氏表型。在95%的病例中，病因是染色体未分离，约有4%的病例发生不平衡的易位，约有4%的病例是由镶嵌型导致的。三染色单体风险随母亲年龄增加而增高。高达12%的病例发生过癫痫，超过20%的病例存在EEG异常。典型情况下，癫痫发生在出生后第1年内（围生期或先天性并发症导致的），或发生在出生后30年内（可能是由于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样神经病变导致的）。各种癫痫的差异很大并且表现为多种形式，这反映出该病的发病机制复杂。韦斯特综合征很常见，同时，唐氏综合征也能导致高热惊厥和Lennox-Gastaut综合征。通常，癫痫是非特异性的，尽管曾经出现过频繁的、小的、短暂的局部癫痫发作，成人尤其常见。但是，惊厥诱发的癫痫发作是一个独有的特征。治疗遵循常规医学途径，其预后和治疗效果会随疾病类型和病因不同而不同。手术疗法对该综合征不起作用。可进行遗传学检测和产前筛查。

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是由于FMR1基因中（位于Xq27.3上）的CGG重复数量增加（典型情况下超过200）而导致的一种疾病，伴有基因的异常甲基化。这是一种与X染色体有关的疾病，该种疾病的症状通常表现为智力缺陷，患病男性的病情为中度，患病女性的病情为轻度。男性新生儿的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发生率为1/4000，已发现这是导致智力缺陷的最常见原因之一。男女性携带者的发生率（CAG重复数量大约为50～200）可能高达1/250，同时伴有一定程度的地域差异和人种差异。在婴儿期发现出现发育迟缓，表现为说话异常、行为异常，典型情况下，伴有易怒、多动和孤独症。生理缺陷包括颅面异常，典型情况下，具有长脸、前额突出、眼大和颚突等症状。青春期后会出现明显的巨睾丸、斜视和相当异常的行为。女性杂合子表现出更轻微的（但相似的）表型。1/4的病例出现过癫痫发作，半数病例存在EEG异常。癫痫发作通常发生在15岁以前，但是通常会在20岁左右缓解，有多种形式（泛发型或局部型癫痫发作），并伴有相同变异性的非特异性EEG结果异常。重复数各不相同，常见有嵌合现象，这些可能是导致不同临床特征的原因。已广泛使用遗传学试验和产前诊断试验进行筛查。也可使用Southernblot杂交方法确认基因的甲基化状态。通常不需要鉴定异常的蛋白质。癫痫可使用常规方法进行治疗，且很容易控制。

这是一种罕见病，但这种疾病的主要特征是癫痫，并具有高度特征性的表型。缺失的染色体短臂和长臂之间融合的基因座位于p13q13，p13q13.3.3或p13q13.33上。在婴儿期至14岁之间开始出现癫痫发作，典型情况下，伴有非抽搐性癫痫持续状态。这些癫痫发作以意识混乱、凝视和眼睑肌阵挛为特征，可每日发生，病情非常严重且耐药。长时间的癫痫发作可能会被误诊为非癫痫性行为异常。癫痫发作过程中的间歇期间的EEG显示为高电压节律，伴有缺口的慢活动波。除癫痫外，还有智力退化和迟滞。这是一种散发性疾病，可通过遗传学试验进行确诊。常见为嵌合型，在排除该病前，至少需要检查100次有丝分裂。癫痫发作对治疗高度耐受，可遵循常规治疗途径进行治疗。

皮质发育异常（也称为皮质发育不全或皮质发育畸形）是一个术语，适用于生成皮质时结构改变导致的发育疾病。其中的极少数病情是由于可确认的基因异常导致的。其他则是由于环境影响导致的，如感染、创伤、缺氧和药物或毒素暴露。多数病例的病因不明。因环境损害导致的发育不良的表现形式不仅要根据损害的性质进行确定，还要根据疾病发生时患者所处的发育阶段进行确定。这些症状的分类尚有争议，但广泛使用一种根据MRI成像表现建立的程序性和描述性分类方法（表1-10）。神经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增生异常、神经细胞异常迁移或突触发生异常、皮质结构异常或细胞程序性死亡异常均可导致皮质畸形。

这是一个主观分类方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神经成像基础之上，类别有重叠。

以前认为这些病很罕见，但是，随着MRI成像技术的广泛使用，这些疾病的真正流行情况才变得明显，以前被归类为隐源性癫痫癫痫的病例，现在通过MRI成像技术可检测出皮质发育不全的情况。

癫痫是这些疾病的首要特征，通常（但不总是）伴发学习障碍和其他神经功能异常。可遵循常规治疗途径进行药物治疗（与任何局灶性癫痫的治疗途径一样），但在多数情况下，癫痫难以治疗，在所提及的难治性癫痫治疗中心，高达30%的儿童和10%的成人癫痫的基础病因是皮质发育不全。在另一个极端情况下，伴有轻微发育不良、容易控制的癫痫并不常见。

本术语描述的是一种由多种大脑进程和损害引起的总体结构异常。大脑一侧半球增大，且结构异常，伴皮质增厚、脑沟形成减少、层状结构很差或缺乏。在整个大脑中均能发现巨大的神经细胞，50%的病例还能发现球状细胞。该病可单独发生，也可伴发其他皮质发育不全或作为其他综合征的一部分（特别是结节状脑硬化或其他更罕见的神经皮肤综合征，如表皮痣综合征、Klippel-Trénaunay-Weber综合征、1型多发性神经纤维瘤或伊藤黑色素减少症）。异常仅限于半侧脑半球，可能是因为体细胞嵌合所致，已有数据表明，该病是因为新生儿早期细胞程序性死亡过程（细胞凋亡）中有缺陷而导致的。半侧巨脑症总会导致在生命早期发生重度癫痫，伴发学习障碍、偏瘫和偏盲。癫痫可表现为多种形式的新生儿癫痫发作、West综合征、Lennox-Gastaut综合征或特异性较低的局部形式。常见有癫痫持续状态，并常导致患者幼年夭折。医学治疗方法遵循常规的治疗途径，但通常不成功。手术疗法（大脑半球切除术）有效，这是一种可早期发现的重要疾病，尽早进行手术可防止癫痫发作、缓解认知力下降并改善社会行为，而且可以起到调节作用。

局部皮质发育不良（图1-5）这是一种常见的发育不良，由于可以进行手术治疗，因此有必要发现该病。该病包含多种亚型，具有不同的组织学表现，可能是在胚胎发育的不同阶段形成的。在某些大脑皮质中，大脑层状结构正常，但在其他大脑皮质中，可能伴有广泛的脑回肥厚和多小脑回症。局部发育不良可发生在皮质的任何部位，病灶大小极不相同。尽管在Taylor型皮质发育不良（通过组织学检查发现存在“球形细胞”）中，发育不良性病变更有限，但某些形式的皮质发育不良通常伴有广泛分布、轻微的发育不良性畸形。发育不良的组织可直接发生癫痫放电，并通过发育不良区域内的深部电极记录为癫痫发作，这可能是GABA-表现活动受到抑制所致。癫痫是先导性症状，其他的特征视病变的程度而定，包括学习障碍和局部缺陷。局部皮质发育不良可成为神经性癫痫发作、或Lennox-Gastaut综合征的基础，更为典型的情况没有表现为综合征的形式，而是以特异性较低的局部癫痫或继发性泛发型癫痫的形式见于儿童或成人中。常见的疾病形式为癫痫持续状态或强直性-阵挛性癫痫持续状态或局部癫痫持续状态。癫痫发作间期的EEG可显示出相当典型的持续性局部慢波活动。MRI表现为T ₂影像上的信号增高和FLAIR、灰白质结合部出现模糊的环形物，在Taylor型皮质发育不良中还有简化的脑沟形成以及其他类似病变，但在其他类型的皮质发育不良中通常有更为广泛的病变。某些局部皮质发育不良对常规抗癫痫药物治疗反应良好，但其他的局部皮质发育不良则高度耐药。治疗应遵循常用的治疗原则，有关药物选择或使用，没有特别的专门信息。对于有限且体积特别小的病变，手术切除可能有效，手术处理应遵循常规原则。Taylor型皮质发育不良对手术治疗的反应尤其好。

该术语是指皮质中存在从表面延伸至脑室的裂缝。裂缝又可进一步分为开口型脑裂畸形（这种情况下，裂缝的壁是分开的）和闭口型脑裂畸形（这种情况下，裂缝的壁未分开）。裂缝可为单侧性或双侧性，通常位于外侧裂周区。脑裂畸形常伴有多小脑回的情况和其他局部皮质发育不良，胼胝体发育不良、隔膜-眼睛发育不良的情况稍微少些。皮质可能有或没有正常的层状结构。某些病例的发病机制是神经细胞未发生迁移导致的，而在其他病例中，发病机制为可导致发育中的皮质出现局部坏死的环境损害。病因多种多样，包括同源框基因EMX2的胚系突变和发育期间的环境损害（包括，辐射、感染和局部缺血等）。该病的临床表现变化很大。癫痫是最常见的症状（超过90%的病例），并通常（但决不总是）伴有学习障碍或认知改变。在广泛性病例或双侧性病例中，常见有局部神经性缺陷。药物治疗遵循常规治疗途径，但一般而言，无法进行手术切除。

无脑回-脑回肥厚-带型灰质疾病谱（无脑回畸形、巨脑回和皮质下带型灰质异位）是描述皮质回旋部畸形的术语，将其归为一组，是因为这些术语显示这些疾病有内在联系的遗传学基础。无脑回畸形（按字面意思理解，即大脑回表面光滑）是最严重的疾病形式，其中，回旋部大体上消失，甚至缺乏。皮质下带型灰质异位（皮质下层状结构异位、带型灰质异或双皮质综合征）是指存在带状灰质，该灰质被皮质灰质下面的白质夹在中间。带状灰质或薄或厚，并可与上面覆盖的皮质融合，在这种情况下，皮质的表现形式为巨脑回。当带状灰质很薄并明显与皮质带分开时，皮质带本身可能看起来正常。较厚的带状灰质通常伴有巨脑回，即皮质增厚，并可以孤立的现象出现，当为局部性疾病时，其范围各异，并可通过临床诊断和成像检查将其与某些形式的局部皮质发育不良区分开。

大多数形式的无脑回畸形可在没有其他非大脑性畸形的情况下发生，将其称为孤立性无脑回畸形顺序事件（ILS）。孤立性无脑回畸形的发生率为12/100万。无脑回畸形可影响整个大脑，导致极重度发育迟缓、癫痫和痉挛性四肢瘫痪。可出现死胎，存活超过10岁的患者很少。在严重程度较低的患者中，其无脑回畸形仅限于大脑的一个区域（尽管通常为双侧，但有一个前部或后部渐变区），癫痫和学习障碍可能很轻微。75%的病例会在月龄6个月之前以新生儿癫痫发作或婴儿点头痉挛症的形式癫痫发作，并以多灶型癫痫和泛发型癫痫的形式持续存在。深部记录已显示异位组织会放电。EEG显示为特征明显的高振幅快波。在孤立性无脑回畸形病例中，60%～80%的病例是由LIS1或XLIS（也称为DCX）基因（分别位于17p13.3和Xq22.3-q24上）中可确认的突变导致的，40%的病例中整个基因全部缺失。LIS1无脑回畸形主要位于后部，两种性别均可发病，且是散发性的。相反，XLIS病例几乎总是见于男孩（X染色体连锁显性遗传的无脑回畸形），大脑急性部位基本位于前部。两种形式的疾病均可使用遗传学试验进行检测。典型情况下，DCX基因异常主要导致后位型无脑回畸形，而LIS1基因异常主要导致前位型无脑回畸形。发生前位型无脑回畸形同时也伴有ARX基因异常，并有多种表型，包括West综合征、张力异常和心智缺陷。RELN基因异常（有时伴有小脑发育不全）可导致后位型无脑回畸形。

其他形式的无脑回畸形具有更为广泛的关联性。最为熟知的是Miller-Dieker氏综合征，这是由于染色体17p13.3的LIS1基因和其他几个邻位基因（例如14-3-3E）出现了大的缺失造成的。在该综合征中，无脑回畸形会引发癫痫、面部畸形、小头畸形、下颌偏小、无生育能力、运动发育迟缓、吞咽困难、去皮质强直和去大脑强直。可能会累积其他器官，包括肾脏和心脏。存活时间可从数月到数十年不等，癫痫通常为极重度和难治性。已有遗传学试验可用于检测，同时也在某些患者中发现了鹅卵石样无脑回畸形（第11型），并伴有肌萎缩和眼部畸形。

在约80%的病例中，皮质下带状灰质异位是由DCX（XLIS）基因中的种系缺失导致的，并几乎总是（而非仅仅）见于女性。巨脑回和皮质下带状灰质异位主要发生在前部。在其他20%的病例中，尚未发现遗传异常。男孩中的皮质下带状灰质异位属罕见病，可能是由于DCX或LIS1基因中的错义突变导致的。与无脑回畸形相比，皮质下带状灰质异位的良性程度高得多。该病存在于儿童或成人，伴有癫痫和学习障碍。至少80%的病例可发生癫痫，50%的病例具有Lennox-Gastaut表型。但是，该种异常的临床表现可能很轻微，患者偶见轻微的癫痫，但智力正常。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与大脑异常的范围有关。在三分之二的癫痫患者中，癫痫发作属难治性疾病。与此相似，脑回肥厚或巨脑回患者也存在严重程度各异的癫痫和学习障碍，这要视病变的程度和位置而定。无脑回畸形、巨脑回、脑回肥厚和带状灰质异位可能会彼此融合在一起，在多数患者中，这些疾病代表着连续的疾病谱，而不是一个独特的整体。这些异常情况是由皮质异常迁移导致的，且尚未明确发现影响其范围或严重程度的因素。其细胞结构各异，但在Miller-Dieker综合征中，例如，无脑回畸形性皮质增厚，有四层结构，而不是六层结构（Ⅰ型或经典型无脑回畸形）。这些变化可能是局部性的，并可能伴有发育不良性病变。

药物治疗遵循常规的治疗途径。切除性手术疗法不适用，即使在带状灰质病变或无脑回畸形病变为局部性的情况下，也不适用，但胼胝体离断术对于经常跌倒发作的患者可能有帮助。

胼胝体发育不全是在各种遗传性疾病和先天性疾病中出现的一种发育不全性异常情况。一定会伴发癫痫，并通常作为一种先导性症状出现。在Aicardi综合征中，胼胝体发育不全伴有侧脑室旁异位、未叠层皮质偏薄和弥散性多小脑回。仅在女性中发现过该病（带有双X染色体的男性除外），且是一种X染色体连锁遗传病，男性通常会死亡。尚未发现致病基因，但已有与Xp22.3染色体连锁遗传的报道。癫痫是主要特征，并伴有严重的智力退化。除婴儿点头痉挛症以外，该病还会伴发West综合征和部分癫痫发作，尤其会累及面部。癫痫发作仍然对治疗耐受，且预期寿命会减少，仅40%的患者活过了15岁。其他的综合征伴有胼胝体发育不全，该种异常情况可能共同伴有其他发育不全特征。L1综合征与L1CAM基因的突变有关，并表现为脑积水、智力发育迟缓、强直状态和癫痫。

外观小且明显、被浅沟分开的脑回称为多小脑回。该病变可为弥散性或局灶性病变，严重程度和范围存在差异。其下的皮质层无一例外会增厚、未形成叠层或显示存在异常的四层结构。在新生儿期的第13～18周内，该病可表现为游走性缺陷，或新生儿期的第12～24周内，表现为局部缺血导致的后果或灌注衰竭。癫痫是主要的临床特征，并伴有学习障碍和局部神经症状。所有这些症状的严重程度视发育不良的范围而定。在极端情况下，儿童会出现中度发育迟缓，并伴发极重度癫痫和四肢瘫痪，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癫痫很轻微，并在成年期发病。多小脑回的分布有多种解剖学模式，可能存在临床特异性，也可能无临床特异性。多小脑回的分布可为碎片式、双前额性、单侧性，或集中位于大脑侧或中心区域。多小脑回无一例外会伴发脑裂畸形，并常伴有其他皮质发育不良。局部缺血和遗传缺陷均可导致外侧裂周区性多小脑回（Kuzniecky综合征），在各种疾病中，有重度延髓运动神经元功能异常和双侧瘫痪以及重度癫痫和智力发育迟缓。表现为Lennox-Gastaut综合征至轻度成年发病的癫痫发作等各种表型。在多小脑回的家族性病例中，遗传模式符合X染色体连锁或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模式，伴外显率减少。某些病例为散发性，并发生在具有临床症状但没有MRI变化的其他家庭成员中。具有明显的表型异质性。尚未发现致病基因，但有与22q11.2染色体中X28p基因连锁的报道。在存在染色体异常的情况下也可出现多小脑回。多小脑回的药物治疗遵循常规的治疗途径。仅当多小脑回的局限性很好时，手术切除才能成为可能。

灰质中存在有室管膜下结节，沿着外侧脑室的太阳穴上侧壁分布，称为侧脑室旁结节性异位（同义词：双侧侧脑室旁结节性异位）［BPNH］、室管膜下结节性异位［SENH］）。异位通常发生在双侧，尽管情况不总是这样。女性的发病率要高得多，并符合X染色体显性遗传模式。其中的一个发病机制可能是X染色体失活。对于男性患者而言，该病往往是致死性的，由于存在血管或出血性并发症，存活的男性过早死亡的发生率很高。已发现，几乎所有病例的FLNA（细丝蛋白-1）基因均有突变。其中最常见的可能是皮质发育不良，并具有多种表型。在极端情况下，异位可无症状。通常该病见于较大的儿童或年轻的成年人，伴有轻度癫痫，在另一些极端情况下，可导致重度婴儿期或儿童期局部癫痫。报告的其他特征包括，早期卒中（由于血管病导致）、肠胃运动异常、短指、斜视和心脏异常。深部记录显示，结节可产生体内癫痫样放电。在海马硬化病例中，大约有5%的病例可发现侧脑室周结节。在存在有异位组织的情况下，对海马硬化行颞叶切除术，即使是具有典型的近中颞叶癫痫的临床特征和EEG特征的海马硬化，通常也不能控制癫痫发作。因此，在对行颞叶切除术进行的患者评价时，有必要仔细进行术前MRI检查，并小心排除是否存在这些病变。治疗可遵循常规的治疗途径，但已偶尔也在孤立性病变中实施过切除手术。

存在多种其他类型的发育不良病变，包括在白质中形成线性条痕的异常神经细胞片型结构、异常的皮质模式（包括星状脑回形成）、白质中存在的孤立性灰质丛和轻微发育不全。最后一个术语指的是异常占位的异位性神经细胞显微丛，常伴有皮质的层状结构异常。正常大脑偶见异位细胞，病理根据主观判断区分真正的病理性细胞和正常细胞。由于这一点，已对轻微发育不全的发生率作了多种不同的估算。在极端情况下，研究表明，38%的癫痫验尸后样本存在轻微发育不全，与之相比，对照组的发生频率仅为6%。

海马硬化是颞叶癫痫最常见的原因。在因难治性局部癫痫而到诊所就诊的患者中，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患者存在这种病变，未见这些患者存在其他结构性病变，但在基于群体的队列和患有轻度癫痫的患者中，该种病变的发生率较低。典型情况下，海马硬化（图1-6）可导致复杂的局部癫痫发作。

海马硬化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多方面的，其组织学变化可能是众多不同疾病过程的终点。已知的海马硬化病因包括，脑外伤、感染（脑炎或脑膜炎）、血管损伤、毒素（例如，菱形藻毒素）或颅内压增高。表现为家族遗传形式，有趣的是，在某些家族中，亲属报告曾报告过Déjàvu发作，可能是未被诊断出的癫痫。与儿童期高热惊厥病史明确相关，有一种假说认为，高热惊厥（尤其是长时间或复杂性的）会损伤海马，并导致海马硬化。连续进行的MRI研究已显示，癫痫持续状态也会导致海马硬化，通过动物试验，已有明确证据证明，长时间的局部癫痫发作可导致海马损伤。也有证据表明，在某些病例中，海马硬化可能是一种先天性的病变，并常伴有皮质发育不良（尤其是室管膜下异位），这强化了某些观点，即海马硬化本身可能就是皮质发育不良的一种形式。

海马硬化的药物治疗遵循常规的治疗途径，与任何局部癫痫的治疗方法相似，通过药物治疗，癫痫发作通常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在癫痫手术治疗实践中，海马硬化是最常见的病因，同时也是癫痫手术中最常提及的病理变化。

传统上常认为癫痫的发生是因为围生期损伤所致，尽管现在已经认识到，在很多此类病例中，存在导致癫痫的遗传病理学或其他产前发育病理学变化。在大多数癫痫儿童中，轻微的围生期问题与其后出现的癫痫并无关联，或事实上，其自身就是基础缺陷导致的后果。在对照研究中，仅发现重度围生期损害（例如，围生期出血和局部缺血性-局部缺氧性脑病）会增高后续癫痫的风险。与某些因素（如血毒症、惊厥、产钳分娩、出生时“脐带绕颈”、出生体重偏低或早产）的相关性很小（如有），并且后续会伴发癫痫。某些研究中报告的致病因素未在其他研究中得到证实，但在一项大样本量对照研究中，发现妊娠年龄偏早、妊娠期阴道出血、剖宫产和社会经济因素均会导致较低的后续癫痫发作风险。

本术语包含许多病理学变化，包括产前的和围生期的，遗传性和获得性。因此几乎没有实用性，尽管已被广泛使用。不管病因如何，脑瘫是大脑受到损伤的标志，因此，与癫痫有很强的相关性。在美国全国围生期协作研究项目中，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对婴儿跟踪研究至7岁，发现脑瘫儿童的癫痫发病率为34%，在出现癫痫的儿童中，19%的儿童患有脑瘫。在相同队列中，与仅出现过高热惊厥的儿童相比，在高热惊厥后出现癫痫的儿童出现学习障碍的风险（与脑瘫有关）高出5.5倍。在癫痫儿童中，27%的儿童存在学习障碍（IQ<70），在有智力发育迟缓和患有脑瘫的儿童中，大约50%的儿童出现过癫痫发作。

疫苗接种（尤其是百日咳疫苗接种）在导致儿童期脑病和后续癫痫以及学习障碍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已成为广泛研究的课题，尽管这些研究提出的主张相互矛盾。英国全国儿童脑病研究项目发现，与对照组儿童相比，因癫痫发作和脑病而收治住院的儿童最可能在前7天内接受过白百破（DTP）疫苗接种。但是，该研究可能存在的方法偏差已广受诟病。最近进行的一项大型试验中，连续对368 000名接种疫苗后的儿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与对照组比较，癫痫的发病率没有差异。与此类似，有些意见认为流行性腮腺炎-麻疹-风疹（MMR）可增大孤独症和癫痫的发生风险，现在认为也站不住脚。现在，大多数疫苗并不是通过感染的活体神经组织制备的，因此，极大减少了疫苗接种后发生脑脊髓炎的风险。现在普遍接受的医学意见认为疫苗是安全的，尽管有极少数儿童会出现脑病反应，并可导致晚期癫痫，与疫苗接种预防的病毒性疾病自然发病后导致的脑病风险相比，接种疫苗导致脑病发生的风险要低很多。因此，例如，接种麻疹疫苗后，普遍接受的、疫苗接种后的脑脊髓炎发病率为1/100万～2/100万，与之相比，感染麻疹后的脑脊髓炎发病率约为1/1000～2/1000。目前，风险最大的疫苗是麻疹疫苗，接种后脑脊髓炎发病率为10/100万～300/100万，尽管更为安全的疫苗尚在研发之中。已知与接种后脑脊髓炎发生有关的疫苗是天花、麻疹、DTP、日本乙型脑炎和狂犬病疫苗。

中枢神经系统（CNS）感染是癫痫的重要风险因素。癫痫发作可为表现症状或仅有的症状，或是弥散性更高的大脑疾病的一种表现。

与普通人群的发病风险相比，脑炎或脑膜炎后出现慢性癫痫的风险几乎高出7倍。在感染后前5年内，增高的风险最大。与细菌性脑膜炎（相对风险RR=4.2）或无菌性脑膜炎（RR=2.3）相比，脑炎（RR=16.2）后出现癫痫的风险大得多。出现早期癫痫发作（即发生在感染的急性期内）会极大影响后续无端癫痫发作的风险。由于儿童期和成年早期内主要发生的是脑炎和细菌性脑膜炎，因此大多数感染后的癫痫病例出现在年轻的个体中。

这是现在最常见的细菌性脑膜炎形式，由肺炎双球菌（肺炎双球菌性脑膜炎）和脑膜炎奈瑟菌（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引起。B型流感嗜血杆菌（Hib）是主要病因，但西方国家已使用新的疫苗事实上根除了该病。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是最常见、最严重形式的脑膜炎。其发病率各不相同，例如，在欧洲，最高的发病率出现在苏格兰和爱尔兰。95%的病例是由B和C血清型所致，病死率在5%～10%之间。可用青霉素或利福平进行治疗，但抗生素耐药性会不断增加。病毒性脑膜炎也很常见，但通常症状轻微且很少导致癫痫。

脑炎最常见的是由病毒感染所引起的，但其他的感染性病原因子能导致脑炎后癫痫（表1-11）。最常见、最严重的病毒性脑炎是由1型单纯性疱疹病毒（HSV-1）所引起的。重度HSV-1脑炎的年发生率约为1/100万但有可能发生更为轻微的感染，这种感染可逃避检测。事实上已有假说认为，许多当前被视为是隐源性癫痫病例的均是由隐蔽的病毒感染所致——尽管支持这种观点的真凭实据一点也没有。免疫学研究表明，水痘病毒也是导致CNS感染的一种常见病因，但与HSV-1脑炎相比，明显的水痘脑炎不太常见。在美国，圣路易斯脑炎病毒（一种蚊源性虫媒病毒）很常见。在亚洲，日本乙型脑炎每年导致的死亡病例多达15 000例。两种最近发现的、发生率正在增加的病毒性脑炎是西尼罗病毒（West Nile virus）性脑炎和尼帕病毒（Nipha virus）性脑炎。

在重度HSV脑炎的急性期，癫痫发作是一种频发症状，许多幸存者都有神经性后遗症，包括重度癫痫。癫痫发作的表现形式为局部癫痫发作和继发性泛发型癫痫发作，且常见有癫痫持续状态。在抗病毒治疗被推迟的患者和在疾病最严重时Glasgow昏迷评分很低的患者中，癫痫（或其他后遗症）的预后更差。在其他病毒性脑炎中，肠病毒性脑炎通常症状轻微，且没有后遗症，虫媒病毒性脑炎预后有差异（视病毒类型而定）。

可通过对脑脊液（CSF）和血清进行的血清学试验以及神经影像检查进行临床确诊。病毒性脑炎需要与急性散播性脑炎（ADEM）（可呈现非常相似的影像照片）以及其他原因的非感染性脑炎进行鉴别诊断。精确诊断病毒性脑炎很困难。在HSV感染的新生儿病例中，有高达50%的病例可从其CSF中分离出HSV，但在患有HSV脑炎的大龄儿童和成人的样品中，很少能发现HSV。疾病急性期和康复期进行血清学检测对于HSV脑炎或肠病毒性脑炎的诊断来说，几乎没有价值。相反，脊髓液中存在有虫媒病毒特异性的免疫球蛋白（IgM）是虫媒病毒性脑炎的一个诊断指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的敏感性更高，在通过尸检证实患有HSV脑炎的患者中，对HSV DNA的敏感性为95%，特异性为100%。对于肠病毒性脑炎的诊断而言，PCR技术显示具有极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在HSV脑炎的早期阶段，MRI扫描结果为正常，但数天内，局部水肿和出血通常会很明显。对于HSV脑炎的诊断而言，EEG是一种有用的补充性检查，可显示出位于颞叶内的局部单侧或双侧周期放电病灶。病毒性脑炎应使用阿昔洛韦或其他的抗病毒药物来进行治疗，越早开始进行治疗，疾病的转归越好。癫痫可按常规的治疗途径进行治疗。

患有AIDS和其他免疫受损状态的患者的病原范围不同，脑部感染是该病的一个常见特征；最常见的CNS机会性感染是隐球菌性脑膜炎、弓形虫病、结核病和巨细胞病毒（CMV）性脑炎。在HIV中，癫痫发作也可能是渐进性多灶性脑白质病的一个症状，尽管通常是临床表现的一个轻微症状。

癫痫发作和典型的癫痫持续状态在脑型疟疾的急性期尤其常见。可发生抽搐性的和局部性的癫痫发作，但在少年儿童中、在昏迷中，癫痫发作可能很难发现，表现为很轻微的形式，如眼睛歪斜、呼吸模式变化或流涎等。长时间抽搐可伴发死亡率增高，同时也会导致幸存者出现神经功能缺陷，因此有必要进行检测和紧急治疗。开始时应使用苯二氮䓬类药物，尤其是地西泮（安定），并将苯巴比妥用作二线治疗药物。在急性期应当给予青蒿素衍生物，作为抗疟疾药，联合使用金鸡纳属生物碱（如甲氟喹）进行治疗。脑型疟疾后常见有慢性癫痫，尤其是在急性期发生癫痫发作时，已有一项研究显示，与未患疟疾的儿童相比，癫痫的风险会增高9～11［置信区间（CI）为2～18］倍。复杂性高热惊厥后，该风险使癫痫风险至少增高一倍。表1-11所示感染性脑炎的原因。

化脓性脑脓肿是一种不常见的（但很严重的）感染性癫痫的病因。化脓灶大小面积不等，从显微镜下的炎性细胞病灶至很大的大脑半球囊性坏死区（存在明显的治疗效应）。现代成像技术极大改善了脑脓肿的存活率和管理，但急性脑脓肿的死亡率仍有5%～10%。在美国，据估计，入院患者每年的脑脓肿发生率为1/万，脓肿手术约占所有神经手术的0.7%。大脑脓肿可发生在任何年龄，但在青年期最常见。出现脓肿会伴有接触传染性化脓疾病过程（通常为中耳炎、鼻窦炎或乳突炎；50%），由于远端病灶的血源性扩散（25%）、作为颅内手术的一个并发症（15%）、由于外伤（10%）所致。与中耳感染有关的大脑脓肿最常见，通常是孤立性的，脓肿出现在身体同侧颞叶的下部。在成人中，大脑脓肿是细菌性脑膜炎的一种罕见并发症；但是，在婴儿中更为常见，尤其是患有革兰阴性细菌性脑膜炎的婴儿。机体远端部分出现血源性转移扩散常会导致脑脓肿。最常见的起源部位是化脓性肺部感染，如肺脓肿、支气管扩张、胸腔积脓、囊性纤维化或急性心内膜炎等。其他可能的原发病灶包括骨髓炎、伤口和皮肤感染、支气管炎、盆腔感染和其他形式的腹腔内败血症。因血液传播感染所致的脑脓肿最可能发生在大脑的中央区域和灰白质结合部，且常为多灶性的。脑脓肿会使大约3%～15%的穿透性颅脑损伤变得更复杂，尤其是那些因射击伤导致的颅脑损伤。

根据所涉及的发病机制，导致脑脓肿的细菌种类各不相同。通常分离到的微生物是链球菌，包括需氧的、厌氧的和微量需氧菌种。肺炎链球菌是较为罕见的脑脓肿病因，在老年患者中，CSF性鼻溢和肺炎球菌性肺炎通常会掩蔽该后果。20%～40%的病例会分离出肠道细菌和拟杆菌，并通常以混合培养物的形式被分离出来。厌氧菌已逐渐变成重要的致病菌，在许多病例中，通常可分离出不止一种细菌。革兰阴性杆菌很少单独出现。葡萄球菌性脓肿病例占比为10%～15%，通常由穿透性脑损伤或心内膜炎后继发的菌血症所引起。创伤后最容易发生梭菌感染。脑脓肿的致病因子为放线菌或诺卡菌的情况很少见。

现代成像技术极大方便了脑脓肿的诊断，现在多数病例都能很快被确诊。手术切除是一种治疗选项。死亡率约为10%。脑脓肿后出现永久性神经功能缺陷的患者可高达50%。30%和80%的病例会发生迟发性癫痫，但有时会在急性感染后数年才发生。所有术前有癫痫发作的患者可能会在术后继续发生癫痫发作，急性感染后数年风险仍然很高。发生额叶脓肿后，更可能发生癫痫。脑脓肿后出现的癫痫难以控制。抗癫痫药物治疗可遵循常规治疗原则，但在几种情况下，可考虑切除脓腔。额叶脓肿后，胼胝体切断术对几种继发性泛发型癫痫有疗效。考虑到出现癫痫发作的可能性很高，因此，所有有小脑幕上脑脓肿的患者应常规性地给予预防性的抗癫痫药物，至少持续1～2年。如在此阶段并未发生癫痫发作，则可撤出药物，但只能在EEG显示没有致癫痫的脑电波行为时，才能撤出药物。

结核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人口迁移增加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扩散，工业化国家的发病率也在增加。最常见形式的结核是肺部感染，颅脑结核（结核性脓肿）的发病率已经下降，尤其是在西方国家，这主要得益于BCG免疫接种计划的实施。在20世纪早期，脑结核大约占所有占位病变的1/3。整个世纪的发病率剧烈下降，尽管最近该病的发病率又开始上升，例如印度，脑结核大约占到所有大脑实质性病变的3%，在HIV感染患者中，占到所有大脑病变的13%。颅内脑结核的诊断依赖于神经影像。在检查颅内脑结核方面，CT扫描和MRI检查具有相同的敏感性，在揭示病变的范围和成熟度方面，MRI较优。在增强型CT扫描中存在有一个“目标病变”被视为是脑结核的特征，尽管大脑弓形虫病也可能产生这种症状。

脑结核尤其会伴发癫痫，癫痫的治疗方法可遵循常规治疗途径。在过去，手术切除脑结核是常用的手术，但现在，开始时采用保守性治疗方法的情况日益增多。如诊断不确定和存在较大的、有症状的实质性病灶导致中线漂移以及重度颅内高压的情况下，则在疾病起始阶段仍适用于手术疗法。在仅仅表现出癫痫的患者中，现在通常使用抗结核药和抗癫痫药物进行治疗（同时短期合并使用类固醇药物），并推迟进行手术。当启动药物治疗时，同时通过组织活检但并未确诊疾病，则应当仔细监控患者，同时，如治疗8周后，脑实质的大小并未减少，则应考虑重新进行组织活检。通过早期诊断并权衡合并进行手术和药物治疗，目前脑结核可能被治愈。

世界范围内，脑囊尾蚴病（NCC）又称脑囊虫病，是最常见的寄生虫性中枢神经系统（CNS）疾病，在疫区是导致癫痫的重大病因。癫痫是最常见的临床表现，通常是NCC的示病特征。该病是一种蠕虫病，由猪肉有钩绦虫——处于有孢囊的幼虫期猪囊尾蚴引起。在第一阶段，人类（限定性）宿主摄入了未煮熟的病猪肉（其中含有具活力的囊尾蚴幼虫），从这一阶段开始，囊尾蚴的头节（头）进入肠道，并附着在小肠黏膜上。经过3个月，绦虫发育成熟，长度为2～7m。含有受精卵的妊娠节段被释放入粪便，在猪（中间宿主）小肠内，卵孵化并被激活，在CNS和横纹肌中发育。人类通过摄入感染组织而变成中间宿主，并在人类的CNS、皮肤和肌肉中完成其生活史。囊尾蚴包囊通常可潜伏数年，人类表现出的症状通常与幼虫死亡和因为释放出幼虫抗原而导致的肠道炎症反应相一致。孤立性大脑囊尾蚴包囊病变是常见的表现形式，但病灶通常有多个（图1-7、图1-8）。随着时间的推移，包囊逐渐收缩，然后钙化或彻底消失。癫痫发作是最常见的症状，并在包囊退化或包围住慢性钙化灶时发生。在葡萄状的NCC中，包囊可阻碍CSF传导电流，并伴有质量效应、脑积水或脑基底蛛网膜炎（这些病例的治疗不同于简单表现为癫痫的病例，不属本书讨论的范畴）。

可通过影像技术和血清学试验进行诊断。CSF和EEG的特异性很差。计算机断层扫描（CT）对显示钙化的不活动病灶特别有用，MRI优先用于显示蛛网膜下或脑室内的包囊和显示包囊周围的炎症。在某个时间点，包囊可能是一个或多个，并处于不同的病理阶段。已经提出了一种与寄生虫生活力相对应的分类系统，可分为有活力型、过渡型和无活力型。在有活力阶段，CT表现为圆形、低密度区域，或MRI检查时可能存在CSF-样信号。“繁星之夜”效应——存在NCC的特征性病变，即多个偏心的、贴壁的结节，尽管在弓形虫感染中也可能见到这种情况。过渡阶段是因为包囊退化导致的。这一阶段在CT扫描时会显示为一个弥散性的低密度区域，边缘不规则，对比度增强。在T ₂加权的MRI检查时，这些区域通常显示为高信号区域。

最后，当包囊死亡时，在质子加权的MRI检查时，病灶有可能消失，也可能变成低密度的不活动钙化结节，或在CT扫描检查时，显示为均质性的高密度区域。已经证实，标准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诊断技术的有用性低于预期，因为存在很高的假阳性和假阴性率。对CFS或血清进行一种更新式的酶联免疫—电转移杂交（EITB）试验在多个猪囊尾蚴虫病中似乎有更高的敏感性（98%）和特异性（100%）。该法优于ELISA，因为该方法有能力检出多达7种猪囊虫特异的糖蛋白。该方法看起来像蛋白转印杂交试验，因此非特异性条带可被忽略，由此排除了交叉反应性。

最近，已经设计出了一种抗原检测（“捕捉”）试验，该试验特异性针对CSF中有活力的后绦幼虫。迄今为止，已证明，这可能是最可靠的检测方法，可用于流行病学研究中检测活动性NCC病例。血清学是检测暴露情况的敏感方法，但在疫区，这里的群体暴露率很高，血清学试验为阳性的任何个体并不必然预示着脑囊虫病是导致症状的原因。

主要应与脑结核进行鉴别诊断，但是影像存在差异。典型情况下，脑囊虫病的病灶边界清楚、散在分布、大小低于20mm、位于浅表；影像增强的情况相对很少，可能有可见的头节和较少的病灶周围水肿，仅偶尔导致中线漂移。多个包囊看起来就像“繁星之夜”。

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使用抗癫痫药物控制癫痫发作。由单个包囊导致的癫痫发作通常容易控制。使用抗囊虫病药物并不是一个通用政策，尤其是在只有单个病灶的情况下，因为在影像上显示出的增强的囊状虫体显然正在死去，并将自动缓解。通常多病灶可用抗寄生虫药物治疗，尽管在存在脑水肿时，禁止使用这些药物。必要时，在疫区可使用两种抗囊虫病药物进行联合治疗——阿苯达唑和吡喹酮，尽管不存在为确定其特殊适应证、剂量限制和治疗周期而开展的对照试验。如要使用抗囊虫病药物，则需要联合给予类固醇药物，以防止颅内压突然升高和症状恶化。手术组织活检在诊断中的作用将在后面讨论。

脑裂头蚴病（cerebral sparganosis）是一种罕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寄生虫病，即假叶日裂头科迭宫属的曼氏迭宫绦虫（ Spimmetra marlsioni）中蚴期幼虫——裂头蚴（sparganum）感染引起。本草纲目（1596年李时珍）脚疮敷蛙肉出小虫。Manson（1882，厦门市）尸检首次报道裂头蚴在人体寄生。Takeuchi于1918年报道首例裂头蚴人脑内寄生病例。国内有25个省市先后有报道，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如广东、福建、广西、浙江等地较多。国外在泰国、韩国、日本有少量报道。裂头蚴大小约（7～30）cm×（0.2～0.7）cm，白色、头端稍大，中央有一明显凹陷，体不分节，但具有横皱褶，后端多呈钝圆形，活时伸缩能力很强，能在脑内蠕动，游走。

（1）使用生蛙肉或蛇肉局部贴敷伤口或患处而获感染。民间传说用青蛙肉和蛇肉贴敷眼、颌面、会阴等处的伤口或脓肿，有清凉解毒的作用。若蛙肉或蛇肉中染有裂头蚴，裂头蚴就会从贴敷处的皮肤、黏膜、伤口侵入人体。

（2）食入含有裂头蚴的生或未熟的蛙肉、蛇肉、鸡肉、猪肉等而获感染。民间有用生吞活蛙或生蝌蚪治疗疥肿、疼痛、皮肤过敏的，感染机会更大。食入人体的裂头蚴或在肠道内发育为成虫，或穿过肠壁进入腹腔，移行至全身其他部位寄生。

（3）误食含有原尾蚴的剑水蚤而获感染。饮用生水或湖塘水，使含有原尾蚴的剑水蚤有机会进入人体。原尾蚴也可直接从皮肤或眼结膜侵入人体。

裂头蚴进入大脑的途径尚不清楚，推测为以下两种途径（图1-9）：

1）口→消化道→腹腔→胸腔、纵隔→颈部经神经血管周围间隙向上移行通过→枕大孔、破裂孔或颈静脉孔→颅内。

2）口→消化道→胸壁血管→血液循环→脑部血管末梢定居发育。

脑裂头蚴病的临床表现：可侵犯脑的各种部位，依据其侵犯的部位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症状。依寄生部位不同，可有阵发性头痛、癫痫发作、抽搐、偏瘫、肢体麻木、昏迷、喷射性呕吐、视物不清等症状。脊髓和椎管内裂头蚴病更为少见，可表现为肢体麻木、下肢轻瘫等症状。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自2001年1月至2016年4月临床病例79例。男性47例、女性32例、比例1.5∶1。手术切除50例、未手术29例。虫体长度1.5～21cm、平均10.21cm。首发症状：癫痫68例（86%）、轻偏瘫33例、头痛26例、语言障碍15例、感觉异常9例、视力影响9例。侵犯部位：枕叶4例、颞枕叶2例、内囊1例、颞叶2例、顶叶8例、额叶9例、顶枕叶3例、额顶叶5例、中央区5例、三角区1例、颞岛叶1例、基底节丘脑1例、脑干1例、小脑1例、三角区1例、额颞顶叶1例、多发6例、尾状核1例、侧脑室旁1例。

脑裂头蚴病的诊断较为困难，其所致的肉芽肿难以和各种脑瘤如脑膜瘤、胶质瘤的症状相区别，CT、MRI及免疫学检查有助于鉴别（图1-10）。

脑裂头蚴病影像学三主征：

（1）绳结征或串珠样改变；

（2）隧道征；

（3）游走性。

成虫感染可用南瓜子50g和槟榔30g（水煎服）治疗，也可用氯硝柳胺（灭绦灵），成人2g/d，儿童体重为11～34kg者1g/d，>34kg者1.5g/d，）、硫氯酚（3g顿服）、吡喹酮（15～25mg/kg，顿服）等治疗。

脑裂头蚴病最主要的治疗手段是手术摘除（图1-11）。手术时应摘除完整的虫体，以防因虫体头节断裂遗留而继续生长造成的复发。伴有癫痫发作的患者除了上述治疗外，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使用抗癫痫药物控制癫痫发作。

总之，脑裂头蚴是一种较为罕见的颅内寄生虫感染。颅内游走性是其生物学特征。诊断较为困难，主要依靠病史、影像学特征及血清学检查。非功能区病灶以手术切除为主、术中判断寄生区域的新鲜肉芽肿及头节的取出尤为重要。重要功能区域的病灶以药物治疗及临床观察，如其游走到非功能区域则要把握好手术时机。

脑外伤是发生癫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不同的研究中，遭受创伤的频率估算值和遭受创伤后发生癫痫的风险的估算值变化很大，出现这样的结果部分缘于诊断和管理中使用了不同的定义和变化。下面给出的数字是根据现代方法得出的最佳估算值。习惯上将其分为开放性脑外伤（这种情况下脑膜受到了破坏）和封闭性脑外伤（这种情况下脑膜未受到破坏）。传统上，将遭受创伤后的癫痫发作分为即发型、早期型和晚期型三种类别。即发型癫痫发作的定义为：在遭受创伤后前12小时内出现的癫痫发作，早期型癫痫发作是遭受创伤后第一周内出现的癫痫发作，晚期型癫痫发作是遭受创伤后第一周以后发生的癫痫发作。

在大众的实际生活中，最常见的是封闭性头部创伤，通常因交通事故、跌倒或娱乐时遭受的创伤所致，按照不同的系列，这种情况在所有癫痫病例中的占比介于2%～12%之间。据估计，美国每年因创伤大脑遭到损伤的发生率高达825/10万（如包括轻微伤），约有100/10万～200/10万的病例被收治住院。在收治住院的病例中，遭受封闭性大脑创伤后早期癫痫发作的发生率约为2%～6%，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发生率较高。早期癫痫发作表明损伤更为严重，但通常并未发现这是晚期癫痫发作风险的独立预测因子。在因封闭性脑外伤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中，大约5%的患者（估算的范围在2%～25%之间）随后会发生癫痫（遭受创伤后晚期癫痫发作）。

轻度头部创伤的定义为：没有颅骨骨折且遭受创伤后失忆时间不超过30分钟的头部创伤，在多数研究中，癫痫风险不会显著增高。中度头部创伤的定义为：因颅骨骨折而变得复杂的头部创伤或创伤后失忆时间超过30分钟，随后发生癫痫（占病例的4%）的头部创伤。重度头部创伤的定义为：遭受创伤后失忆时间超过24小时、有颅内出血或脑挫伤、随后出现癫痫的头部创伤，在多数研究中，患者的发生率约为10%～15%。在所有被收治住院的头部创伤病例中，归类为重度的病例不足10%，超过70%的病例为轻度。在第一年内，发生癫痫的风险最高，发生癫痫的高峰期是在遭受创伤后4～8个月之间，并在下一年内逐渐下降。10年后，仅重度损伤仍会表现为癫痫发作风险增高。在一项大样本研究中，遭受轻度创伤后第一年的癫痫发病率<1%（但为群体风险的3倍），遭受中度创伤后第一年的癫痫发病率为<1%（但为群体风险的7倍），遭受重度创伤后第一年的癫痫发病率为6%（但为群体风险的100倍）。对于轻度创伤而言，其30年癫痫发作的累积发生率为2.1%，而中度创伤的累积发生率为4.2%，重度创伤的累积发生率为16.7%。与轻度头部创伤后的风险值相比，重度创伤后的癫痫发作风险在第一年内高30倍，在第5年时高8倍。

遭受开放性头部损伤后，创伤后癫痫的发生率会高很多。在贯穿性武器伤中尤其如此，大约30%～50%的患者后来会发生癫痫。总体上看，如存在早期癫痫发作，则晚期癫痫的风险约为25%，与之相比，没有早期癫痫发作的患者的晚期癫痫风险为3%。遭受开放性头部损伤后，如脑损伤范围很大并累及大脑的额区或颞区，则发生癫痫的风险最大。大约50%～60%的患者在遭受创伤后12个月内首次出现（晚期）癫痫发作，大部分病例在遭受创伤后4～8个月内，85%的病例在遭受创伤后2年内发病。

已经对遭受创伤后各种情况下的癫痫风险进行了计算。在存在脑膜破损的情况下（以压迫性骨折为例），已发现遭受创伤后颅内出血和长时间失忆（≥24小时）会一致性地明显增高后续癫痫的风险。在一项病例系列研究中发现，如存在压迫性颅骨骨折，则第2年癫痫发作的风险为27%，如存在硬膜下血肿，则第2年癫痫发作的风险为24%（如严重程度达到了需要进行手术清除的程度，则风险为44%），如存在颅内血肿，则第2年癫痫发作风险为23%，如存在长时间创伤后失忆，则第2年癫痫发作风险为12%，计算了单因素和多因素导致的风险。单独发生颅内血肿的晚期癫痫风险为35%，单独发生压迫性骨折的晚期癫痫风险为17%。如合并三种因素，则创伤后癫痫风险超过50%。相反，如不存在压迫性骨折、颅内血肿或早期癫痫发作，则晚期癫痫风险低于2%，即使遭受创伤后失忆超过24小时，也是这样。在某些研究中发现的、仅增高晚期癫痫发作发生率的其他因素包括，出现过早期癫痫发作、长时间昏迷、未发生致使脑膜破损的压迫性骨折和遭受创伤时有无反应的瞳孔。

遭受创伤后癫痫的病理生理学很复杂且是多因素的。大脑组织遭受的动能产生压力波，可损伤组织，并导致其产生组织病理学病变，包括神经胶质细胞增生、轴索收缩球、Wallerian退化、神经性瘢痕和白质囊性病变。此外，血红蛋白释放的离子产生的自由基，可损伤细胞膜，并参与了创伤后癫痫的发生机制。同时也发现，离子和其他化合物可促进细胞内钙离子振动。头部遭受创伤后的海马损伤也很常见（在一个病例系列研究中超过80%），这可能是抑制性齿状门神经细胞死亡后继发的兴奋性增高所致。遭受创伤后，这种过度兴奋可持续数月，并会重建兴奋通路，例如苔状神经纤维萌芽生长。

遭受创伤后出现的癫痫很难治疗，在一项病例系列研究中，遭受开放性头部创伤后，53%的患者在遭受创伤后15年仍有活动性癫痫。在有癫痫家族史的患者中，癫痫风险增高，这确证了癫痫通常具有多因素性质的观点。

抗癫痫药物治疗可降低早期癫痫发作的风险。但是，有关头部创伤后长期使用预防性抗癫痫药物治疗所起的作用尚有争议。早期回顾性报告表明，这种预防性的治疗方法降低了后续癫痫的发生率，尽管后续大规模前瞻性研究均未显示对晚期癫痫发作有任何保护作用。不过，目前在遭受重度头部创伤后通常会开具抗癫痫药物，给药时间持续6个月或更长。

典型情况下，在遭受头部创伤和出现晚期癫痫之间有一段潜伏期，通常为几个月，但是有时时间更长。推测认为，在这段时间内，出现了癫痫发生过程，因此，使用神经保护性介入措施来抑制或消除这些过程的可能性很明确。这是一个重点研究领域，但目前还没有特殊的有效治疗方法。曾经已进行过抗氧化剂、抗过氧化物、类固醇和螯合剂治疗试验，但发现都没有任何保护作用。

神经外科手术后发生的癫痫：

神经外科手术实际上也是一种脑外伤形式，因此手术会导致癫痫这一点并不意外。很显然，有必要限制这种风险，因为会影响手术的适应证，这是术前会诊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较年轻、有早期术前癫痫发作和重度神经缺陷的患者中，发生术后晚期癫痫发作的风险较大。根据基础性疾病过程的实质、部位和程度不同，癫痫发作的发生率也各不相同。在878名因非外伤性疾病而进行过小脑幕上部神经外科手术的连续患者中进行了一项大型回顾性研究，结果发现，术后癫痫发作的总体发生率为17%。这些患者无既往癫痫病史，随访时间最少为5年。癫痫发作的发生率范围介于4%（在进行过离体定位手术和脑室引流的患者中）至92%（在通过手术治疗过大脑脓肿的患者中）之间。因神经胶质瘤而进行开颅手术的风险为19%，因颅内血肿而进行开颅手术的风险为21%，因切除脑膜瘤而进行开颅手术的风险为22%。如术前出现过癫痫发作，则会极大增高这些风险。在出现过术后癫痫发作的患者中，37%的患者会在术后第1周出现这种情况，77%的患者会在第1年内出现这种情况，92%的患者会在第1年内出现这种情况。如出现了早期癫痫发作（即在第1周内发生的癫痫发作），则41%的患者会出现晚期复发性癫痫发作。

对未破裂动脉瘤进行的研究显示，出现癫痫的总体风险约为14%。中央脑动脉瘤导致癫痫的风险为19%，前交通动脉瘤和后交通动脉瘤带来的风险约为10%。如动脉瘤已经出血，导致了颅内血肿，则癫痫的发生率会高很多，因为，如患者有术前并发症（包括轻偏瘫或脑膜炎），则预示着有脑实质性损伤。脑分流手术后出现癫痫的总体风险约为10%，尽管这要视分流管插入的部位而定。与脑外伤的病例一样，神经外科手术后的癫痫风险在术后第一年内最大，尽管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大约25%）会在术后第二年才首次出现癫痫发作。

有关神经外科手术后是否值得使用预防性抗痉挛药物颇有争议。尽管该领域内的所有研究都欢迎批评指正，但最好的研究似乎显示没有效果。需要进行更为确证性的研究，但目前，在进行了小脑幕上神经大手术后，通常会给患者开具抗痉挛药物，持续给药数月，然后逐渐撤药，除非出现癫痫发作。

在所有新确诊的癫痫中，大脑肿瘤导致的癫痫大约占6%。在成人中的发病率最高，在新出现局部癫痫的成人中，约有1/4患有基础性肿瘤，与之相比，儿童出现这种情况的比例不足5%。在所有脑瘤患者中，癫痫的发生率约为50%。如肿瘤位于额区、中央区和颞区，则癫痫的发病率很高，如肿瘤位于后部皮质区，则癫痫的发生率较低，如肿瘤位于皮质下，则癫痫的发生率很低。

神经胶质瘤是可导致癫痫的最常见大脑肿瘤（图1-12）。生长缓慢、低级别、分化良好的神经胶质瘤最容易导致癫痫病变。在蒙特利尔病例系列研究中，有230名神经胶质瘤患者，少突神经胶质瘤患者的癫痫发作发生率为92%，星形神经胶质细胞瘤患者的癫痫发作发生率为70%，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癫痫发作发生率为37%。总体上，生长缓慢的肿瘤或良性肿瘤约占所有成人癫痫的10%，儿童中这一比例较低。癫痫病史通常会延续数十年，有时甚至从婴儿期开始。在慢性难治性肿瘤性癫痫中，少突神经胶质瘤的占比在10%～30%之间，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肿瘤（DNETs或DNTs）的占比在10%～30%之间，星形神经胶质细胞瘤的占比在10%～30%之间，神经节胶质细胞瘤的占比在10%～20%之间，错构瘤的占比在10%～20%之间。这些肿瘤有时会伴发海马硬化，尤其是当肿瘤位于颞叶时。肿瘤组织中，不会产生癫痫性放电（例外情况在DNET中列出——见下文），但在周围组织中会产生癫痫性放电，这预示可进行手术治疗。脑肿瘤患者的癫痫发病机制包括，周围大脑皮质的血管形成受损、神经细胞的形态发生变化、兴奋性和抑制性突触机制发生变化以及遗传易感性。

这些肿瘤是由瘤性神经胶质细胞和神经细胞类型组成的混合瘤，在通过颞叶切除术摘除的新生瘤中，其占比超过10%。在神经节神经胶质瘤患者中，80%～90%的患者表现出的主要症状是癫痫发作，该症状可在任何年龄出现。典型情况下，这些肿瘤位于额叶或颞叶，如肿瘤可被切除，则癫痫发作的控制效果良好。

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肿瘤是最近才与其他形式的“良性胶质瘤”区分开的病理性组织。它们实际上是导致“肿瘤性癫痫”的相对常见的原因，占颞叶中切除的肿瘤的10%～30%。DNETs在起源上是发育性的，该肿瘤可与其他形式的皮质发育不良（包括局部皮质发育不良、异位和微小发育不全）共存。该肿瘤的最常见发生部位是颞叶（2/3），但也可发生在任何皮质区。它们属于良性肿瘤，仅有轻微的生长嗜性，通常，癫痫是其仅有的临床症状。癫痫可见于儿童或成人，癫痫发作本质上通常是局部性的，其严重程度变化很大。手术切除仅适用于癫痫发作无法控制的病例，以确保所涉及的风险最小。手术切除（或甚至是部分切除）通常可控制癫痫发作。

这些良性肿瘤占到通过颞叶切除术摘除的所有肿瘤的15%～20%；这些肿瘤在儿童中更为常见。其病理学特征包括，神经胶质细胞和神经要素增生，该肿瘤可伴发其他类型的皮质发育不良。事实上，皮质发育不良、错构瘤和相对无痛的新生瘤（如DNET等）之间的差别可能被混淆。结节性硬化症中的经典临床病理学特征是脑室周围神经胶质结节或室管膜下结节。在组织学上，这些病变是错构瘤，并包含神经胶质细胞增生性病灶，其中包含神经胶质细胞和神经细胞。手术切除孤立性错构瘤通常有效。但是，在结节性硬化症中，每个结节通常仅是更为广泛的癫痫发生过程的一部分，仅有很少的可手术切除的癫痫发作病灶位于单个皮质结节上。

下丘脑错构瘤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错构瘤（图1-13）。这些是良性肿瘤，通常很小，有时仅限于结节环路部位。这些肿瘤见于青少年儿童，并表现出特征明显的发笑性癫痫、学习障碍、行为障碍，并在后期表现出性早熟。可通过MRI扫描进行诊断，但是病变可能很难发现，尤其是当病灶很小、没有质量效应、等密度线位于T ₁和T ₂序列上时。

发笑性癫痫发作是第三脑室底部肿瘤（尤其是下丘脑错构瘤）的高度特征性症状（尽管该症状在颞叶癫痫中偶有发生）。大多数病例的癫痫发作始于3岁前，并且通常会很频繁。症状发作简短，其表现形式通常为突然大笑，并伴发其他不同的运动特征（阵挛性动作、头部和眼睛歪斜）。笑声“忧郁”，不会伴有任何快乐或高兴的情感，发生这种症状并不是因为幽默笑话所引起。合并发生重度发笑性癫痫、性早熟和智力缺陷可导致完全残疾。癫痫发作通常对常规药物治疗无反应，但手术切除肿瘤很有效，预期有50%的病例癫痫发作可完全缓解。

在20%～50%的病例中，癫痫是脑膜瘤的首要症状。位于凸面上、镰形内突或矢状面区域内的脑膜瘤（图1-14）尤其可能导致癫痫。是否存在癫痫与肿瘤的组织学类型之间没有相关性。预期大约在30%～60%的手术病例中，癫痫发作可通过手术切除加以控制。

癫痫可涉及所有形式的脑血管病。在老年人中，卒中是最容易发现的癫痫病因，隐性卒中也解释了为什么老年人会发生似乎是原因不明的癫痫。已发现卒中病史与生存期癫痫发生率增高有关［优势比（OR）3.3，95%CI 1.3～8.5］。在其他的血管性决定因素中，仅高血压病史与发生无端癫痫发作有关（OR 1.6，95%CI 1.0～2.4）。在有卒中和高血压病史的受试者中，无端癫痫发作的风险增高至4.1（95%CI 1.5～11.0）。

各个案例系列研究报告的、因颅内出血导致的慢性癫痫风险变化极大，但其风险范围通常在5%～10%之间。早期癫痫（在第一周内发生的癫痫）的发生率很高，有些案例系列研究报告的发生率高达30%，同时癫痫持续状态的发生率约为10%。早期癫痫发作并不必然会导致慢性癫痫，尽管其会使长期风险增高，在有早期癫痫发作的患者中，大约1/3的患者有可能会继续出现癫痫。在大出血和涉及大脑皮质的出血后，通常会发生癫痫，深部出血发生癫痫的情况不太常见，小脑幕下出血后，很少会发生癫痫。癫痫几乎总是出现在出血后2年内。蛛网膜下出血后发生癫痫发作的风险在20%～34%之间，在蛛网膜下出血的幸存者中，有早期癫痫发作、大脑内血肿或其他持续性神经功能后遗症的患者发生慢性癫痫的风险最高（图1-15）。

发生脑梗死后，约有6%的患者会在卒中后12个月内发生癫痫，约有11%的患者会在卒中后5年内发生癫痫。如脑梗死发生在大脑半球前区并累及皮质，则癫痫更为常见（图1-16）。已发现，发生脑梗死后，标准化的死亡率（SMR）为5.9%（95%CI 3.5～9.4），在第一年内发生癫痫发作的风险最高，如有复发性卒中病史，则发生癫痫发作的风险较高。年龄与癫痫发作风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发病高峰年龄低于55岁。在多变量分析中，发现只有早期癫痫发作和复发性卒中才是可预测脑梗死后是否会发生癫痫的临床因素。

癫痫也可涉及隐性脑血管疾病。在进行CT扫描检查时，与年龄匹配的对照相比，有迟发性癫痫的患者更有可能会出现无症状的局部缺血病灶，通过该基于CT的研究估计，在50岁后出现的癫痫中，约有一半的癫痫具有明显的或隐藏的基础性脑血管疾病。迟发性癫痫是脑血管疾病的首要表现。伴有卒中的患者，5%～10%的患者具有不久前发生过癫痫性癫痫发作这样一个既往病史，在缺乏其他原因的新发癫痫发作中，应立即筛查血管风险因素。

动静脉瓣畸形（AVM）是种花序状的动静脉管道网路，直接进行沟通，而不是通过毛细血管床进行沟通。17%～36%的小脑幕下AVM伴有癫痫发作，有或没有相关的神经功能缺陷，40%～50% 的小脑幕下AVMs伴有出血，与大的AVMs相比，较小的AVMs（直径<3cm）更有可能伴发出血。相反，当AVMs位于颞叶时，大的和/或浅表性的畸形更可能产生癫痫。大约40%的AVMs患者患有癫痫，大约20%的患者表现出的临床症状是癫痫。不论最初的表现如何，有大脑AVMs的患者有很大比例将在诊断后出现癫痫。确诊时患者越年轻，癫痫发作的风险似乎越高。在一项研究中，在年龄处于10～19岁之间的患者中，20岁末发生癫痫的风险为44%。对于年龄在20～29岁之间的患者，该风险降低至31%，对于年龄在30～60岁之间的患者，该风险降低至6%。AVM的年度出血风险在2%～4%之间，不管该畸形是否伴有出血，平均年死亡率约为1%。风险视AVM的大小、生长情况、进出血管的类型和解剖结构而定。动静脉瓣畸形也会显示出高度特征性的MRI外观，T ₂加权影像上的高信号通常伴有一个凹槽样的结构，信号密度降低区域代表着该区域以前有病灶内出血（图1-17）。为预防出血（而非为控制癫痫），通常会对大病灶实施切除手术和放疗手术。但是，全部切除小的AVMs通常可控制癫痫发作。

海绵状血管瘤（图1-18）是边界明显的错构性病变，包含有不规则壁的正弦型血管通道，位于大脑内，但没有深入神经组织，具有大的供血动脉血管或引流静脉血管。在病理学上，它们含有位于表皮下的、充满了血液且被胶原基质和成纤维细胞包围的“空腔”。它们有可能会出血、钙化或形成血栓，50%的病例为多重性的。它们占整个CNS血管畸形的5%～13%，在尸检系列研究中，有0.02%～0.13%的病例存在这种病变。其中的大多数病变出现在生命期的第三个和第四个10年，但20%～30%的病变出现在儿童早期或成年早期。海绵状血管瘤的大小和数量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尤其是在通过遗传学确定的病例以及大脑照射后出现了海绵状血管瘤的病例中。但是，在多数病例中，尚不清楚出现新的病灶或现有病灶生长情况的影响因素。至少有15%～20%的患者在其整个存活期内没有症状。患者可伴有癫痫发作（40%～70%）、局部神经功能缺陷（35%～50%）、非特异性头痛（10%～30%）和脑出血。典型情况下，本质上是局部癫痫发作，形式上不常发生且症状轻微。海绵状血管畸形可因脑血管意外而死亡，但因为其具有低流量特征，因此与AVMs导致的出血相比，因海绵状血管瘤导致的出血通常严重程度较低。偶有报告有肾脏、皮肤和肝脏病变，推测是遗传因素导致的。在10%～30%的海绵状血管瘤中，可发现有家族性病例组，已发现家族性病例在3个不同的基因位点上有基因连锁：CCM1、CCM2和CCM3基因。40%的病例是由于CCM1基因导致的，在西班牙裔个体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可通过遗传学试验进行检测。

该病变通常在进行CT或MRI检查时被诊断出，而脑血管造影术通常显示没有异常。典型的CT表现是那些边界明显的高密度区域，具有中等程度的增强和可变的质量效应。CT也可显示既往的出血、钙化、水肿或与病变有关的囊肿区域。MRI是最敏感的检查方法。在T ₂加权的影像上，海绵状血管瘤的典型表现为网状核的典型表现，具有混合信号，代表多种退化状态（被低密度的铁黄素光环所包围）中的血液。T ₁影像显示有相似的模式，但其敏感性较低。某些区域有轻微的对比增强。

海绵状血管瘤伴发癫痫发作的可能性是其他血管病变（如AVMs，或有相似大小和位置的肿瘤）的两倍，癫痫发作可能是因为病灶周围在渗漏和小的出血过程中沉积有血液分解产物（特别是铁离子）而导致的。每年因海绵状血管瘤导致出血的风险级别为0.5%～2%。

医学治疗遵循常规治疗途径，通过相对简单的抗癫痫药物治疗，通常可以控制癫痫发作。对于有大病灶的患者，特别是有浅表性、易于进入皮质的病变的患者，手术切除很有用。聚焦波束照射是一种替代性疗法。

静脉畸形是先天异常的正常静脉回流。它们是在血管成像或尸检时最常记录到的颅内血管畸形，其发病率高达3%。它们可伴发海绵状静脉畸形或的AVMs（较为罕见的情况）。在进行MRI检查时，它们表现为一根星形血管或对比度增强的实质组织。典型情况下，在静脉畸形晚期，血管造影术显示有一个海龟头外观。认为这些病变既不会有出血风险，也不会导致癫痫。

癫痫可由原发性的疾病过程导致，也可由继发性的并发症导致，比如，动脉高压、梗死、脉管炎病变、免疫反应和肝、肾衰竭等。癫痫是所有形式的大脑血管炎的一种常见症状，在全身性红斑狼疮（SLE）中，尤其常见。在SLE中，癫痫可为表现症状和仅有的症状，大约25%的病例发生在疾病过程中。在重度或慢性病例以及狼疮诱发的脑病中，癫痫发作尤其常见。在Behçet病、Sjörgren综合征、混合型结缔组织病、Henoch-Schönlein紫癜和其他形式的大的、中等的、或小的血管脉管炎中，也会发生癫痫，有时会因为梗死而发生。

皮质静脉梗死尤其冗余发生癫痫，至少在急性期是这样，并可能成为很大部分涉及其他疾病和妊娠的、明显自发性癫痫性癫痫发作的基础。在发生风湿性心脏病、心内膜炎、二尖瓣垂脱和心律失常后或实施了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继发性的脑血管病变也会伴发癫痫发作。在新生儿癫痫中，梗死也是导致癫痫发作的一个重要原因。癫痫也常见于惊厥、高血压性脑病和恶性高血压，也常见于心脏骤停或心肺手术后的缺氧性脑病。未破裂的动脉瘤偶尔表现为癫痫，尤其是如果肿瘤很大和如果包裹在颞叶中——例如，一个巨大的中央大脑动脉瘤或前部交通动脉瘤。

这是一种罕见的渐进性神经疾病，原因不明，这种疾病可同时存在中度癫痫和渐进性的一侧脑半球萎缩。该病通常始于后儿童期，但也可始于成人和幼儿。在病理学上，存在一侧脑半球萎缩，同时有组织学证据证明存在血管周淋巴细胞渗出、神经元缺失和小神经胶质结节形成。病理学变化明显呈单侧性，凡对侧脑半球出现病变的情况，通常比较轻微。尽管涉及了病毒和免疫学因素，但原因仍不明确。已在活检组织中发现了多种病毒的基因组，包括EB病毒和单纯性疱疹病毒，已发现有IgG、IgA和C3。已报告在某些患者的血清中有Glu-R3抗体。但是，这些异常结果似乎并不会都存在。

在临床上，该病呈高度特征性表现，同时重度癫痫会缓慢发展，伴有渐进性的轻偏瘫和其他单侧性脑半球功能异常症状。该病通常会伴发局部癫痫。可表现为任何形式，且是渐进性的，难以控制。发生局部癫痫持续状态是高度特征性的。也会发生继发性泛发型癫痫发作。随着癫痫逐渐恶化，患者可出现缓慢进展的轻偏瘫，可进展数月或数年。出现单侧性认知功能紊乱和其他的神经症状，如失语症等（如累及优势性大脑半球）。50%的病例最终会出现偏盲。常见有神经精神功能紊乱。MRI显示有渐进性的皮质萎缩，典型情况下，始于大脑侧裂附近，并逐渐扩展至整个脑半球。也会出现碎片状白质高信号，主要涉及一侧脑半球，有时也会涉及对侧小脑。尽管CSF可能显示有少克隆带，但通常正常。EEG表明，累及的大脑半球中主要是（但不一定只是）多灶性癫痫样放电。

癫痫治疗困难，常规治疗方法通常无效，尤其是对有局部运动性癫痫发作或局部癫痫持续状态的病例，尽管进行了大量的抗癫痫治疗，但症状仍会持续。给予皮质类固醇、血浆置换疗法和抗病毒药物（更昔洛韦、齐多夫定），有一定的成功率，但通常收效不大。报告的最好结果是应用高剂量的免疫球蛋白静脉输液，且可能需要重复疗程。对于部分病例，建议进行脑半球切除术或大的多叶切除术，可缓解多数手术病例的癫痫。难以评估脑半球切除术及其时间规划，并应当由有经验的医疗单位开展这项工作。经过多年以后，该病倾向于“熄灭”，患者会留下永久性的和严重的单侧脑半球功能紊乱后遗症。

几个临床案例系列研究报告，癫痫和多发性硬化症（MS）之间存在关联。在一项小样本人群研究中，与普通人群相比，MS患者的癫痫风险增加三倍（但没有统计学意义）（SMR 3.0，95%CI 0.6～8.8）。在另一个案例系列研究中，发现MS患者的癫痫累积风险为1.1%（在第5年）、1.8%（10年末）和3.1%（15年末）。发生MS后至发生癫痫之间的平均间隔时间约为7年。在MS患者中，更为频繁地报告有抽搐性癫痫持续状态。如是大的病灶和靠近皮质的病灶，则更有可能发生癫痫，偶然情况下，MS会伴发急性脑实质病变和癫痫发作。尽管在某些患者中，癫痫可在MS之前几年或数十年发生，但尚没有证据证明，症状开始前会因为MS而使癫痫风险增高。

急性散播性脑脊髓炎（ADEM）是一种全身感染后通过免疫作用介导的急性炎性脱髓鞘病。癫痫是急性发作的一个特征，其发生频率通常比MS急性发作高很多。ADEM可发生在多种不同病毒（特别是麻疹病毒、流行性腮腺炎病毒、风疹病毒、水痘病毒、HIV、甲型和乙型肝炎病毒、EB病毒、CMV）或其他感染性因子（特别是支原体、链球菌、伯道疏螺旋体、弯曲杆菌、衣原体、细螺旋体、军团菌）感染之后。麻疹病毒感染后的发生率约为1/1000；水痘病毒感染后的发生率约为1/10 000；风疹病毒感染后的发生率约为1/20 000。

癫痫是许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炎性疾病和免疫疾病的一种并发症。癫痫发作的发病机制可由免疫过程的直接影响所致（例如Rasmussen脑炎），或由血管病和脑梗死的间接影响所致（例如脑血管炎）。许多情况下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

脱髓鞘性疾病：多发性硬化患者癫痫的发生率大约是普通人群的3倍。一项研究发现：多发性硬化患者癫痫的发生率是渐增的，5年发生率是1.1%，10年发生率是1.8%，15年是3.1%。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是一种急性炎性脱髓鞘，可于系统性感染后发生，为免疫介导的疾病。癫痫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急性发作的特征。癫痫在该病中的急性发作期较在多发性硬化急性发作期更常见。

癫痫发作是炎性肠道疾病（溃疡性结肠炎和Crohn病）的最常见并发症，在一项案例系列研究中，所有病例的发生率为6%。癫痫可能是脱水或败血症的一个直接影响，或是由其间接导致的。在Whipple病患者中，神经性并发症的发生率约为10%，该病表现为神经症状的患者占5%。在一项神经症状病例系列研究中，肌阵挛的发生率为25%，癫痫发作的发生率为23%。约有10%的脂泻病患者有神经症状，癫痫可伴发几种相当明显的神经表现。与枕骨钙化有关的癫痫可表现出脂泻病的症状。癫痫、肌阵挛和小脑共济失调或脊髓—小脑退化以及痴呆（有时）是另一种特征性的神经症状。脂泻病也可导致脑血管病。但是，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与普通人群相比，脂泻病中发生癫痫的情况不再常见。

肌阵挛和癫痫发作也是Hashimoto甲状腺炎（一种复发性脑病，伴很高滴度的甲状腺抗体）的一个突出特征。尽管通常不明显，但癫痫也是原发性CNS肉芽肿病（如结节病）特征之一。

附肿瘤性疾病可导致癫痫发作。局部癫痫持续状态（EPC）可作为一种附肿瘤现象而发生。这通常发生在由多种肿瘤（特别是小细胞肺癌和乳腺癌）引起的附肿瘤性“皮质性脑脊髓炎”的情况下。MRI显示有非特异性的T2信号变化。癫痫发作也发生在有附肿瘤性起源的边缘性脑病中—常伴有记忆力丧失、精神病学和行为学改变。

另一种逐渐被认识的边缘性脑病的病因是存在电压门控的钾离子通道抗体。癫痫、记忆紊乱和神经精神改变是主要症状。癫痫的表现形式是轻微的复杂局部癫痫发作，通常会频繁发作且难以治疗。可发生继发性泛发型癫痫发作。可通过测定抗体水平进行诊断，并通过乙酰唑胺和免疫抑制剂进行治疗。

反射性癫痫一词用于描述被特定环境触发因素所诱发的癫痫。反射性癫痫有时再被划分为单纯型和复杂型。单纯型由单纯的感觉刺激诱发（如闪光、惊吓），复杂型由更加复杂的刺激（如特定的音乐）诱发。复杂型者多种多样，且对其综合征的了解没有简单型者那么好。在临床实践中，约5%的患者表现出反射性癫痫的特征。被报道的最常见诱发癫痫的因素包括闪光和其他视觉刺激、惊吓、进食、热水、音乐、阅读和活动。

最常见的反射性癫痫是那些被视觉刺激诱发的癫痫。闪光、强光、运动的视觉图形（如自动扶梯）、闭眼、从暗处移动到强光处、看到特定的物体或颜色，均可诱发癫痫。光敏性癫痫一词应用来描述由光敏性所诱发癫痫的患者，且其光敏性具有确切的脑电图证据。光敏性癫痫应与其他，通常更复杂，明显可由视觉刺激所引发的癫痫相鉴别。这些癫痫没有光敏性的脑电图证据。光敏性（严格定义的）与癫痫密切相关，光敏性在人群中发生率约为1.1/10万，在17～19岁范围约为5.7/10万。大约3%的癫痫患者为光敏性，且有光刺激诱发的癫痫（通常是目睹闪烁或断断续续的光，或阴极射线监视器、强光或重复出现的图案）。多数具有光敏性的患者有IGE综合征，尽管光敏性也发生在由枕区起源（偶尔有其他情况）的局灶性癫痫的患者。

多种类型的代谢和内分泌紊乱可导致癫痫。低钠血症是最常见的引起癫痫的电解质紊乱。当血清钠水平低于115mmol/L时可有典型发作。血钠下降速度是一个重要变量，下降越快，出现癫痫的概率越高。痫性发作也常发生在低钠血症、高钠血症、低镁血症、低钾血症和高钾血症。10%的重症肾衰患者有癫痫，或由代谢紊乱、肾性脑病、透析性脑病引起，或由透析失衡综合征引起。癫痫常发生于肝衰竭。常规肝功能检查可相对正常，肝性脑病可能被忽视。高氨血症有时对肝脏疾病有诊断性意义，且其可以是癫痫的病因。在肝衰竭的患者，尤其是有阿司匹林摄入的儿童，应考虑到Reye综合征的可能。

低血糖是癫痫的重要原因，如果血糖水平低于2.2mmol/L即可发生癫痫。此情况多见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治疗，但也可见于胰岛瘤和奎宁、潘他米丁等药物。非酮性高糖血症常导致癫痫。在高渗情况下，血糖在15～20mmol/L这样的相对低水平即可导致癫痫。非酮性高糖血症中，癫痫可为局灶性，这暗示了脑部病理情况（通常是脑血管疾病）的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不常导致癫痫。

酒精滥用是癫痫的一个重要病因。酗酒可导致急性脑中毒及癫痫。对酒精依赖的人进行酒精戒断会有更高的发生癫痫的风险。癫痫可由酗酒引起的代谢紊乱而导致。由外伤、脑部感染、硬膜下血肿、慢性酒精暴露引起的慢性神经毒性、维生素B ₁缺乏引起的急性Wernicke脑病等导致的脑损伤也可引起癫痫。

多种不同毒物的暴露可诱发癫痫。癫痫的重要病因包括重金属中毒、碳氧血红蛋白浓度水平超过50%的一氧化碳中毒。

尽管对32 812位连续的患者进行前瞻性药物毒性研究发现，癫痫发生率不足1%，但多种药物、毒物和非法合成物可导致急性症状性痫性发作和癫痫。